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民族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理论阐释与实践进路

摘    要：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侧重于从教育的理念、内容及方式等方面引导特定群体在网络社会实践中认同主流意识形态。新时代民族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结构要素主要体现在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手段等方面。审视新时代民族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现实样态，发现其既存在由数字与网络技术的革新、“科技赋能”资源禀赋的发展机遇和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等带来的显著优势，同时也存在一定的不稳定、不安全因素的环境风险及网络与数字技术极易产生异化等难题症结，因此，需要从上下协同、点面结合、内外并举等方面加以综合处理。

关键词：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民族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

中图分类号：G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24）05-0040-05

一、引言

网络技术的创新应用与传播秩序的深刻变革，给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新机遇和新挑战，使得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成为衡量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变量。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1]。高校作为党和国家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阵地，肩负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任。做好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在整个意识形态工作大局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近年来，学界从多角度对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为推进这一领域的实践工作和理论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支持和供给，但是学界对新时代民族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问题鲜有深入探讨和研究。因此，文章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为研究对象，以教育为研究范畴，以新时代民族高校为研究边界，开展了尝试性、探索性研究，以期为学界研究提供参考。

二、应然逻辑：新时代民族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学理阐释

解析问题的逻辑前提是研判问题是否成立。因此，破解新时代民族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问题，首要工作就是从学理阐释的角度予以合理性论证。从问题的词形表达来看，这一问题是由“新时代民族高校”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组成的复合式命题。因此，一方面，需要对关涉这一问题的关键概念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进行说明和厘清，进而为阐释这一问题究竟“是什么”奠基立足；另一方面，需要对这一问题的结构要素进行缕析，即探究出新时代民族高校场域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究竟涵盖哪些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关联何在，进而解释这一问题“何以成立”。

（一）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基本内涵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呈现出的是一个“网络意识

形态→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概念圈层结构，这就需要渐次分析、层层递推。先看“网络意识形态”。其是伴随互联网兴起而生成的新概念，是指“网民在借助数字化符号化信息化中介系统而进行的信息、知识、精神的共生共享活动中形成的有机体系”[2]，其本质仍是一种反映特定阶级的价值观念体系。从这一内涵的界定可以看出，网络意识形态无疑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演进过程中的一种新样态，但并不等于网络空间、网络技术同意识形态内容的简单相加或拼凑，而是二者高度融会、有机融合的产物。此外，包括网络意识形态在内的任何类型的意识形态都归属于观念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范畴，受制于社会存在的变化发展。网络技术日新月异式的更迭演进需要反映特定阶级的意识形态因时而新、应势而为，实现网络意识形态创新性和稳定性的统一。

再析“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安全问题与其说是一个底线问题，毋宁说是一个守住底线、高于底线的问题。数字化、信息化、元宇宙等新技术创新，促进了广大受众群体之间的交流交往，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精神文化需求，但网络语言失范冲击了主流话语体系[3]，特别是包裹着的错误价值观，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不可忽视的危害。全球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促使不同文明交融交汇，有助于世界各国人民找出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形成全人类共同价值，但个别国家却利用新技术来推销所谓的“普世价值”，妄图“重塑世界面貌”，这种做法本质上是违逆人类发展进步趋势的。新时代，“互联网是西方价值观出口到全世界的终端工具”[4]。可见，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其实就是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数字时代下通过自我调适和积极防御处于相对安全的态势及具备维护安全的能力，以发挥凝结人们共同价值追求、引领社会主流思潮方向的作用。

后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如何有效高质地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学界多是从治理、建设等角度对这一问题予以相应探讨，从教育的视角切入研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成果并不多见。前者自然必要，但后者值得重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与“教育”之间其实存在一种相互贯通的本质性关联，这是因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人的问题，处于战略地位，能够产生全局性影响，而“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5]43。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就是要通过确证教育理念、厘清教育内容、选取教育方式，引导特定群体在网络社会实践中认同主流意识形态，自觉甄别和研判威胁主流意识形态的风险因素，积极防御、自我调适，主动提升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素养。

（二）新时代民族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结构要素

“新时代民族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这一命题的提出，是回答新时代历史方位下党的民族工作理论与实践重大课题的逻辑使然。做好民族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是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坚决防范民族领域重大风险隐患。要坚决守住意识形态阵地，积极稳妥处理涉民族因素的意识形态问题，持续肃清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思想流毒”[6]。民族高校是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成员和鲜明特色，既关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也关乎民族地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团结稳定，既有一般性使命定向，也有特殊性功能定位。前者体现为民族高校与其他类别高校一样都肩负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历史使命，后者体现为民族高校培养人的聚焦点在于为民族地区培养高素质人才和服务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增进民族地区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因此，新时代民族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有其自身的结构要素，主要体现在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手段4个方面。

