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狱上的王国

一九二一年，法国文学界最负盛名的奖项“龚古尔奖”，不是授予法国本土作家，而是颁给了一位出生于法属马提尼克岛，后来被誉为“非洲精神之父”的殖民地作家勒内·马兰（René Maran）。比马兰获奖更引人注目的是他的获奖小说《霸都亚纳》（Batouala ）中那些对西方殖民者过度征税、强迫劳动以及试图让非洲人放弃自己的习俗和传统的谴责：“啊，白人来了！他们的恶毒和无所不知——这就是他们的可怕之处！”“文明，文明，欧洲人的骄傲，无辜者的炼狱……你们在尸体上建立自己的王国。”对曾一度占领了整个美洲和澳大利亚、百分之九十九的波利尼西亚、百分之九十的非洲和将近百分之五十的亚洲的西方来说，马兰把“西方”描述为一个建在尸体上的王国，这似乎没有什么不妥。

“西方”是一种观念，也是一种现实，尤其是近代五百年，西方出现了许多独特的思想和制度，并对当代世界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西方”一词带有过重的价值观色彩，它象征着西方中心主义，向前可以追溯到欧洲中心主义，再向前就到了希腊中心主义，乃至雅典中心主义，所谓“言必称希腊”便是这种文化傲慢的生动描述。这不仅意味着“西方”是一个复杂的、影响极大的综合体，它既是一个不断变动的地理的概念，又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概念；而且也意味着“西方”是一个历史的活体，“西方文明”的形成更是一个漫长的复杂过程，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一个不易为人察觉的富有生命力的存在。

文明的概念是伴随和支撑现代欧洲国家崛起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把人类驯化动植物、逐步建立复杂社会理解为文明，亦可以按照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文明的进程》把文明理解为高标准行为、礼貌、礼仪、自我约束等，在这个进程中个体、群体发生了变化，变得比以前更“文明”了。文明的多样性决定了西方文明史不是一部完美的历史，不是一部能代表整个人类的历史，也不是代表着人类走向未来必然经验的历史，更不是通往人类大同之道的唯一历史。但这部历史可以让我们对文明的起源、传播、交流、扩张与转型等方面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亦可以让我们明白“西方文明本质上是一种知识建构的混合物……它是复杂的意识形态实践的产物，是无数次身份认同之旅的产物，是文化宣传的复杂文章的产物。它的拥护者几乎可以用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来定义它”（Norman Davies， Europe： AHistory ， Harper Perennial， 1998， p.25）。这就是我们研究“西方”如何形成，探索“西方文明”如何建构，思考“西方文明课程”如何传授的价值所在。更何况“随着工业化和现代经济与政治管理模式的传播，整个地球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欧洲思想和技术的继承者，研究和反思欧洲历史的形态似乎仍有其价值”（William H. McNeill， The Shape of EuropeanHistory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176）。

西方是一个发展的、流动的概念，每个时代各类后来被称为“西方的人”都在根据自身的需要贡献智慧，不断重塑“西方”这一概念，他们所进行的是一种文化接力。在中世纪，基督教塑造了欧洲国家的主要文化价值观，他们又通过文艺复兴把古代希腊罗马与基督教文明对接了；而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科学则奠定了近代西方文化的底色；法国大革命后走向自由与民主的社会观决定了政府形式；到十九世纪，工业化以及它所催生的工业资本主义体系逐渐定义了近代西方……而且西方的中心也在不断发生转移，不断出现新的中心，当代美国正是当下手持“西方文明接力棒”的奔跑者。二十世纪初，《不列颠百科全书》由英国转移到美国出版，这意味着引领英语世界的学术中心开始转移了；“西方名著”计划推行者艾德勒（Mortimer J.Adler）于一九六五年任《不列颠百科全书》主编，一九七四年出版的第十五版《不列颠百科全书》三十卷（一九八五年增至三十二卷），由索引、百科类目、百科简编、百科详编四个部分组成，使美国的学术创新能力得到完美体现，从而成为百科全书事业难以逾越的学术丰碑。

倡导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查理·艾略特（Char les W.El iot），在他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岁月里（一八六九至一九0九），从世界各地招聘杰出教师，使师资队伍多元化；将本科学院打造成一个重要的核心，周围是不断壮大的专业研究生院群；扩大选课范围，让学生拥有更大的选择余地，让英语、历史和经济学等现代学科能与传统的拉丁语、希腊语和数学等学科平起平坐；扩大女生进入哈佛的机会……这些举措让哈佛大学从地方性大学变为国际性大学，使得美国成为西方学术帝国的知识中心，成为二十世纪高等教育的引领者。一九三三年，洛布古典丛书的出版从英国麦克米伦出版社转移到哈佛大学，标志着美国成为西方古典文明的传人。岂止学术如此，美国早期建国者不也是在寻求西方古典资源来思考美国的政体问题吗？只不过是用想象代替对未来的设想而已。

