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在此而意在彼，品冥漠恍惚之美

摘 要：《蒹葭》乃《诗经·秦风》之一绝，是《诗经》众多篇章里的一颗璀璨明珠，以抒发深情著称。其艺术成就，历来被历代文人所称赞，称赞它风格“洒落”。全诗意境朦胧凄清，感情执着真切，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成就了其独特的艺术美感，但对于它的主题却分歧很大，本文对此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蒹葭》 刺襄公 思贤求隐 爱情 DOI：10.12241/j.issn.1009-7252.2024.10.008

《蒹葭》是《诗经》中抒情的名篇。对于其艺术成就，王国维《人间词话》曾评价：“《诗经·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而对于《蒹葭》一诗的文人性，陆侃如和冯沅君在《中国诗史》上卷中提到，确实被他们视为《秦风》杰作，甚至称之为“诗人之诗”。风格与《秦风》其他篇章截然不同，《秦风》以慷慨悲歌著称，《蒹葭》则以其悠闲自在、含蓄深远的风格脱颖而出。这种风格上的差异使《蒹葭》在《秦风》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两位学者点明了在注意这首诗突出艺术美的同时，更提醒人们应该注意这首诗的主题。关于《蒹葭》一诗所蕴含的主题思想，历代学者观点并不一致，呈现出多样化的解读态势。经过梳理与归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论点：

第一类是“刺襄公”说

“刺襄公”说从地理立论，认为秦处周的旧土，理应有周人的尚礼的风教，可惜秦襄公却不能如是，仍依“夷狄之俗”，所以为诗人所刺。该说法最早见于《毛诗·小序》（下文简称《诗序》）。《诗序》云：“蒹葭，刺襄公也。不能用周礼治国，无以固本。”“襄公新为诸侯，未习周之礼法，故国人未服焉。”这首讽刺诗，以秦襄公为靶子，揭示其背离周礼的行径，预示了国破家亡的悲剧。这一观点，在《邓笺》与《毛诗正义》中，得到了巧妙的阐述和深入的阐释。

《笺》曰：“秦取周之旧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为诸侯，未习周之礼法，故国人未服焉。”“若得周礼以教，则众民自然服矣。欲求周礼，当得知周礼之人。所谓‘伊’是知周礼之人……在大水之一边（似乎也是“求贤说”的发端）。”孔颖达“疏不破笺”，亦持“刺襄公”说。他在《正义》中道：“作蒹葭诗者，刺襄公也。襄公新得周地，其民被周之德教日久。今襄公未能用周礼以教之礼者，为国之本。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故刺之也。经三章皆言治国须礼之事。”三国魏王肃补充说：“维得人之道，乃在水之一方，一方难至矣。水以喻礼乐，能用礼，则至于道也。”

宋人进一步沿袭了“刺襄公说”，并从不同角度进行阐述，使得这一说法更为完备。欧阳修在《诗本义》卷四：秦襄公虽已被任命为诸侯，但未改变原本的夷狄风俗，因此诗人用诗来讽刺他，以“蒹葭”为喻，意在说明襄公虽强大，但不采纳周礼，就无法真正融入中原文化，也无法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诸侯。欧阳修认为“伊人”指的是秦襄公。他就像水边的人，不知道应往哪里走。如果他想要逆流而上，那么道路遥远且难以到达；如果他想顺流而下，那么又可能被困在水中。这个比喻形容襄公虽得以位列诸侯，但却不知道应怎么做。想要学习中原礼义，但又觉遥不可及；如果他退回到原来的风俗，那么又无法摆脱夷狄的身份。王安石《诗义钩沈》也是如此。王氏说：“仁，‘露’，义，‘霜’也，而礼节斯二者。襄公为国而不能用礼，将无以成物。故刺之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明代有学者将刺襄王说进一步延伸为“刺襄公，怀念故主说”。明朱朝瑛撰《读诗略记》卷二：“襄公迟迟不进据有岐东，故诗人致慕于伊人，以刺之。伊人托言以指周先王也。在水一方，周先王之神尚徘徊于沣水镐水间也。遡洄而不得遡游而宛在者，洛邑在岐丰之下流，周先王之神实式凭之也，隐然讽以奉迎之意。”