具体而言，其一，教育者是民族高校的组织管理者和师资队伍。组织管理者主要通过建立健全高校的领导体制及工作机制，在工作格局、队伍建设、支持保障等方面出台和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管理过程的基本要素合理运行；师资队伍是教育过程中的关键要素，处于教学科研一线阵地，其建设情况直接关系到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是否能够取得理想的效果。其二，受教育者是民族高校的大学生群体。从一般性角度来讲，在年龄代际、心理认知、行为方式等方面，民族高校大学生与其他类别高校大学生并无多少差异，但前者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大多数来自于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成长的地域环境、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家庭结构决定了其独特性。民族高校大学生在未来发展方向上多数选择投身于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事业。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是否有效直接关乎民族高校大学生是否能真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担当民族复兴重任。其三，教育内容是“理念意识+技术保障”。“理念意识”表现为教育者通过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让受教育者树立法治意识，具备爱国主义情怀和遵守道德规范；“技术保障”表现为让受教育者掌握一定的网络安全技术，提升受教育者自觉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能力素养。其四，教育手段采用多位一体的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提高网络育人能力，扎实做好互联网时代的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7]。这既突出强调了网络育人是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充分说明了通过网络空间手段来育人的重要性。教育内容实现的关键在于使用什么样的教育手段。对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而言，教育手段的运用自然要与网络的特性、人在网络社会实践中的思想形成发展规律紧密相关，主要体现为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相结合、软性疏导与硬性堵截并举、一元价值引领与多样文化繁荣共存。

三、实然样态：新时代民族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现实审视

新时代，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网络生态持续向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5]10。这一方面说明新时代民族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在意识形态工作总体布局中取得了相应的成就，有效地增进了民族高校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提升了民族高校大学生自觉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能力素养，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新时代民族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在新形势新情况下需要创新理念、内容和方式，特别是从互联网到元宇宙的技术发展，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审视意识形态安全格局的独特视角，也在无形中改变了既有的意识形态实现机制与治理格局[8]。如何把握并利用发展机遇和应对风险挑战、如何继续发挥优势弥补短板或不足，是民族高校需要分析探讨的现实问题。

（一）新时代民族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存在的发展机遇和独特优势

考察新时代民族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实然样态，首先要看到蕴藏其中的发展机遇和独特优势。前者与新时代历史方位下科技迅速革新的发展态势相关，后者与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创新性发展密不可分。具体而言，一方面，数字与网络技术的更新发展，为新时代民族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数字与网络技术的更迭翻新，丰富了新时代民族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内容的多样性。数字网络时代的到来，“将大部分的文化表现包纳入以数字化电子生产、分配与交换信号为基础的整合沟通系统里”[9]。这其实就是在改变文化的沟通方式，进而影响人们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民族高校大学生习以为常地利用各种新媒介接触和传播各类信息，并通过新技术手段更为快捷地认识和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信息。“科技赋能”资源禀赋促使教育方式创新跟进，增添了新时代民族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手段的多元性。例如，民族高校教师和辅导员可以利用“三微一端”（微博、微信、微视、客户端）、知乎、主题教育网站等传播速度快、实用性强、受众群体多的各类网络平台进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活动，促使民族高校大学生更为便捷、更接地气地理解、接受和认同主流意识形态。

另一方面，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新时代民族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创造了显著优势。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谋划和统筹推进民族工作，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形成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推进民族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产业结构调整得到优化，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布局合理，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各民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得到明显增强，经济社会发展质的提升增进了各民族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同时，党通过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继续推进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工作、建设民族团结示范区和多民族互嵌社区等培育方式，使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成为全社会、全领域、全方面的共同行动[10]。在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的基础上，民族高校应深刻认识到“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把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各民族最高利益”[11]，在开展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过程中，积极引导民族高校大学生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

（二）新时代民族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面临的风险挑战和主要难题

新时代民族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呈现出的是“一体两面”式的表现形态，因此，在精准把握发展机遇和独特优势的同时，也要理性应对所面临的风险挑战和主要难题。具体而言，一方面，教育环境存在一定的不稳定、不安全因素，极易增加教育工作的难度。就内部而言，数字与网络技术使用存在不规范性，容易增加教育环境的风险性。由于民族高校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处于形成的关键时期，加之网络空间上传播的多元信息尚未有科学的是非研判标准，民族高校大学生极易被“眼球经济”“流量为王”所裹挟，特别是对于网络负面信息隐藏的某些错误价值观及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背离的其他价值观认识不清晰。同时，网络平台相关的反馈机制并不健全，信息传播失范难免发生，极易引起民族高校大学生思想认识上的混乱困惑，特别是对民族高校大学生的政治态度和政治选择产生一定的负面干扰。就外部而言，民族分裂势力和境外反华势力相互勾结，并利用某些政治因素掺杂民族问题，增加了教育环境的复杂性。民族分裂势力试图制造民族矛盾和民族分裂活动，破坏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而西方某些国家和组织也一直把中国的发展壮大视为对资本主义制度模式的挑战。他们相互勾结，妄图利用网络空间的平台载体有针对性地对我国高校大学生大肆兜售并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价值观，把某些社会问题政治化，意图利用民族和宗教问题遏制中国发展，同时，在局部地区策划实施民族分裂活动甚至暴力恐怖活动，企图动摇民族高校大学生对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