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国际理解教育：历程、经验与启示

[摘 要] 以国际理解教育发展历史悠久的日本、美国、澳大利亚作为研究对象，回顾了国际理解教育的实践历程，从理念、制度、内容和评价四个方面探讨日、美、澳的国际理解教育实践经验：国际理解教育理念下营造多元化校园文化、国家政策推动外语教育和国际理解教育的融合、融入多元化的课程目标和课程体系、正确评价和消解国际理解教育民族主义思想。提出对我国国际理解教育发展的启示：创造“区域链资源共享平台+互联网+国际理解教育”的新生态理念;明确国际理解教育的新时代目标导向;搭建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本土化“金课”内容框架;探索全方位、多元化的国际理解教育评价体系。

[关键词] 命运共同体;国际理解教育理念;课程目标;课程体系;评价体系

[中图分类号] G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634（2022）04-0001-09

2020年6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印发，明确提出加强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帮助学生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且具有国际视野的新时代青少年。《意见》对新时代国际理解教育进行了重点部署：打造“一带一路”国际理解教育升级版，扩大国际理解教育供给侧，把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摆在重要位置。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却存在国际理解教育理念被“边缘化”、制度被“形式化”、内容被“泛论化”、评价被“工具化”的现象，出现了概念混乱、政策虚设、课程冗杂、评价缺失等问题[1]。因此，需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指导下重新思考国际理解教育的实践路径。如何提升学生对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理解，尊重和借鉴的意识能力？如何加强国际理解核心素养培育，将国际理解理念渗透到日常教学之中？如何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落到实处？为了推动国际间的交流和理解，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率先把国际理解教育作为重要内容，提倡从小培养学生的“全球意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美、日、澳逐渐建立了完善的国际理解教育培养体系，诸多国家以其为借鉴对象，来应对本土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挑战[2]。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和各国政策归纳，以国际理解教育的前沿国美国、日本和极具特色的澳大利亚国际理解教育的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归纳总结其国际理解教育的三个重要发展浪潮，剖析了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国际理解教育在理念、制度、内容和评价方面的实践路径，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国际理解教育的实施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提供重要的政策咨询与经验借鉴，并为国际理解教育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发展提出了改革创新的路径。

1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国际理解教育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包含了政治、安全、发展、文明、生态等多个领域，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新内涵和总布局：在政治方面，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努力求同存异和聚同化异;在经济方面，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以更加客观、理性的态度看待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在文化方面，兼容并蓄、交流互鉴，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在安全方面，努力加强沟通、增进互信、开展合作，切实尊重、保障和维护每一个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在国际秩序上，构建公正和谐、交流互鉴、共同进步的国际新秩序[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新时期中国国际主义发展的根本理论指导，其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在于将中华文明精神与时代潮流和多样化的国情相结合[4]。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全局和全球视角出发为国际理解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并提出了依据。

1.1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国际理解教育的发展方向

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赞同和理解，联合国也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记载进诸多重要文件中，成为指引世界各国维护和平、谋求新发展的共同依据。在发展国际理解教育方面，如今的“国际理解教育”不再被狭义地定义为教育学生认识国与国之间的文化，而是更广泛、更具体化地涵盖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与彼此认同。两者的内在耦合有助于破解反全球化思潮的阻碍，引领全球化纵深发展，从而塑造全球治理的新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引下的国际理解教育，培养学生的目标是能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出发点，以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对待各国文化习俗的差异，以包容的心态看待国际问题，并心系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型人才。“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包含了“世界大同”的价值观，还体现了作为大国应有的态度与使命感，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用的基础上彰显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人们提供了全新的价值坐标，对于国际理解教育的创新与发展具有指导性意义。

1.2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升华国际理解教育的价值内涵

教育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特别是以缩小人类价值认同差距为目标的国际理解教育。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国际理解教育需要培养能站在共同利益之上，以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审视世界问题，以包容的心态、融合的视角看待国际问题的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哲学基础是全世界的共同价值，共同价值是中国基于生态文明、和平发展的角度构建国际关系提出的价值主张，这一价值观倡导人类的相互依存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可持续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以全球眼光思考人类未来并提出的“中国方略”，是有现实意义的、具体的实施路径和意识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着文明、和谐、共存的价值观，坚持文明是多样化的、平等的、包容的，坚持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共存的原则，加强了各国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视角全面审视国际理解教育，是挖掘国际理解教育本质、整体把握课程育人方式、全面渗透价值观念的最有效途径。如今的“国际理解教育”概念在理解本土文化基础上融入了全球视野、世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观，这需要在树立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出发点。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观作为国际理解教育的价值导向，丰富了国际理解教育的内涵、拓展了国际理解教育的发展前景，同时也为国际理解教育规划了实践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自提出以来便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坚实的人类共同利益支撑，是世界发展的历史必然[5]。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样宏大的目标离不开对自身价值和文化的清晰定位，离不开对其他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也离不开对国际性问题的垂范思考。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引领下，国际理解教育的发展将升华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趋势。

