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影响下班主任的心理和行为研究

摘      要  在我国，班主任是教师中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地位轻、肩负的责任又无比重大。以往关于这个群体的生存境况研究多数是采取定量的大数据调查研究和分析。鉴于此，文章尝试采取质的研究方法对班主任进行整体的观照和文化角度的考察，以期将班主任的镜像以更加本土的方式表征出来。通过研究发现，班主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呈现了“正负”的两极面向。传统文化经过历史的洗练，仍然执着地根植于社会文化生活中，细微地作用于班主任的班级管理；现代性则更多地负向同构着班主任的心性与心境，班主任身心不断被消耗。从总体上看，由于传统文化以一种隐微的文化信念力量支撑着班主任，班主任依然在现代性的困境中坚挺在任重道远的班主任岗位上。

关 键 词  班主任  传统文化  现代性  教育理念

引用格式  李俏丽.传统与现代影响下班主任的心理和行为研究[J].教学与管理，2023（31）：32-37.

人既创造社会文化，也被自身所创造的文化所规制和形塑。人身处现代社会，但又无时无刻不被过去所限定，人永远处在由无限过去所累积而成的现代社会中。班主任亦是从传统文化的浸润中走过来的现代社会人，在经历了商品经济浪潮的洗涤、多元思想的冲击，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强势革新，班主任身上仍保留着哪些传统文化的因子？这些文化因子如何影响班主任的行为抉择？处在无所不在的现代性中，班主任有何行为表现？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关涉到我们对班主任的文化认知，而且还关涉到我们对教育实践的中国解释和中国方案。从已有的研究看，对我国班主任的现状进行实证调查并提出新颖理论视角的研究不少，但是这类研究绝大部分将班主任作为一个可“缩略”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极少数研究者从较为整体的概念来描述班主任的实践性知识，将班主任作为一个整体而开展研究，即便如此，对班主任所处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的探究也不够充分。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现实和学术研究背景下，本文以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社会结构作为背景，从整体探究的视角对班主任在教育过程中的文化行为和心理表现进行研究。研究对象：深圳市某中学的高中班主任。收集资料的方法包括：进入访谈之前，对该中学的全部班主任进行问卷调查；初步了解该校班主任基本情况；进校对5名班主任进行团体访谈，对该校另外5名班主任进行了电话访谈，经受访者同意，对访谈内容进行了录音。资料分析的方法包括：整理访谈录音内容，分类编码，用情境法研究，写备忘录，叙事探究，开会讨论等。

在分析访谈资料时，我们发现传统文化更多以正面的形象出现在班主任身上，而现代性则体现为一种困境性的力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传统文化以十分隐微的方式柔化着现代性对班主任的种种掣肘。这实质上是一种班主任都不曾意识到的文化信念的力量。

一、传统文化理念持久地规范着班主任的信念和言行

儒家文化一直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主流，在这次研究中，我们发现这些班主任身上所显现出来的更多是儒家文化的影子。

1.在教育理念上，重“身教”

在我国，一方面，班主任作为社会文化的传播者与社会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作为社会“派”到班级来的一种正式权威，参加与指导着班级的几乎一切重要活动，在制度上形成了教师与学生的相对社会地位：教师是制度高位者，学生是制度低位者[1]。只要学校是历史社会和现代社会中的一个组织体系，其必然受到外部社会权力的控制。班主任所处的教学指导地位因此也是首领性的，即班主任相对学生而言是居于上位的[2]。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居上位者的“身教”——伦理表率，居上位者率先垂范，即通过“自上而下的伦理表率”、以身效法的伦理人格典范形象更好地引导和教化民众[3]。另一方面，我国有别于西方的宗教信仰传统，西方人重其师所授之学，而其师则为一分门知识之专家，中国则重其师所传之道，其师则应为一具有德性之通才[4]，即中国教师相比西方教师肩负着沉甸甸的道德教化责任。这就要求我国班主任要先正其身，毕竟“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我觉得学生其实对思想上看得很深，他对成年人的要求也很高，然后对成年人的思想深度要求也很高。”（班主任C）

