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素材在高校课程思政中的应用

作者: 赵潮

摘  要:该文结合考古学专业特性与思政教育的理念、方法,分析考古素材所蕴含的思政内涵及其在思政教育中的独特优势,并提出如何通过有效的教学方法,充分达成利用考古素材进行思政育人的目标。分析表明,考古素材蕴含多个维度的课程思政目标,内容本体与思政价值之间联系紧密,且能够为众多学科所用。强化学生的主体性,加强引导,并采用符合考古学研究特征的教学手段,是利用考古素材进行思政教育最为有效的方式。

关键词:课程思政;考古学;价值引领;教学策略;思政内涵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00X(2023)17-0193-04

Abstract: Combining the specialties of archaeology and the thoughts and method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importa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and specific advantages of archaeology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t further proposed effective teaching methods to fully achieve the goa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y using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The analysis reveals that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hold multi-faceted goal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tight connections between their contents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and can be applied by various disciplines. Emphasizing the agencies of students, strengthening the guidance, and applying teaching strategies that align with the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are the most effective ways to us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tudies.

Key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urses; archaeology; value leading; teaching strateg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notation

课程思政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任务的重要战略举措。高水平的课程思政建设,能够与高校思政课程教育形成合力,有效推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的构建。2020年,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中,号召高校教师将知识传授与价值塑造有机融合,找准各自授课领域与课程思政的契合点,达成润物无声的育人之效[1]。

在高度重视思政建设的同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充分肯定了考古学在社会、政治与文化领域的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2]。

考古学知识在高校教育应用广泛,不但是考古学、文物学、博物馆学等专业方向的核心课程内容,也是历史学、地理学、美术学等相关学科教学会用到的素材。因此,充分挖掘考古学素材的课程思政内涵,对于指导多门学科的课程思政工作开展,推动多维度课程思政目标的实现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将从考古学的专业特征入手,深入提炼考古素材与课程思政内涵的融合点,并结合教育学理论、方法与实践,分析考古学知识在课程思政建设中的独特作用,探讨如何通过有效的教学策略落实考古学知识的思政育人目标。

一  考古学素材的思政内涵

考古素材与课程思政之间具有很多方面的结合点,本文凝练出了以下三处考古素材所突出体现的思政内涵。

(一)  考古学展示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有助于增强文化认同与自信,培养高校学生的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和文化认同的建立,往往根植于我们对自身历史的理解与认知。考古学科通过物质遗存研究人类的过往,不仅具有补史、证史、纠史的作用,还在研究古代知识体系的物化与外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能够拓宽我们对自身历史理解的广度,更为全面深刻地认知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规律与特质[3]。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浩如烟海的文献仅仅记录了中国三千多年的历史。自有文献记录之时,中国已经步入了较为成熟的文明阶段。因此仅通过传世文献,我们难以认知中国大地早期人类社会的发展,更无从探讨中华文明孕育与形成的过程。考古学是研究文字出现之前的人类早期历史 (史前史)的重要途径,能够极大延伸历史的轴线,让我们通过长时段的视角审视中国大地上精彩的人类发展史,破解中华文明起源的奥秘。

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表明,中国大地有超过一百万年的人类居住史,是全球最早出现人类活动的地区之一。在一万年左右的时期,居住在中国北方与南方的先民分别驯化了粟、黍和水稻,开启了从狩猎采集向农业经济转型的进程,是全球为数不多的几处动植物驯化中心和原生农业起源地之一。之后,在日渐发达的农业经济推动下,中国各农业区出现了人口激增,经济与社会分化日趋明显,出现了更大规模的社会整合和日趋复杂的政体组织,创造出辉煌的文化成就,并在频繁的区域互动作用下形成了广域国家,体现出不同于西方城邦制文明的社会发展轨迹[4]。

这段中国史前史,占据了中国大地自有人类居住至今超过99%的时段,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信息。通过对考古成果的研读,我们可发现:①中华文明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有着漫长的文化积淀。五千年的文明史,其源头至少可追溯至一万年左右的农业起源之际。②在漫长的文化积淀中,先民取得了各种文化成就,并被后世所继承与发展,成为我们中华文明的特质。③各区域在独特的自然环境与人文因素作用下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但又存在着广泛而深刻的互动与融合,共同为早期中华文明统一体的发展作出了贡献[5]。

由于这些研究成果多用专业化的考古术语表述,宣传普及力度不够,因此其所蕴含的丰富的课程思政内涵,未得到充分的开掘。如若能充分提炼这段史前史的文化内涵,并通过合适的教学手段传授于学生,则可发挥以下三方面的价值引领意义:①使学生更为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历史的悠久性,理解中华文明发展的动力机制;②使学生充分感受中国先民的生存智慧与文化成就;③使学生领悟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二)  中国考古学研究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能够拓宽视野,加深学生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