“西方文明”的兴起是美国历史学专业史上最成功的故事之一。在美国，世界史教学最早始于一八二一年波士顿的英国古典学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许多学校都开设了为期一年的“通史”课程，与其他社会科学选修课嵌套在一起。一九一八年，哥伦比亚大学开设西方文明课程，旨在向美国人介绍欧洲的遗产，要他们明白为什么必须冒着生命危险来保卫这些遗产。从而形成了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在许多美国高校开设西方文明课程的传统。鲁滨逊（James H.Robinson）、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等人在其中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毕竟，美国历史无论多么辉煌，都是近代史。如果有一个清晰的西方文化背景，就会产生一个更有力的形象，表明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是如何反过来与西方文化的核心传统和适当的光荣传统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鲁滨逊在哥伦比亚大学授课期间孜孜不倦地编写教材与读物的大背景，从而为未来的“西方文明课程”教学奠定了强大基础。鲁滨逊从美国角度来看待“历史的统一性和连续性”，从历史的起源到现在，有一个单一的发展路径，这个路径最近延伸到北美。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它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与现代欧洲牛顿和达尔文结合在一起。鲁滨逊的很多学生传承了老师的衣钵，继续撰写很多文明史教材，并加以发扬光大，巴恩斯（HarryElmer Barnes）就认为：“西方文明的历史不能局限于旧的历史年表。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人类在地球上至少已经存在了一百万年……从时间和文化的角度来看，自古埃及时代以来的整个西方人类文明都具有‘现代’特征。”这些观念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出版的文明史奠定了基调，如伯恩斯（Edward McNall Burns）的《西方文明：历史与文化》（一九四一）就是一部文明史，而不是一部事件编年史；也预示着世界文明史的出现，如沃尔班克（T.Walter Wallbank）的《文明的过去与现在》（一九四二）是第一本将世界文明的发展和成长视为一种全球经验而不仅仅是欧洲经验的教科书，目的是让人们更清楚地了解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是如何形成的。

“二战”后，作为西方世界新领头羊的美国正式从欧洲手中接过了西方文明的火炬。西方文明史课程在五十年代的芝加哥大学获得重大胜利，并逐渐向世界史转向，戈特沙尔克（Louis Gottschalk）、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斯塔夫里阿诺斯（Leiten S.Stavrianos）三人使芝加哥那一带成为世界史教学的三面旗帜。这一时期的西方文明课程由于受“冷战”的大环境和“欧洲中心论”在意识形态与学术范式上的影响，其教科书在很长时期内倾向于把近代以来的西方价值观视作普世观念，运用“欧洲中心论”从结果出发推导原因的分析方法，从西方国家处于强势地位的现状出发去挖掘西方文明兴起的独特原因，堂而皇之地为西方文明贴上科学、民主、理性等标签。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激进主义的猛烈和少数民族自豪感的出现，使有关西方文明优越性的共识瓦解了；到了二十世纪末期，随着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发展和全球史观影响的不断扩大，西方史学界掀起了对“欧洲中心论”的反思，这种思潮也深深影响了对西方文明的研究与教学。时至今日，西方文明课程内涵已经大大丰富，早已超越了“欧洲中心论”（虽然随时无意中还流露出这种骄傲）的狭隘视野，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世界历史课程的性质。一九八九年，斯坦福大学用“文化、制度和价值”这一课程取代了“西方文明”。这是文化多元、平权运动、女权运动所引起的，“死去的白人男性”所构成的正典遭受挑战，可见，知识生产一直面临着社会的各种压力，这意味着西方文明再一次发生转型，而人工智能则加剧了这一转型的快速发展。西方世界在知识生产领域的这种变化是喜是忧，何去何从，不得而知，但这确实是学术层面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威廉·麦克尼尔认为“文明间的接触和交流是人类历史前进的动力”，比如印度、希腊、中国“三种文明都是入侵的游牧民与当地农业居民相互交流的产物”，“相比印度或希腊，中国与除蛮族之外的文明的接触更为稀少，但绝非完全孤立。约在公元前二千纪的中期之后，尽管中国地处遥远，且偶尔为之，但它也开始参与到欧亚地区的社会互动过程之中”。这种跨文化交流与冲突的观念是麦克尼尔于一九六三年出版《西方的兴起》之后西方文明史书写的重要指导思想。近代史名家罗伯特·帕尔默说：现代全球经济的大部分是在十六世纪后欧洲帝国列强控制和扩张的国家间贸易中产生的。欧洲的政治思想、科学、哲学、文化习俗和人民也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为现代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建设性和破坏性模式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思想和认可也不断从世界其他地方流入欧洲，因此欧洲社会仍然是跨文化交流和冲突的重要中心（R.R. Palmer ， JoelColton， Lloyd Kramer， ed.，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World since 1815 ， McGraw-HillCompanies， 2006， p.5）。

