走向兼具稳定性与韧性的治理

美国学者希尔顿·L. 鲁特及其合作者所著《全球经济的颠覆性变革—复杂经济学的根源、结构与竞合》（以下简称《颠覆性变革》）一书，足以作为近年来兴起的复杂经济学代表性作品。特别是在将社会网络理论用于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及其分殊方面，可谓别开生面又发人深省。

一

《颠覆性变革》一书的序言是复杂经济学创始人，同时在技术经济学和系统科学方面亦有极高造诣的布莱恩·阿瑟所写，言简意赅，概括性极强。如果没有大块时间消化整个著作中关于复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仅读完这篇才三千余字的序，也能给我们理解“复杂经济学何以必要”提供大启发。

作为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效率，而没有关于经济体系架构的理论，或者说，默认的是市场体制作为前提。自一九三二年罗宾斯发表《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到一九四七年萨缪尔森出版《经济分析基础》，新古典经济学越来越数理化，越来越精致化，基本没有关于经济制度的讨论。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化、制度的调整及其适应性以及制度变革与创新等话题，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被新制度经济学所重视。但是，新制度经济学早期的成果，很快被新古典经济学强大的影响力所涵摄，并被其作为宣扬“有效市场”理论的一部分。而新古典经济学的“黑板经济学”趋势也愈发明显。

现实经济世界的国别多样性分岔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新古典经济学的信誉受到致命打击，也催生了复杂经济学。复杂经济学不承认新古典经济学讲的均衡，转而认为经济主体为了应对经济体的动态变化，也在反复选择其合理化应对方式，其结果是使经济体不断迭代并趋向更复杂的经济模态。这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伴随历史变迁而持续演化的经济世界。

在各种复杂经济学理论中，网络理论目前发展得相对较为完善，并且又恰与新制度经济学集大成者诺斯晚年的观点相关。简单地说，诺斯晚年其实已抛弃了他早年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关于“正式制度决定论”的观点，转而在制度分析中引入非正式制度包括文化与意识形态等因素，认为无论是单个人的行为选择，还是制度的效率，都必须嵌入社会网络中加以理解。只有一个内生于其社会网络中的制度，才具有应对外部冲击的“适应性效率”。

在诺斯晚年观点的基础之上，复杂经济学认为，经济系统是典型的复杂系统。而复杂系统都是由各类要素相互交织而成的相互嵌套的网络。这张网络之中又蕴藏着数量庞大的社会子网络。任何层级的网络，都是由大量自由运转的结点（即经济主体）组成的。结点间即经济主体间的交互模式决定了网络的结构，即“拓扑”结构。采用网络来分析经济主体的交互关系，包括信任、合作、宽容、沟通、商品与服务的分配，以及信息的传播、创新的扩散等等，已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认可。

不过，网络理论的真正成熟，是因为大量借鉴了复杂系统科学晚近的成果。它根据网络集中度区分了网络的基本类型。一种是人为设计的“星形网络”，所有结点被一个结点所控制，网络的某个参与者控制其他所有参与者；还有一种，是网络中的结点在权重上相差不大，最极端的是所有结点具有相同中心性的环形网络或完全连接的网络。当然，更多的社会网络处于二者之间，即多中心化的网络，网络中存在多个权力中心，或多个主体分享控制权。

网络常存在渗流现象与级联效应。渗流现象，是由网络中某个结点的变化，导致整个网络的缓慢变化，这种变化在短期内不为人所觉察， 它所改变的是网络结构，影响的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不过，一旦渗流突破某个阈值，“就会开启席卷式的蔓延之势”。级联效应，则是短期内一系列连锁反应，是一个事件引发另一个事件甚至一连串事件，是骤然发生的剧烈变革，如一场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或重大社会革命，当然也包括重大创新。但它首先改变的不是网络结构，而是借助网络结构改变流动性及结点的行为。此外，渗流现象突破阈值后，会导致级联效应。

网络的相变发生，如果是因为系统内的自组织“交互作用”达到某个阈值引发的，这就是复杂网络的内生性；如果是因为系统受到外部冲击引起的，这是复杂网络的外生性。不过，内生性与外生性无法完全分开，更多情况是，内部正在起变化，正好遇到外部冲击，刺激内部变化加速，导致相变更快发生。更应该看到，“严格来说，系统演化的结果并不取决于其结构的外生性”。