在弘扬爱国主义情怀,加强民族与文化认同的同时,我们也需谨防狭隘民族主义思维的泛滥[6]。这种偏颇的思维会滋生骄傲自满的情绪,损坏国际形象,并阻碍中国汲取世界其他地区先进文化成果的步伐,不利于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新一代大学生需要有心系祖国、胸怀天下的情怀,既要明确意识到坚持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必要性,也要懂得智慧性地汲取海外先进的科技与文化成果进行反向创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大业,并将我们的技术与智慧传播到其他地区,达到互利共荣。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秉持理性爱国主义,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7]。

考古学研究成果,生动地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表明文化交流与互鉴,是中华文明持久繁荣的重要基础。古代中国的发展从未与世隔绝,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因素的过程中,保持了持久的文明活力,并将自身的文化成果辐射到了更为广阔的区域。例如,发源于我国南方地区的稻作农业体系,在其发展成熟之际分别向南传到了东南亚地区,向东北传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促进了当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其文明化的进程。而在西亚地区率先被驯化的小麦、大麦、山羊、绵羊和黄牛,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传入中国,被融入中国农业体系之中,形成了后世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农业格局。随着佛教东渐而传入我国的石窟造像艺术,推动了我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快速发展,其造型风格也随着历史的进程而逐渐“中国化”,形成了符合中华民族审美的独特艺术瑰宝。考古学研究在基于发掘与调查的科学实证研究下,追寻物质遗存的空间分布与历时性演变,不但能够生动揭示文化交流的各种物证线索,还能够探索文化交流的动力机制、过程以及后继影响。我们可以从中领悟到中国古代先民在吸纳外来文化方面所展现的智慧,亦能看到中华文化因素何以传播至远,在文化互动的机制下对其他地区的文化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些知识,对于我们理解在当下全球文化互动中的战略选择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三)  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体现了“中国方案”的强大生命力,有助于增强制度自信,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实证主义精神

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率先兴起于西方,在20世纪20年代初引入中国。考古学科的西学东渐,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20世纪初,我国积贫积弱,中国文化西来说盛行,疑古学派对传说中的中国上古史产生质疑。在此文化认同危机之下,中国的文人志士引入考古学,通过对出土物证的研究,确立了殷商王朝的存在,并将中国历史的根脉追溯到了更为久远的史前时期。随后,在数代考古人的努力下,中国考古研究不断丰富着我们对于中华文明发展进程的认识,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独特研究范式[8]。近年来,随着与国外考古学交流的增多,国外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也被逐渐吸纳融入中国的考古研究体系中。这种秉持自身发展特色,同时吸纳外部智慧的做法,使中国考古学研究工作能够坚实立足于符合我国国情的考古实践,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研究结论的可靠性。近十余年来,国内一些考古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走出国门参与了国外的考古研究项目,也将中国考古的经验带入了其他地区,体现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独特魅力[9]。

中国考古发展的历程,与考古学科强调实践,注重实证研究的特性有着紧密关系,也体现出中国考古工作者不落教条主义的窠臼,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践主义精神与智慧[10]。由此可见,除考古成果之外,中国考古学科的发展史和考古工作者的研究历程,也蕴含着丰富的课程思政素材,可让学生深刻领悟到如何通过实事求是的科研精神和对外部智慧的合理吸纳,建构符合国情的中国方案。

二  考古素材在课程思政建设方面的独特性

考古素材在课程思政内容的建构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考古学所传递的价值观念,内隐于其知识体系中,与知识内容之间具有非常紧密的关联。寻找专业内容与课程思政的最佳契合点,是课程思政教育的难点与挑战。如若无法找到最佳契合点,所授课程的具体知识内容与价值引领之间就会存在脱节的状况。生硬且突兀的价值输入,不符合循序渐进的认知规律,无法让学生产生信服感,甚至会扰乱学生注意力,影响到对知识内容本身的讲述[11]。知识与价值的深度内恰性,使得考古学知识与课程思政亮点能够达到自然顺畅的结合,规避了专业知识与课程思政“两张皮”的隐患。授课教师在讲述知识内容的同时,嵌套于知识内容之中的价值观念便会自动得以释放,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情感与认知。例如当我们通过生动的图片展示精美的古代工艺品时,授课教师无需多言,学生也能感受到古代先民的艺术智慧。而此时授课老师仅需一两句简短的话语点出遗存背后体现文化价值,即可升华思政主题,起到画龙点睛之效。因此利用考古学素材传达课程思政内容,可充分达成课程思政建设所倡导的润物无声、隐性育人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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