清代也有学者持这种观点。钱澄之在《田间诗学》卷四中说：“‘伊人’追思昔日治天下之人指文武也。文王都丰，丰依沣水，武王都镐，镐依镐水，故以在水一方言之。”

清代黄中松撰《诗疑辨证》卷三：“李因笃（清人）独以为情深故主之诗，虽未见其必然，而阳樊有不服之民，君子不以为非。以丰镐之人，沐文武成康之化者，何若而即倾心于襄公也？可谓贤乎？以周之贤而望秦人行周之礼此何礼也？李说实为有理矣。”

持这类观点的学者们认为“刺襄公”说过分的曲折晦涩，从诗句字面上是无法找出秦襄公“未能用周礼”的这层意思，这一学说乃是支持者们固守儒家思想，并依据儒家思想穿凿附会而成的。例如，清人王照圆《诗说》就针对这一说法评论说：《蒹葭》不应被解读为对襄公不采用周礼的讽刺，反映了前儒对诗歌内涵理解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又被诗序的传统所强化。清代朱鹤龄《诗经通义》卷四认为：“序说与诗不附，毛、郑太泥周礼，永叔诸家推衍愈觉纡回。”

第二类是“思贤人，求隐士”说

这种说法以政治立场说诗。即认为诗中“伊人”指的是隐逸的贤人，而诗的主旨是诗人慕贤而招之，贤人却难致也。细分又可产生两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学者们直接从诗句的字里行间体味出“招贤”的观点。宋代辅广《诗童子问》，童子问卷首：“此诗直据诗文而用程子溯洄溯游之说，则恐是求贤而难得之意”。元代朱公迁《诗经疏义会通》卷六：“味其词有敬慕之意，而无亵慢之情，必指贤人之肥遁（隐避、引退）者，惜不知其何人耳。”元明交际的朱善《诗解颐》：白露为霜，暗示季节变迁、时间流逝。而在水一方，则表达距离感和隔阂。主人公面临时空的双重限制，追求的“伊人”既是物理上的远，也是时间上的迟，都揭示了追求的困难和复杂性。“味其辞有敬慕之意，而无亵慢之情，则必指贤人之肥遁（隐避、隐居）者。”明代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卷十九之上：“子贡《传》、申培《说》皆以为君子隐于川上，秦人慕之。于语意近似，然诗人托物起兴皆有深意存焉。”

清代《诗经》研究中，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和方玉润的《诗经原始》都是重要的学术著作，都认为《蒹葭》是一首招贤诗。“伊人”指“贤才”。姚际恒《诗经通论》：当是贤人隐居水边，而人敬慕思见。原句已如画卷，勾勒水边景致。复叠“溯洄”“溯游”，妙笔生辉，描摹渴望相见之情深切。于“在”字添“宛”字，犹如画龙点睛，神韵全出。上云“在水”，下转“宛在水”，我谓贤者之隐于水畔，亦由此显露端倪。“征求逸隐不以其道，隐者避而不见。”

另一种情况是总合“刺秦”和“求贤”说。即联系此诗创作于东周秦的历史背景，沿袭《郑笺》讽刺之笔，直指秦襄公不识礼贤下士之道，致使明哲保身之士遁隐水湄，不肯出仕。故而不能以礼治国的观点，并将这一说法从“招贤”这一角度切入并进行更深入的论述。

宋代苏辙《诗集传》卷六中论述道：“襄公兴于西戎，知农耕和战争可国富兵强，却忽略礼义为治之本。君子以为未成，告之曰：‘有贤者于是不远，在水之一方。胡不求与为治哉？维不以其道求之也，则道阻且长，不可得见矣。以其道求之，宛然在水中耳。”认为襄公不懂以礼治国的道理，是因为招求不到精通周礼的贤人，而招求不到的原因是因为不知道求贤的正确方法和途径。