经济社会的网络理论，建立起一种全新的既根植于现实世界又同样可分析的全新范式。这一理论根植于现实世界，是因为现实世界的确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网络状结构；而所谓“可分析”，这一点非常不容易。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使得更多研究者只能尽其所能描述，而无法在复杂中探究其规律性。比如，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老制度经济学家，尽管看到了新古典世界已越来越远离现实导致解释力与预测力日衰，但他们自己建立的体系，更多只是描述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而无法进行更多科学研究。而复杂经济学对网络理论的应用，则是通过数理与技术方法的赋能，得出一些规律性结论。

附带说一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就是经济社会分析法，是一种网络理论。特别是他关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就是一种嵌入式网络分析的视角。也正因此，在《颠覆性变革》第一章“政治经济学与复杂系统”中，暗含了鲁特这样的思想：网络理论就是政治经济学理论。

二

鲁特在对网络理论进行概述之后，就运用此一理论，分析了欧洲与中国不同的经济社会体系架构，以及两个经济体如何在历史中历时变化并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

在鲁特看来，传统欧洲政治经济的组织方式属于“小世界网络”。当时欧洲邦国林立，是由数百个不同的政治单元汇聚而成的、由众多城邦小国构成的网络，这一网络呈现出多个权力中心，却又通过血缘或联姻关系，相互松散地联结在一起。其网络拓扑结构特点是分布式、“去中心化”、可拆解性，甚至是相互竞争的。换言之，网络的每个小中心是一个小生态，具有一定自主性。这保证了任何一个结点的变化，对网络总体的影响有限。与此同时，自十六世纪开始，由工商业催生的“渗流”效应，推动社会走上契约化法治化进程之后，欧洲的“小世界网络”变得更有韧性，“内生性”更强，其变化则主要来自外部冲击。然而，在外部冲击面前，欧洲“小世界网络”的拓扑结构，却可以使网络保持较强的冗余度，并在确保其基础架构稳定的前提下，同时具备吐故纳新的能力。

但是，鲁特也承认，欧洲的“小世界网络”也有其缺点，主要体现在稳定性不够，且从短期看，效率较低下。“小世界网络”有多个中心，各中心竞争以及包括剧烈的创新在内，导致全网络几乎时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在极端情况下，也包括竞争资源引发的战争。这是自十五世纪以来，欧洲各国内部社会经常处于动荡状态、包括“一战”“二战”在内的战火不断的根本原因。当然，这种不稳定，与欧洲社会和政府始终保持很强的张力并不矛盾，即高度不稳定与高度韧性共存，甚至是相辅相成的。在效率方面，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心，没有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系统，欧洲经济社会在短期内的效率与其执行力一样，都是比较低下的。但亦不妨碍从长期看，其累进式创新效率却很高。因为其创新进程不会轻易被外部冲击所中断。或者说，欧洲的“小世界网络”几乎能够继承历时进步的每个成果。

与欧洲的“小世界网络”相比较，鲁特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结构是“星形网络”。这个网络只有一个中心，即皇权或中央政权，或者说，是一个枢纽性权力中心支配下的垂直层级化结构。也因此，传统中国是一种以中央政权为轴心的“轴辐式治理”。

中国传统的星形网络，因其只有一个中心，最大的缺陷是网络缺乏韧性。按照布莱恩·阿瑟的说法，一旦处于核心枢纽的中央政权遭受冲击，其破坏力经由层级网络迅速传递至各下属层级，导致整个体系立即土崩瓦解，举国上下陷入一片混乱，结果是王朝周期不断周而复始地上演。

传统中国星形网络的枢纽性中心遭受冲击，有外生性，比如，经常受到北方游牧民族侵扰。但更主要是内生性的，因为各垂直层级都受一个中心控制，因而处理本层级结点互动与异动的自主权与空间非常有限。与此同时，单一中心垂直管理，从下而上的信息，以及从上而下的信息，在经过各层级过滤之后，往往前者成为报喜不报忧，后者成为层层加码。这将导致星形网络中矛盾历时累积得不到释放，在越过一定阈值后，先是导致局部民变，然后经由级联效应，起义或暴乱成为全国性的，并且矛头只有一个：皇权。这在王朝后期往往表现得十分明显。

