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课程教学之动态意义理论的建构研究

摘  要：文章先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和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分析语言的不确定性，再从伽达默尔、德里达和奎因等人的语言哲学思想解释翻译的不确定性，最后借助维特根斯坦的动态意义观建构翻译的动态意义理论。该理论适用于外语专业的翻译课程教学，对翻译课程的理论教学和实践环节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不确定性;相对价值;动态意义;建构;翻译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00X（2022）15-0098-05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ly analyzes indeterminacy in language from Saussurean， the structuralist's Semiotics and Halliday's Systemic-functional Linguistics. Then the paper accounts for uncertainty of translation from Gadamer， Derrida and Quine's thought of linguistic philosophy， and lastly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dynamic meaning theory for translation which could be applicable to the translation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 major， especially to the teaching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Keywords： indeterminacy; relative value; dynamic meaning; construction; translation teaching

根据《英语专业本科教学指南》，语言学和翻译是最具英语专业学科属性的核心课程。从这一方面看，语言学与翻译学理论研究对英语专业课程设置与教学具有指导意义，而从语言与翻译不确定性视角研究翻译动态意义理论的构建，对外语专业的翻译课程教学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启示。

翻译不仅仅是语言转换行为，也是两种语言之间意义的等值转换，即“借助语言来表达的意义”[1]。即意义再现是“翻译的根本任务和目的”[2]，也是翻译的本质。

翻译的核心是意义转换，而意义的不确定性往往导致翻译的不确定性。20世纪60年代奎因（W. V. Quine）[3]在其专著《词和物》（Words and Object）中提出了“翻译不确定性理论”（the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并且认为翻译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意义的不确定性。意义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语言的不确定性，即语言所表达的意义是动态的，意义随着语境而流变。简而言之，翻译是一个意义等值转换的动态过程。因此，从语言与翻译不确定性视角分析意义的不确定性有助于展开翻译动态意义理论构建的研究。

一、语言的不确定性

翻译研究随着20世纪的“语言转向”（language turn）而突显。翻译研究自身也成为“语言转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活动。随着20世纪初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问世（1916），随后出现的布拉格学派、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以及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等语言学理论成为了西方翻译语言学派的主要理论依据，尤其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和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

（一）索绪尔（F. De Saussure）的语言意义观

作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及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将由语音和意义构成的语言系统看作一个符号体系，其中每一个符号都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符号体系是一个为人们进行言语交际提供选择的网络系统。语言系统实现交际功能的过程，就是人们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对意义进行选择的过程。因此，索绪尔的语言学实质上是关于如何使用符号系统资源创造意义的社会符号学。

索绪尔主张从系统、差别、价值的角度去考察语言的意义。语言符号是一个价值系统，价值通过系统内部的关系来体现，例如一个词的价值由该词与其他词语之间的关系来体现。从构成一个符号的两个成分之间的关系来看，意义就是声音结构的对等物，但语言符号作为两个成分的结合体，同样具有它的对等物，即语言中的其他符号。因此，任何符号的价值取决于其与其他符号在系统中的共现关系。索绪尔以货币价值为例来解释语言符号的价值：价值既由非类似物决定，也由可比较的类似物决定[4]。同理，一个词可以指代非类似的东西（概念），同时也可以与相似的东西即另一个词相比较。因此，一个词的价值不仅仅是由它的概念或意义所决定，还必须通过参照与其他词的可比价值加以确定，即价值体现于差别和关系。

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连结的是概念和音响形象，并用所指和能指分别指代概念和音响形象，而所指和能指的对应关系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5]。意义决定于由语言符号间的差异及复杂的语言符号关系网络系统。简而言之，意义体现于价值，价值体现于差别和关系。由于差别和关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价值是可变的，体现于价值的意义也是可变的，即语言的意义具有不确定性。

（二）韩礼德（M. A. K. Halliday）的语言不确定性观

韩礼德认为，一门自然语言就是一个不确定的系统，不确定性是一个进化成熟且具有功能的符号系统正常的、必要的特征，也是我们重现和解释语言的方式，因为单一、确定的经验构建不足以让我们生存，我们必须把事物看成是未确定的。因此，在构建经验意义方面，韩礼德识别出五种基本类型的不确定性：模糊、融合、重叠、中立和互补[6]。

语言系统具有不确定性，因为我们的经验世界是极不确定的，因此用过程类型来识解经验世界的语法方式也是极不确定的[7]。无论在概念方面识解经验，还是在人际方面构建社会关系，语言在本质上是模糊的（fuzzy）。语言的不确定性不是偶然的，而是语言功能所依赖的一个本质属性[8]。不确定性是语法的非显著典型性特征，即“现实“本质上是混乱的，经验是很难识解的[6]。从系统功能的视角看，不确定性既是必要的，也是积极的，它能使语言变得丰富，因此应从语法方面去解释。例如，语法上的或然性（probability）给范畴的定义带来了不确定性，因为语法本质上也是一个或然性系统，它在识解概念意义、构建人际意义和组织语篇方面有着重要意义，这为语法的构成潜势提供了基本的资源[8]。