在分析资料的时候，班主任C常常用到一个词——“成年人”。她并不强调自己的班主任身份地位，在谈到学生的时候，用“成年人”来指称“教师”“家长”“班主任”。在不同的场景，她也有用到“成人”这个词。经过对比分析，我们发现凡是含有表率性、示范性、自律性的范畴，她都习惯性地用“成年人”这一词来指代。学生的基本属性是“非成人”，是接受“教化”的个体，而成年人则常常对他们提出各种要求和指令。“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显然班主任C已经意识到学生良好习惯的培养和品格的养成不能依靠指令，班主任自身专业学识和文化涵养、道德行为在学生心目中有着重要地位，即如韦伯所言，魅力型的人格在班主任工作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正如班主任D所说：“每一个班级的学生性格是什么样子，可能就是班主任的性格。我的性格可能是比较乐观、比较快乐的，所以我们班级的氛围也是一种乐观、积极、向上的氛围。”

2.在班级管理上，尚“德治”

班级是一个小型的社会化组织，其走向秩序化无疑涉及管理向度。班主任C在其班级小部分同学发生纪律问题时，她的行动路径首先是以校纪校规和道德劝戒为主，可以看出她崇尚“德治”的班级管理模式。

班主任C是一位十分“仁爱”的班主任，因为她心中总是装着学生。在班级惩戒措施出台和实施的过程中，她一般会通过“身教”来正向引导学生，她更加倾向“无惩戒”的班级管理模式——德治，希冀以自身的人格魅力感染学生，为学生做好示范引导。但是，违纪学生屡教不改，自己的“苦口婆心”劝导并没有发生效用，她逐渐获得这样的认知判断——高中阶段的学生是“喜欢触碰底线的”“喜欢触碰底线来探索边界感”，所以必须以“法治”惩戒的方式让学生知道“边界感”。为此，她不得不做出一些不符合她理念的管理手段。在研制这个惩戒措施的时候，班主任用了“绞尽脑汁”这个词，可见，这对她来说是非常难为的一件事情，在实施的过程中，她也承受了颇多的良知拷问。一方面是对惩戒本身的反思和省察：惩戒符合“人性”吗？惩戒会不会太过分了？另一方面，对被惩戒同学的教育影响让她颇为忧思，惩戒是否会使学生被贴上不恰当的“标签”？是否会影响这部分同学与其他同学之间的正常交往？总之，实施“法治”对班主任C来说是充满挑战的。班主任C坦言，假若她手头有足够的管理计策，她会根据问题的严重程度“按需施策”。

3.在师生关系上，求“和合”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和合[5]，注重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建立，并从对方的关怀中获得个人价值的彰显和实现。从班主任C身上可以看到典型的和合文化在她身上的体现：首先，在解决班级管理难题时会先考虑到师生关系的和谐性，面对违纪行为一开始采取“循循善诱”的德治和平方式解决正是因为“和合性”文化因子对她的影响，在采取“法治式”的惩戒后她认为师生双方已经“撕破脸皮”，而这种管理方式对于班主任C而言是无计可施的“下策”。其次，追求师生关系的和合性还体现在班主任C主动对学生的关怀上，并且她还将彼此之间的关怀视为自己工作的主要成就感来源，促使其经常性地找同学“谈心”。

“尽量多去关怀一下，可能每天不同同学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他今天有点不舒服，他明天有点心情不好了，他考前考后又有什么不一样的，所以这份工作让人感觉到其实它并不是工资给你带来的那个成就感，或者是那个价值感，就是一种师生之间的关怀吧……”（班主任C）

除此之外，师生关系追求和合性还体现在学生对教师的关怀上。在调研的过程中，大部分班主任反映，随着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他们感到工作压力非常大，但是学生对教师所表现的那份真诚的关怀成为他们化解压力和坚持在班主任道路上的“动力源”。

“我其实觉得只要我有精力，我真的是不太排斥做班主任，工资那就不要说了，那个回报，按我老公的话说：你那点班主任经费太亏了。但你不会去考虑这些，还是挺愿意做班主任的。因为那些小孩他跟你交流啊，一会儿看着你嗓子不舒服，给你来一个‘金嗓子’，我们这种又没有太高追求的人就觉得很幸福了。我们的工作很细，但是我们的成就感来源也很小，可能就是这样子。”（班主任E）