但“星形网络”亦有其优势。首先是非常有效率。强大的皇权或中央政权的决心与意志，可以通过垂直性网络，上下级政府机构之间保持政令畅通，且几乎无障碍贯通到全社会，并立即得到贯彻执行。所以，在决策能力及决策的执行效率方面，中国的核心枢纽式网络是优于欧洲的。这一点，在一个新兴王朝初期，更是如此。其次，“轴辐式治理”，亦有助于维持全社会的稳定。因为网络结点和连接线路简洁明了，中间不存在过多冗余，信息流向轴心的效率得以大幅提高，方便中央政权掌控全局，亦方便中央政权随时调配资源以应对可能的意外。当然，也包括外族入侵。因此，每一个王朝，都能维持社会的相对稳定。不过，这种稳定往往因为“枢纽”作为唯一中心的僵化而走向僵化。此时，也就是王朝的末期。很快，一场大规模动荡会发生，并且网络会因为中央政权这个唯一结点被摧毁而塌陷。

因此，总体上讲，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社会构架，是高度稳定性与高度脆弱性的结合，这也是有人形容中国传统政权与中国传统瓷器相类似的原因：外表稳定、坚硬，但经不起一敲。

当然，这里有一个悖论：不管是欧洲的“小世界网络”，还是中国的“星形网络”，都是在历史长河中演化形成的，本身具备内生性。这符合诺斯的观点，也符合鲁特的观点。比如，书中明确指出，中国式网络，特别“适合从事修筑大型基础设施”，“致使一个强大的帝国可以做到完全自给自足”，且这种网络结构适应了“帝国的核心使命”，即“维持国内的长治久安，而不是大举对外扩张”。欧洲式网络，其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欧洲是一个由众多小国参与竞争的集合体”，“最终目标是增强其经济优势，以保护自己免受强国欺凌”，“不仅参与军事和经济竞争，还利用社会和外交手段加强安全，扩大势力范围”。这些论述，与中国学者钱穆的观点有类似之处。钱穆就认为，欧洲文化是游牧文化及由其发展出的商业文化，是扩张性的；而中国是农业文明，是防御性的、保守性的。问题在于，既然两种网络形态，都是内生于环境与文明，都具备诺斯所说的“适应性效率”，那为何欧洲与中国相比较，自十九世纪初始，就占据了相对优势呢？这就是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所谓的“大分流”问题。

在彭慕兰看来，十九世纪欧洲与中国“大分流”，原因仅仅是欧洲煤炭资源分布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及新世界的发现使美洲成为其初级产品的主要来源地，二者结合解决了欧洲后续快速发展面临的生态制约问题，使欧洲能够转而走上资源密集型、劳动力节约型的工业化道路。与此同时，中国却因经济重心南移与煤炭产区分离，加之内部初级产品资源使用已到最大限度，而不得不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节约型的农业上“越来越卷”。

但鲁特在《颠覆性变革》中则用经济社会网络架构，重新解释了欧洲与中国的“大分流”。

书中认为，欧洲的多中心网络，决定了众多分散小国中的每一个都必须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自身的竞争力，这为创新提供了动力与需求牵引；与此同时，尽管小世界网络的结点分布不遵循完美幂律，但在“平均路径最短上却堪比随机网络”，这使得每一个局部创新，都能够很快扩散到全欧洲。而小世界网络的韧性，更是为以资本集团为代表的创新先行者提供了庇护，也为创新成果的积累提供了宏观基础环境。由此，引发一波波创新浪潮，并且历次创新浪潮成果的积累，推动欧洲走上了工业化与对外扩张的道路，并率先实现了现代化。

与此相反，中国大一统制度下的“唯一中心”型网络，内部没有竞争压力，当然也就很少有创新动力。不仅如此，为了维持帝国的稳定，“甚至还会有意过滤掉可能不利于帝国的创新”，更不允许商人集团结盟。再有，因为这种“星形网络”缺乏韧性，本来就很稀缺的创新成果，常常被“内生渗流”与“外部冲击”所中断而无法累积，这造成传统中国未能经由一波波创新浪潮的推动而走向现代社会，直到一八四0年外部入侵，强制中国在屈辱中被动开启现代化进程。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