2 从“思想雏形”至“战略发展”的三波国际理解教育发展浪潮

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的源头可追溯到17世纪中前叶近代教育学创始人夸美纽斯。在1632年出版的《大教学论》中，夸美纽斯就试图通过教育试验和学制改革去实现“泛智教育”和“泛智学校”的理想，“建立永久和平安宁的学校，把一切知识教给一切人。”[6]由此，他成为国际理解教育的鼻祖和倡导者。关于国际理解教育近70年的发展历程，起初诸多学者给出不同的划分标准，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阶段分界逐步明朗。2003年，徐辉等人在余新的研究基础上将全球国际理解教育发展阶段分为：追求和平的萌芽阶段、充满困惑的初步实施阶段、目标明确的深入推进阶段和倡导多元文化教育的现今阶段[7-8]。2018年，熊梅等将国际理解教育的发展分为萌芽阶段、初步实施阶段和推动阶段，且被普遍接受[9]。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法，结合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国际理解教育的发展历程与阶段性特征将其分为三个时期[10-11]。第一个时期是国际理解教育的“雏形期”，从1946年诞生“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概念至1974年，国际理解教育理念和目标初露雏形;第二个时期是国际理解教育的“国策期”，从1974年颁布的《教育、学术、文化的国际交流》至1991年推出的《战略报告》，不断推出国际理解教育政策、更新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第三个时期是国际理解教育的“战略期”，从1991年至今，国际理解教育已被世界各国广泛推广，国际理解教育领域不断诞生出新的内涵和实践经验。

2.1 第一波浪潮：理念和目标的“雏形期”（1946～1974年）

20世纪初，在接连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于1945年成立。出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巨大创伤的反思，人们呼吁和平、相互理解的声音高涨，并逐渐认识到教育在维护世界和平与文化理解上的重要性。由此，“国际理解教育”（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于1946年应运而生[12]。

当时，美国受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将目光聚焦于K12教育上，抓住加入UNESCO和签订《关贸总协定》的时机融入集团成员国，培养交换生并开设国外文化的相关课程。1958年颁布的《美国国防教育法》明确指出加强外语教育建设，呼吁学生重视理解本国和他国文化差异。在美国政府的大力推广下，20世纪末就有34个州成功开展了国际理解教育的相关课程[13]。当然，在推广的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首当其冲的是如何在国家课程标准的要求下制定理念与之相符的国际理解教育课程内容进行教学。同时，如何完善国际理解教育的课程体系也是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战结束后的日本，为了一洗其在侵略战争中的负面影响，于1945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积极响应国际理解教育的号召，捐赠教育物资援助发展中国家并大力倡导学生去国外传播日本文化，这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第一步举措[14]。之后，日本政府为了更好地顺应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冲击，制定了诸多以基础学校为中心的教育发展策略，大力建设国际理解示范学校，将国际交流能力列为学生发展的基本要求。从此，日本的国际理解教育开始逐步迈入正轨。

澳大利亚的国际理解教育“雏形期”同样发轫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其他国家不同，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其当地居民和国外移民文化复杂交错，给社会稳定和平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开展国际理解教育迫在眉睫。澳大利亚国际理解教育初始是由非政府组织自发推行的，例如“澳大利亚国际互助组织”“澳大利亚国际志愿者组织”等[15]。这些民间组织致力于为国民提供学习外国文化知识的资源和场所，并定期举办青少年跨文化交流活动，积极营造国际理解教育学习氛围。

2.2 第二波浪潮：推行政策的“国策期”（1974～1991年）

在第一波浪潮结束后，更多国家意识到国际理解教育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国际理解教育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探究，多国政府纷纷出台政策支持和指导国际理解教育的推行和落实[16]。1974年，日本政府出台了《教育、学术、文化的国际交流》，报告强调了国际理解教育主流的重要性和必然性，为之后出台的有关政策指明了方向和道路。1982年，日本发行了《国际理解教育手册》。手册再次强调了作为日本公民要在国际社会中宣传本国传统文化，鼓励学校设立“国际科”来推进国际理解教育。此后，日本成立国际理解教育协会，开始了有计划、有组织地研究国际理解教育阶段。日本国际理解教育的发展渐渐脱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主导，开始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国际理解教育发展模式[17]。

在第二波浪潮的影响下，1989年澳大利亚出台了《国家议程》，将全球多元文化教育上升到了国策的高度。报告不但详细划分了多元文化的内容和范围，而且制定了国际理解教育的三方面内涵、三方面限制和八项发展目标原则[18]。在1991年美国《战略报告》中，布什总统要求学生了解本国和世界各国文化的差异、彼此尊重对方的习俗和权利，学校在培养“世界公民”的同时要协调国外文化的吸收和坚持本民族习俗的关系。这些决策和思想都为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的升华打下了坚实的政策基础，为国际理解教育的落实铺平了道路。

2.3 第三波浪潮：衔接课程完善评价的“战略期”（1991年至今）

由于有着完备政策的支持，国际理解教育发展空前迅速。随着21世纪的开幕，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各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动，国际理解教育的内涵和目的也在不断扩展和改变。此时，国际理解教育的实践性被空前提高，体现在与具体课程间的融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