因为所有的语言都可以指涉不同类型的非精确性（inexactness），例如属性的程度（rather， fairly， slightly），不肯定性的表达（perhaps， apparently， surely），普遍性程度（on the whole， for the most part）等，语言系统本身及语言系统之间互相联系，也充满了不确定性。换言之，经验的识解是多方面、多维度和流变的，人类文化中的社会关系也不是根据简单的“是/非”“这/那”选项来构建，而且言语角色的协商与安排、演讲形式与人称指涉、权力与距离的维持等，都需要用各种方式来进行调制、缓冲、编写与区分。简而言之，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开放性的语言符号为意义的生成和交换提供资源。虽然形式语言学把不确定性看作是一种语言的病态特征，需要动手术将其切除，但功能语言学却把不确定性看作是语言的一个积极正面的表征，没有它，语言就会失去丰富多样性[8]。

系统功能语法将语言系统视为一个意义潜势，而且语言系统和意义之间是体现关系，即语言意义（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由词汇语法来体现。即语篇语义由语言系统（词汇语法）的研究来实现。由于意义是由作为意义潜势的语言系统来体现，那么语言系统的不确定性势必带来意义的不确定性，因此作为翻译根本任务的意义再现将难以实现。虽然翻译研究不是韩礼德的兴趣所在，他本人甚至认为翻译理论只是普通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方面，翻译研究的目的是外语教学，即翻译是一种语言对比手段，通过对比两种语言从语音、词汇、句子、段落到语篇各层级的语法结构，使学生了解母语和外语之间的异同[9]，但是这不妨碍韩礼德的语言不确定性观可以成为翻译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二、翻译的不确定性

翻译是两种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根据索绪尔的语言意义观，每一个符号都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体，传统的转换（翻译）仅发生在能指层次上，即用不同的能指来表达同样的所指。然而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能指发生了转换，所指也可能发生转换，而后一种转换产生了意义的不确定性。这种翻译的不确定性可以从以下三个语言哲学方面来解释。

（一）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阐释观

伽达默尔认为翻译是阐释的一种特殊形式，把翻译看作一种哲学阐释学对话，即译者和文本的对话。由于意义存在于文本之中，而非由作者提供，因此当译者在翻译文本时，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一个和文本的对话当中，而且无论译者怎样努力，都不可能穷尽文本的意义，即无论译者做出多少阐释，文本的意义都不会枯竭，都会存在阐释的空间。简而言之，无法穷尽的文本意义导致了翻译的不确定性。

（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论

与伽达默尔相反，德里达认为所有的阐释都是翻译，把阐释看作翻译的一种特殊形式。由于语言是一个充满“延异”（意为延缓和差异）的场域，即意义不断被延缓和消解，使得文本充满意义碎片，无法形成一个意义整体，语言也因此无法获得准确表达的意义，文本翻译也就无法实现准确的意义转换。

德里达相信，西方理性主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是围绕“所指-能指”结构建立起来的，这个结构是一个围绕“超验所指”、有等级的二元对立。在这个对立中，“所指”是超验的，能提供最终的意义，也就是说，“所指”是可确定的，即翻译的可译性。“逻各斯中心主义”除了指“所指-能指”的对立外，还泛指一切围绕某个中心建构起来的二元对立，如“男-女”对立，“原文-译文”对立，而且前者比后者优越。要破除以“所指”为中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必先破除“所指”的超验性。与逻各斯中心主义相对立的是德里达的“延异”（différance），通过延缓意义拆解那些所谓的“终极所指”，并打破具有等级性的二元对立结构，从而使文本意义的转换变得不确定。从这方面讲，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实际上解构了文本的可译性。通过解构，概念被分裂，意义不在场，所指也被无限延迟，文本也因意义的不确定而变成不可译，从而导致了翻译的不确定性。

（三）奎因（W. V. Quine）的翻译不确定性观

奎因因其哲学观点兼有分析哲学和阐释学的特点而难以归类。奎因在其专著《词和物》中提出行为主义意义观，认为语言的意义是行为刺激的结果，即语言的意义要通过观察因刺激而做出的反应才得以研判，因而翻译是不确定的。奎因指出，翻译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意义和指称的不确定性。指称和意义是不一样的，即意义不可以和命名（指称）等同起来。例如，“morning star”可以指早上的星星，也可指夜晚的星星，即同一名词可以具有不同的意义。反过来，有意义不等于有指称，例如“红”是有意义的，但不一定指向某一个对象。由于人类有相同或相似的经验，只要事物有明确的指称，那么两种语言中有相同指称的词语就是可译的，即指称的确定意味着等值转换的可能。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两种语言的指称完全对应的现象毕竟是少数，大多数是部分对应，甚至是不对应。需要指出的是，奎因没有说过翻译是不可能的，他只是认为翻译的不确定性在于人们的言语行为中不能充分确定的意义和指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