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学校治理风险防范的核心议题

【摘 要】数字时代学校教育面临着技术升级与价值转型的多重冲击。传统学校治理的重点在数字化转型中发生了新变化，机遇与挑战并至。错综复杂的治理风险对当前学校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为妥善应对数字时代学校治理的各种风险，学校治理者应围绕数字化赋能学校安全治理、防范化解数字技术伦理风险和构建学校治理数字化行动框架三项核心议题，在学校治理数字化转型中积极推进学校治理提质增效，促进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数字化 学校内部治理 风险防范

数字技术作为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导力量，正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1］党的二十大首次将“推进教育数字化”写进报告，指明了教育数字化未来发展的行动纲领。可见，教育数字化转型为建设教育强国开辟了全新赛道，对新时代如何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同时也为加快实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注入了强大动力。教育数字化并非数字技术在教育环境中的简单嵌入，而是创新应用场景和数字人机融合上的全新突破。［2］数字技术与学校教育深度互动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发挥学校治理作为教育生态系统数字化转型中稳定器与压舱石的应有作用，防范化解数字时代学校治理风险，成为横亘在教育高质量发展道路上一个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

数字时代学校治理涉及外部治理与学校内部治理两个层面。本文侧重后者，即基于数字时代学校内部治理面临的风险类型，提出当前学校治理风险防范的核心议题。目前学界关于数字时代学校治理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网络空间与新媒体场域下学校舆情治理的风险防范，也存在少量关于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带来的学校治理风险的学术探讨，但相对于数字化转型为学校治理全局带来的机遇、挑战，这些研究视野仍显局促。笔者认为，追根溯源是回答风险防范的必要前提，及早规避是做好风险防范的迫切要求。因此，针对不同风险的具体特性，基于风险防范的基本目标，本文提出了数字化赋能学校安全治理、防范化解数字技术伦理风险和构建学校治理数字化行动框架三项核心议题，并展开论述。其中，三者的任务定位分别是核心攻关任务、伦理保障任务和理想配套任务，将分别为数字时代学校治理风险防范提供安全基础、伦理兜底和转型支持。

一、数字化赋能学校安全治理

校园安全是学校治理的关键任务，是学校善治的主要目标。教育数字化转型为传统学校安全带来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学校安全治理可以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达到提质增效的目的；另一方面，数字化将传统校园安全的概念向数字空间延伸的同时，带来了一系列深层次的技术安全问题。如何以数字化赋能学校安全治理，是数字时代学校治理风险防范的首要任务，也是站位学校治理全局亟须提供系统化解决方案的专项工作。笔者认为，数字化赋能学校安全治理可以实现常态预防、危机预警、问题处置、过程干预、善后应对等。

首先，通过数字化畅通安全联动渠道。学校安全治理是一项多利益相关方参与、多权利主体协同的基础性工作。数字技术赋能学校安全治理，一方面必须实现校园防卫力量的优化配置，提高学校安全治理的危机处置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建立成熟可靠的数字化校园治安防控网络体系，实现校内各部门安防工作高效联动。例如，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在校内设立的应急指挥中心，作为安全管理和应急处置的大脑中枢，通过指挥调度可视化、安防决策智能化、应急管理现代化的数字化逻辑，整合起校园安防的全部业务，实现了学校统揽全局、实时会商、统一决策的指挥需要。

其次，通过大数据集成安全信息管理。学校安防指挥调度需要真实、可靠的安全信息数据作为决策依据。通过教育大数据技术采集学校人员出入、教室场馆用电、校园实时监控、餐厅原料储备等全天候多源异质安全信息，并经过校园智慧安防信息管理系统的输入、提取、中转、剖析、上传备份等功能的实现，能够大幅优化学校安全管理与应急处置水平。比如，云南丽江古城区第一中学与电信公司开展深度合作，建立起校园实时监控系统、人脸识别门禁管理系统、学生安全家校联络系统、校内一键报警联网系统等数字化安全管理机制，全方位、智能化守护校园安全。

再次，通过智能化巡查反馈安全隐患。在学校安全治理中，做好问题预防预警是较为经济、也是较有效的治理手段。数字技术能够为安全危机预防和安全隐患巡查提供可靠支持。有的科技公司能为学校安全提供基于视频AI智能分析的安防预警系统，实现了出入校园车辆识别监测、生人尾随入校预警、楼梯间人员踩踏预警、警戒区域闯入预警（供电室、天台等场景）、校园食品安全预警、安保队伍工作管理预警等校园安防无死角监测。