实际上，班主任注重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不仅出于彼此之间的关怀所带来的工作成就感，还有很大程度是因为注重和合性的中国人只有双方交心了才容易达成。中国人“二人”之间的关系是“人情”，而且也只有在双方都具“体”地感觉到对方的心意“在”自己身上时才可能“合”，因此，做任何事之先，都必须将关系搞“熟”[6]。中国式教育同样遵从这样的文化原理与逻辑。刚回国的陈向明教授受西方文化影响过大，希望将师生关系界定为一种正式的职业关系，在北大工作时就明确告诉自己的学生：“我不是你们的朋友，只是你们的导师，我只对你们的学业负责。”[7]可是她后来发现，如果她采取一种正式权威的姿态，刻意与师生保持距离，便无法接触到学生的内心，也无法与他们建立密切的关系。教育是一种关系性实践，是通过人际影响一代新人成长的事业。她反思道：如果她不与学生建立关系，不将师生关系“非正式化”，甚至达到某种程度的“拟亲化”，就很难获得学生的信任，也就无法实施真正的教育。

在电话访谈中，有位班主任总结自己班级学生成绩提升的原因主要得益于自己对班级心理环境的建造上，在研究者进一步追问他是如何建立一种宽松自由的班级氛围时，他认为主要源于他们师生关系的亲近感建立上：“一开始在接手这个班的时候，我就试图去降低我自己的身段和学生亲近一些，通过拉近学生的距离，这样，学生确实也会跟我无话不谈，就跟学生非常说得来，聊得来。”（班主任F）

但是，过于亲密的人际关系往往也不利于教师施教，特别是当教师的标准与学生的自由意志发生冲突时。班主任F坦言道：“……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我后面再想做管理的时候，可能我的一些威信就失去了。”“当我让学生靠近我时，我又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起来，我很难再用高标准对他们严格要求。我们之间的关系往往变得过于亲密，一些学生认为我对他们而言‘亦师亦友’，有的人甚至认为我就像他们的‘母亲’，在他们学业不达标的时候应该理解他们的困难（如情感困扰、经济困顿、家庭负担、能力不足等），应该给他们以‘特殊照顾’。这将我置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7]

因此，现实中存在这样一个内在困难：与学生保持疏离感的状态或与学生保持亲密师友关系同样不利于教师施教，远则教师很难走入学生的内心，近则似乎意味着教师必须降低对学生的学业标准或严格要求，两者都会影响促进学生成长的教育目的。班主任最后表示希望有一个专门关于如何平衡这两难的专业培训，以解决困扰他们的大难题。

古人云：“亲其师，则信其道。”但是现今在我们过于推崇“儿童权利”“学生需要”，宣称打破师道尊严，在平等的师生关系中追求真实的教育时，我们发现学生与师亲了，但失却了“尊师”与对权威知识的敬畏之心，导致教育的种子无法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历史传承中的一些文化因子就如我们的“第二天性”一样存在我们心间，一旦传统文化的系统性和完整性遭到破坏，在这些传统文化仍对我们有形塑制约作用，而与之相匹配并起支撑作用的文化因子已荡然无存时，我们的教育便会出现这一种两难境地。

二、现代性的力量强势地冲击着班主任的心理与心境

现代性犹如一张巨大无比的“网”，我们每个人都被抛入现代性之“网”中，许多人会时常感觉到困顿不安，常常有“挣脱”之冲动，但往往又为之耽溺，不能自拔。

1.在学校层面，细密的量化考核使班主任之间越来越“卷”

班主任之间越来越“卷”，这是座谈时几乎每一位班主任都谈及的深切感受，而且每一位谈及的班主任都不仅一次用到这个词。从他们的言说中，笔者感到他们对此流露出无奈和一种厌烦的情绪。他们的“卷”体现在哪里呢？班主任之间互相比较谁先到班级、谁又比较迟才离开学校，这是班主任间“卷”的细小体现。

“其实按理讲我们下班的时间是下午5点半，晚自习是7点。7点的时候你会准时在各个班的教室看到班主任都在，而且他们也不是看一眼就走了，而是一直在守着，看着，在陪伴这一方面确实耗了很多，从早上一直到晚自习之后，晚上9点才离开的还有好多。”（班主任B）

其实参加座谈的班主任多次用“耗”字表达了他们自身对这种行为的态度，即班主任内心是不赞同这种做法的，他们认为这样做是无意义的，不但是对自己生命时间的耗费，而且还达不到应有的教育效果，甚至会起到反教育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