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审美文化观”介入外语研究型教学的价值探赜

摘  要：该文以英语专业研究生课程西方文化专题研究之“马克思主义审美文化观”为例，旨在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与全球化并行的大背景下，充分挖掘和彰显其介入外语专业的教学和科研价值：顺应“大外语”的跨学科研究、实践审美的唯物性方法、促进中西文明、文化互鉴。“马克思主义审美文化观”扩容“大外语”研究生教学的探索领域，将外国文化专题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和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紧密结合。希望这一尝试对新时代高校外语研究型教学有些许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审美文化观；外语研究型教学；美育；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00X（2024）23-0027-04

Abstract： In the apposition contex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and globalization， this paper takes"Marxist view of aesthetic culture" as an example in Monographic Study of Western Culture， a postgraduate course for English major， and means to fully explore and highlight the values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such as adapting to the multi-disciplinarity of "Significant Foreign Languages"， practicing the aestheticmaterialistic method and benefiting the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and cultures. "Marxist view of aesthetic culture" expands the exploration field of postgraduate teaching in "Significant Foreign Languages" ， with the foreign cultural studies， the core values of Chinese socialism， and the training of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closely combined. The study hopes that this attempt will be of some significance to the research-oriente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Marxist view of aesthetic culture; cultural study; research-oriente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esthetic education; cultural confidence

在当下人类文明冲突、互鉴与融合多元共存的时代，世界跨文化交流已迈向更深层次的发展。为此，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大背景下，高校外语教育既强调文化坚守，又注重国际融合，突出外语人才的人文性、跨学科性的“大外语”格局及相关能力的培养，从而契合国家“一带一路”等对外政策需要。同时，新时代高等教育将美育看作促进大学生“全人”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1]。高校外语专业学生的审美素养具有多重内涵式精神指向，充分利用掌握的外国语言和文化先验优势，既“昌明国粹”，又“学贯中西”。为此，具有理论优势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能够引导高校外语人文教学的科学、历史、辩证和发展的维度理解，在构筑‘文化强国’、向世界展示‘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等领域发挥有力的指导作用”[2]。

一  “马克思主义审美文化观”利于中国高校“大外语”跨学科研究

文化观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实践性和阶级性。反映了某个时代、某个社会意识形态的人们对待具体的文化观念所持的态度和立场。在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化并行的当下，审美介入文化、政治并跨越了民族和国界，具有审美“共同体”特质。“马克思主义审美文化观”融合外语、政治学、文学、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用历史的、发展的、辩证的思维，结合政治、文学、艺术事件，跨越政治与文学鸿沟，超越学科门类界限，探索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的审美标准和核心价值，将积极的政治生活加以审美的观照、学理的论证。

在西方文化专题研究课程中，研讨发现马克思主义审美文化观充盈着审美解放话语，并展现出新的内在逻辑和理论发展动向。其理论进一步融合了文化、资本、人的审美感性意识发展及文化政治批判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审美文化观经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由卢卡奇、葛兰西、本雅明、威廉斯和阿多诺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建构，面对的是20世纪前、中期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发展状况。他们将马克思主义审美意识形态的性质置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关系中审视，突出美学的社会政治功效。在他们的美学理论中，进步的乌托邦信念构成其历史基础，文化和意识形态是其主要的斗争域，审美革命和文化反抗是其主要的斗争方式。代表作有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本雅明的《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阿多诺的《美学理论》和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

第二，20世纪60、70年代至20世纪80、90年代。尤其是法国“五月风暴”以来，面对1968年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其带来的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们对美学的热情与其说是对现实政治困境的消极逃避，不如说是在政治环境变迁背景下主动选择的策略转移。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强化了文化、政治、艺术和个人意识的关联性，使文化研究呈现“结构主义”范式转向，为审美文化介入社会生活提供了理论动力。阿伦特在《康德政治哲学讲稿》（1982）中，主要基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一书，将其“政治”观念经由公共领域的感性实践——“审美判断”——而融化、渗透到人们的身心，既原创性地挖掘了康德“审美判断”中所蕴含的政治实质，又构建了自己的政治美学[3]。