叙述明快、生动有趣的《碰撞与转型：一部西方通史》（二00三年第一版，中译本为二0一七年第五版）正是这一观念的延续，这是一部较能代表“西方文明史”撰写与教学最新成就的独特作品。此书的作者莱瓦克（Brian Levack）研究领域为欧洲巫术信仰，缪尔（EdwardMuir）专攻意大利文艺复兴社会与文化，维德曼（Meredi th Veldman）擅长欧洲现代史，他们既是各自学术研究领域内的专家，又是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学奖得主。他们以西方的“碰撞与转型”为主线，论述政治、社会、宗教与文化史，着力描述不同文化、不同社会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广泛遭遇，强调地理和文化界限的不断变化。在笔者看来，“碰撞与转型”就是汤因比“挑战与应战”的翻版，只是增加了新材料、新视角、新方法、新路径，说法不同而已。但也许这就是作者与前辈智者对话的结果，是思想的“碰撞与转型”强化了学术活力。著者的“目标既不是要理想化那种文明，也不是要指责那种文明，而是要描述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特征”，同时凸显“西方不仅是一个边界不断变化的地理范围，而且是一个文化范围，一个文化影响力超越欧洲地理和政治边界的区域”。

作者以“何谓西方？”开启全书，此文为我们理解西方文明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同时也展现了作者的写作思路，西方文明的形成是通过文化碰撞而不断演变、转变与转型的。“碰撞是互动的，但它们采取了不同的形式：暴力的或和平的，胁迫的或合作的。”“西方文明的历史，乃至全人类的历史，都始于人类与自然之间这一最根本的碰撞。”发生在西方世界内部、外部的一系列不同信仰、观念、技术及文化之间的“碰撞”，这一切都在重塑西方的概念，并不断丰富生活其中的个体、集体、民族、国家的“西方身份”。

“西方文明的许多特征起源于地理上不属于欧洲的地区”，作者试图从文化的源头追溯考察西方文明，以说明西方文明的源远流长，兼收并蓄。他们认为国际青铜器时代是早期西方文明形成但至关重要的阶段，青铜器时代的地中海东部世界是“第一个国际时代”，一些彼此相对孤立的城市和王国之间出现了一个政治、商业和文化联系网……所有这些在一个广阔的地理区域内创造了一种复杂的文化传播模式。从源头到今日的日常生活，莫不如此。

不论是“西方文明”中的一神教、官僚制度、民主制度、科学精神，还是最能体现西方文明价值观的民主、个人主义、人权、包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等，都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都有其源头。这种源流探索就意味着“西方”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在发生变化的，“西方”的内涵与外延是在不断调整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是如此。

世界是多样的、流动的、梦幻的，文明的魅力在于斑驳、异质、不连续，人类的生存方式是多种多样、千姿百态的。就此而言，西方文化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单一的。有生命力的文明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积极拥抱人类的全球经验，求同存异，既吸纳他者所长，也包容多样差异，同时也会意识到所谓“中心与边缘”在互动与互换，没有永恒的存在。作者就是这样展示西方与更广阔世界的联系的：强调西方的进步不是孤立的，将西方文明作为一种不断变化的文化模式呈现出来，这种文化起源于古老的中东地区，向西通过地中海地区传播，向北传播到欧洲，并在十六世纪跨越大西洋。在叙述中，又凸显了经济、社会、文化、政治互动的重要性，这些都在不断形塑着西方文明。这样的交流和碰撞不仅改变了被征服的民族，也改变了征服者自己。今日英国最受欢迎的快餐不是最具英国特色的炸鱼薯条，也不是经济全球化反对者可能预测的汉堡包，而是南亚少数族裔移民社区带来的咖喱饭，吃咖喱已经成为英国人特性的一部分，是西方身份的多种形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