数字化赋能学校安全治理，本质上是以智慧校园建设为抓手，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实现安全治理的具体目标。数字化畅通安全联动渠道、大数据集成安全信息管理、智能化巡查反馈安全隐患三条路径，绝不能分散发力，而是要通过技术集成，实现数据智慧化互联互通，构建以校园基础设备监测、学校安防态势监测、生态环境设施监测、后勤管网管线监测等数字化分析功能为子系统的立体化学校安全治理体系。

二、防范化解数字技术伦理风险

当前，围绕学生、教师、课堂等学校数字化治理议题得到学界广泛讨论，共识之一即是要建立防范化解数字技术伦理风险的安全保障机制。隐私泄露、“数字鸿沟”、技术依赖、“茧房效应”、身心健康等风险是当前学校治理面临的主要数字技术伦理风险类型。

一是隐私泄露风险。教育数字化技术通过全样本、全过程、多模态的数据采集，为每位学生建立个体成长全景画像，为学校数字治理、教师精准教学、学生个性发展提供技术支持。然而，学校层面往往并不具备数据保护与数据融合的充分条件。数据保护不力将面临隐私泄露风险，数据融合过浅则会造成资源浪费，难以达到科学治理的理想状态。

二是“数字鸿沟”风险。受制于区域差异、经济条件、家庭环境等客观条件，学生群体与个体之间数字素养基础存在着显著差异。学校数字化转型中如果忽视了学生个体的数字素养差异，将会产生“数字鸿沟”现象，极其不利于学生个体发展与学校教育公平。［3］同时，算法的开发者掌握着技术底层的公平标准，一旦有偏，处于“技术黑箱”中的教育评价将会得出失真的结论，对学生学习与教师教学产生不良影响。

三是技术依赖风险。教师与家长过去往往掌握教育主动权，如今在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正在不断让渡于技术［4］，“虚假学习”“超前学习”“过度学习”等畸形教育观裹挟着学生与家长，破坏学校教育的良好生态。人才培养如若完全交给数据和算法，那么形式上的“个性发展”、实质上的“千人一面”将成为教育事业“可悲的未来”。

四是“茧房效应”风险。在知识来源多元化、信息文本碎片化、平台反馈个性化三管齐下的作用下，数字技术快捷而高效地建构起貌似真实、实则片面的学习者画像。伴随着“唾手可得”的海量信息与资源，“信息茧房”悄无声息地束缚住了学习者的思维与视野。在“茧房效应”潜移默化的作用下，学习者的学习空间日益窄化，成长路径趋于单一，知识视野愈加局限，长此以往将使他们产生盲目自信甚至走向极端。

五是身心健康风险。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是现代学校治理的核心目标，也是学校安全治理的必然伦理要求和具体价值落实。然而，数字技术通过各种用户终端屏幕在为学生和教师带来便利的同时，屏幕依赖也伴随而来。视力、颈椎、腰椎等身体健康风险或将接踵而至，网络沉迷与社交障碍等潜在心理健康风险也不容小觑。

数字化技术为学校治理带来的风险还有许多，例如，网络暴力风险，所谓的“网课爆破”现象数见不鲜，甚至造成了极其恶劣的不良社会影响。面对数字化技术伴随而来的技术伦理风险冲击，学校及教育行政机关应该预先设计备案，加强整体布局与制度保障，在体系层面和机制层面大胆试点，探索防范化解数字技术伦理风险的可靠解决方案。

三、构建学校治理数字化行动框架

数字时代学校治理面临的风险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然而，当前我们对学校治理数字化的理论阐释和实践验证均处于探索阶段。实现学校治理数字化转型、防范化解转型期风险需要依据学校内部治理规律，科学合理设计学校治理数字化行动框架。流程再造、主体协同、技术迭代是学校治理数字化行动框架的核心内容。数字时代学校治理风险防范需要从这三个方面加以落实。