第三，20世纪末至今，西方（激进）左翼思想家以美国的詹姆逊，英国的伊格尔顿，意大利的奈格里，法国的朗西埃、巴迪欧和斯洛文尼亚的齐泽克为代表。他们在美学危机、艺术终结的挑战下，沿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和艺术的重视，发掘审美的政治意义和解放功能，同时直面经济的全球化浪潮和文化的后现代转向，深入探索当代全球化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文化、艺术思想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展开的批判。朗西埃将政治与美学紧相扣连，倡导“政治美学”，认为在后现代语境下，美学并非政治的他者，而是政治即审美本身。詹姆逊探寻后现代文化和美学逻辑之间的一致关系，在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批判的同时，认为后现代资本主义的艺术“灵晕”丧失、文化模式支离破碎，为此认为应走出“平面”，重获“深度”。伊格尔顿否认文学艺术与经济基础、意识形态的简单机械的对应关系，坚持从唯物主义的视角审视、阐发文学艺术作品的主动性和特殊再生性。奈格里则把对文艺发展的思考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进程和非物质劳动形式相结合，从生命政治维度重新考量审美、艺术和文化中的政治内涵。巴迪欧认为艺术能够开启真理，创造不同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可能性。

研讨价值：①有助于借当下重大的全球一体化语境阐发马克思主义审美文化观的现实意义，在文化与美学的互动阐释中探究现代审美革命是政治革命的继续。②就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而言，通过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审美文化观，重新审视当代中外马克思主义文化艺术现象，为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借鉴。③有助于面对国外涌进的各种价值和选择时，“形成高尚的、普遍的社会政治审美理想”[4]。

二  “马克思主义审美文化观”突显社会主义审美的唯物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审美文化观”的显著特点之一即审美的唯物方法论。这在英国新左派“文化马克思主义”与艺术的关系中尤其显著，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大众文化的艺术革命性。然而，以往的课堂研讨多从单纯的文化或政治视角审视英国新左派，很少从审美视角剖析这段历史，从而把文化与艺术割裂开来，而非将艺术看作是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英国“新左派”（the New Left）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创了非教条的“文化马克思主义”（Cultural Marxism），主要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解文化的方法及探索与解释的模式，从而确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社会主义传统呈现的新趋势做出新理解和新实践。通过管窥英国第一代新左派的源头，会发现社会主义文化与艺术联系密切。

研讨进而引出“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审美文化观的重要性：该运动虽持续时间不足30年（1956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却诞生了两代新左派思想家。对于已经发展了好几十年的非正统的、批判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威廉斯、历史学家汤普森、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格、文学批评家伊格尔顿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开启了英国文化研究范式，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审视历史、文学、艺术和文化等多个领域，从根本上改变了二战后英国所处的“理论的危机”。英国新左派开辟和引领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尤其是以工人阶级为主的大众文化理论，其影响延续至今。

研讨最后聚焦于颇具代表性的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审美观。其审美文化观较好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审美文化观的辩证唯物性。在专题探讨中，尤其关注威廉斯的“文化”审美维度。在《文化与社会》中，威廉斯[5]认为“文化”的主要用法之一是十九世纪的社会传统将“文化”视为“艺术的整体状况”，一种应该在劳工中传播的思想，既运用了自己的才能和自然资源，又让人生充满了乐趣。同时，由于资本主义体系下重商主义横行，本应愉悦的工人劳动由于机器大生产的破坏性介入而遭遇“异化”，因而“艺术已经成为一种特殊性质的劳动”[6]，一种“物化”的劳动。

研讨认为“文化唯物主义”提供了一种特色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范式，可将其看作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文化观念与文化理论的总体性概括。它是威廉斯[7]和E.P.汤普森在《文化与社会》《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威廉·莫里斯》等著作中开辟并推崇的文化研究方法，“改变了文化领域几代学生和工人的思想”，并使之成为显学。“作为威廉斯文化理论遗产的核心，文化唯物主义彰显了一个独立思想家站在各种传统交汇的十字路口，基于批评实践与社会观察的学术志趣和理论洞见，不仅为方兴未艾的英国文化研究开辟了新方向，也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容”[8]。这种文化观念颠覆了英国传统的文化与物质相对立的主流精英文化特点，将文化精神、意识与思想的形而上属性和物质的形而下属性并置，消除了文化与物质的二元对立，使文化具有了物质属性，成为物质生产的一种方式。

研讨价值：①有助于探讨21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审美文化观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传承与创新。②有助于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左翼知识分子”因子，从整体上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包括其本身的理论内核及其表具的各种形态。③有助于研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文化审美转向，同时对推动和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乃至政治哲学发展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④有助于推进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体系构建和话语创新，并提供一定的新思路、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