明代唐顺之有读《蒹葭》的文章一篇：“秦时风俗为声利所驱，虽豪杰亦侧足于寺人媒子间方以为荣而不知愧……乃有遗世独立、澹乎埃壒之外若斯人者，岂所谓一国之人皆若狂，而此独醒者欤……乃并其姓名而逃之，此其所以为至也。”

崔述作为清代辨伪学的杰出代表，曾力辩《蒹葭》非刺襄公之诗。他在《读风偶识·秦风》认为《秦风·蒹葭》是周朝守道之君子对秦襄公频繁征战的不满，选择隐居深山，不肯出仕。诗人借此赞美那些贤士的高洁品质，同时表达对他们不出仕的惋惜之情。《御纂诗义折中》卷七：“蒹葭刺遗贤也，秦襄始封作西畤而祀上帝，位在藩臣而胪于郊祀，君子惧焉。文公嗣立初定三族之刑，僭礼变法之端兆矣。此与三代圣王之治如春温秋肃之相反，故周之献民有抱道不仕而隐于山巅水湄者焉。设使秦人改其严急之政以礼求之，行其道而仁其民不追踪西方之美人乎？无如霜露之势，日盛则是道阻且右，而所谓伊人终不可得用矣。诗人反复于遡洄遡游之际，盖其以道维世之心流连而不能已也。”清代李光地撰《榕村语录》卷十三：“《蒹葭》篇旧注以蒹葭劲利，喻秦俗强悍。蒹葭而柔以霜露，则可用喻秦俗当泽以周礼。伊人即能泽以周礼者，其说虽似太迂。然倒转来，以蒹葭喻秉礼之君子，以霜比秦人之威刑，却极贴合……贤者不移于风气如蒹葭至秋，尚苍然蔚茂，而秦之悍暴如霜威摧残之，此非有独立不惧威武不屈之节者不能。此人自在山巅水涯之间，所以上下求之而不能舍。大凡诗起兴者，兴中即带比意，取譬于霜，极象秦之严急，取譬于风雨，极象郑之淫昏。”清人汪凤梧《诗学女为》也认为：《蒹葭》怀人之作，诗人可能知道秦地那些怀抱高尚道德却选择隐居的贤人所在的大致地域，但却无法确定确切的位置，想要追随却无从着手，因此借蒹葭起兴，抒发对他们的怀念之情。诗人通过“溯洄溯游，往复其间”的描述，展现自己在追寻中的艰辛与执着，希望能够“庶几一遇之也”，即希望能够有幸遇到那位贤者。这种追寻与怀人贯穿整首诗，使《蒹葭》成为一首充满情感深度的怀人之作。清人方玉润《诗经原始》：“周之贤臣遗老，隐处水滨，不肯出仕。诗人惜之，托为招隐，作此见志。一为贤惜，一为世望”，认为诗旨是“惜招隐难致也”。只是方玉润认为那位贤者是周之贤臣遗老，则过于肯定，而佐证不足，难以取信于人。

然而，对于这一观点的合理性，也有学者提出了自己怀疑。清代的钱澄之在《田间诗学》中认为：“愚按秦以攻战为事，诈力相倾。其上不重好修之士，下亦不知有恬退之节。所谓隐君子者谁与？即有之，秦人亦必不慕之矣”。

第三类观点是“爱情”说

清代严虞惇《读诗质疑》卷十一认为：（《蒹葭》）“若在《郑》《卫》篇中，恐亦不免于淫女望其所思而不来之说矣。”

朱善《诗解颐》卷一：“味其辞，有敬慕之意，而无亵慢之情。”以此来反驳这是思见情人之词。然而程俊英、蒋见元对这种看法反驳道：“难道情诗就一定要有‘亵慢之情’么？”