首先，通过治理流程再造，实现学校运行管理与维护智慧化。数字化变革为学校治理带来风险挑战的同时，也对学校运行管理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使得再造符合教育数字化转型深层逻辑的学校治理流程势在必行。学校治理流程再造的直接目标是在工作环节、常规业务与运营维护上实现全面智慧化。在工作环节上，学校领导应对日常工作程序进行规范梳理和标准界定，对信息化进行灵活再设计，增强数字信息贯通性，提高数字信息利用效率。在常规业务上，经办部门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提高办事水平与工作效率，运用数字治理思维解决学生学习生活、教师教学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在运营维护上，学校管理层应发挥学校数字化治理服务的功能，围绕学校安全稳定建立主动追踪巡查机制，及时处理突发问题，跟进解决长期问题，着力防范化解潜在问题。

其次，通过治理主体协同，实现多元主体有效参与学校治理。数字时代学校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内外部环境视角来看，学校治理是一个以学校为中心，涉及学生、教师、家庭、社会、教育行政部门、立法机关等多元主体协同发力的治理生态。从教育治理的具体运行层面出发，学校治理是一种党组织领导下、校长负责制基础上的多部门分工合作，指向学校教育事业提质增效的业务集成。两种视角的共同之处在于，要顺利推进学校治理数字化转型，就必须实现多元主体有效参与学校治理，充分发挥多元治理主体在学校数字化治理体系中的融合能效。基于米切尔“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治理研究认为，在学校治理的众多利益相关者中，学校管理者拥有最直接的治理权力、合法身份和利益紧急性。［5］在数字技术的治理效率加持下，这种直接性可能会对学校治理的其他权利主体的利益造成伤害。除了育人和管理领域，在管理层和不同主体之间还存在巨大的“协商区间”，因此，学校应持续深化内部治理改革，推进组织架构向民主化、扁平化发展，克服刚性数字思维、忽视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弊端。学校可以通过与家庭、社区、数字高新企业、数字行业协会、政府行政部门的沟通与协调，建立多元协同伙伴关系，为学校治理数字化提供技术及业务支持，构建更加科学的数字化精准决策体系。同时，在内部治理主体的具体参与层面，学校要将全过程人民民主思想贯彻落实到治校办学的方方面面，充分保障学生、教师、家长等利益相关方的学校治理参与权，加强教育治理体系的开放性，形成以学校数字治理为主导的大规模社会协同教育治理新形态。

再次，通过数字技术迭代，装备并扩充学校数字治理工具箱。全景化学情采集系统、大数据测评分析技术与人机交互系统等数字化治理工具的广泛使用，给传统学校治理模式带来了显著冲击，张扬着学校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现代性与民主取向，为学校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开辟了新的门径。［6］然而，当前数字技术在学校治理中的应用却陷入“一公里长，一厘米深”的怪圈，大量数字治理工具浅尝辄止，与学校治理效能优化的目标相去甚远。“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学校要装备并扩充数字治理工具箱，克服“形式主义”数字化转型的弊端，进行有利于数字治理工具高效作用的顶层设计。学校可成立一个统管数据治理的协调机构和领导中心，设置一个“首席数据官”性质的数字治理领导岗位，同时建立一种科学合理、上下协同、运行高效的数字治理协调机制。“三个一”的设计安排，可以统筹学校数字资源整合共享与开发应用，推动学校数字信息与资源跨部门互联互通，为数字治理工具的高效作用发生与技术迭代升级提供便利环境。在具体技术更新迭代工作上，学校治理的相关主体应做到夯实学校数字基座、打通学校数据管理系统以及构建智慧驱动的教育评价体系。第一，教育数字化转型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基础设施建设［7］，因此，夯实学校数字基座就需要尽快修缮以物联网、教育大数据等为代表的学校治理基础设施，在技术和规范上同时达到学校数字治理优化的基本标准。第二，打通学校数据管理系统是指牢牢抓住数字治理工具高效融通的本质属性，创建“学校治理云平台”等一体化数字虚拟治理空间，妥善处理数字治理工具与学校治理事宜和其他治理方法的关系，实现联治联动、高效便捷的现代学校治理水平。第三，构建智慧驱动的教育评价体系是指对开放式、集成式的大规模学校数据流实施实时观测、及时跟踪和定时分析，探索数据驱动教育评价方式改革的校本方案，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治理者更好地贯彻宏观调控，走向学校治理现代化提供便捷的工具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