近人王启兴也说：“《秦风》中的《蒹葭》就是一首男女‘各言其情’一类诗中的感人佳篇。”余冠英和高亨认为“似是情诗”。余冠英在其《诗经选》中指出：“这篇似是情诗男或女词。”葛培岭说：“忖度‘溯洄’‘溯游’等词”后，觉得爱情说“更为圆通”。程俊英，蒋见元的《诗经注析》早就如此，认为这首诗描绘了一个深秋早晨，河边芦苇上的露水还未干涸，诗人在这时光和地点寻找心中难以言表的“伊人”。伊人似乎在那流水环绕的洲岛上，诗人左右上下求索，但最终还是无法触及。细读诗味，“好像是情诗，但作者是男是女却无法确定……我们认为是情诗，也是从诗中那种难与人言的思慕情致而推测之。”二人阐释“爱情说”，已小心谨慎，因此没有断然地说它是爱情作品。

余、高、程、蒋等都持“似是情诗”的态度，是较为审慎的。事实上，诗歌并没有明显证据可支持爱情说，而另一学者袁梅却笃信之，甚至铺写出一个爱情故事，他在《诗经译注》认为：诗中的“天高云淡”“芦花翻白”“清露为霜”“碧水澄滢”“烟波万状”等意象，既描绘了秋晨的美景，又暗示了青年对爱情的渴望和迷茫。他热烈追求着爱的姑娘，却难以找到她的踪迹，仿佛她就在眼前，却又似乎遥不可及。这样一来就过于肯定了“爱情说”，未免过于偏执了。

好诗都能创造意境。确实，将《蒹葭》中的“在水一方”理解为一种象征，可以拓展我们对这首诗的理解。在这个层面上，“在水一方”的“伊人”不仅仅是诗人心中难以触及的爱人，更是一种对理想、追求或者某种遥不可及的事物的象征，具有多重含义和象征，可以映照贤才，也可以代表挚友或爱侣，还折射出功业、理想和前程等更加广泛的意义。或许，它指向福地、圣境、仙界；而“河水”，变幻莫测，或化高山深堑，或宗法礼教，乃至人生旅途的种种难关。追求之所向，阻隔之所立，失落之所在，皆是其诗意的再现与表现。古人以《蒹葭》启迪遵循周礼、招揽英才、怀念故人；今人则赋予爱情诗的柔情蜜意。甚至有人追溯至上古水神祭之仪式，每一种解读，都非空穴来风，而是根植于“在水一方”的深邃象征。我们不宜囿于一解，排斥众说，因为这首诗的意蕴，正如涓涓细流，汇聚成江海，包容万象。

另外，正是这种见仁见智，造就了其主题的朦胧与多义。恰恰是这种模糊与深邃，成就了诗家所追求的至高境界——诗家三昧。明代谢榛在《四溟诗话》中指出：“作诗不宜过于直白逼真，而是要留有余地，以‘朝行远望，青山佳色，隐然可爱’为例，诗人描述了早晨行走时远远望见的青山景色，这种景色之美在于它的隐约可见，给人以无限遐想的空间，而正是这种难以捉摸的美让人神往。”清代叶燮的诗论作品《原诗》认为：“诗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旨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他认为诗歌应该追求模糊、朦胧的效果。显然，古人对诗中朦胧美的向往与倾慕，早已深入人心，且其见解独树一帜，深邃精辟。也正如叶燮所言，由于《蒹葭》诗旨的不确定性，就给读者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笔者认为这也应该是《蒹葭》篇给人们最大的启迪和享受。

参考文献：

[1] 王国维撰、黄霖等导读《蓬莱阁丛书之〈人间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2] 王安石《诗义钩沈》，中华书局1982年。

[3] 姚际恒《诗经通论》，中华书局1963年。

[4] 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5] 余冠英《诗经选注》，大光出版社1973年。

[6] 葛培岭《诗经新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

[7]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

[8] 袁梅《诗经译注》，齐鲁书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