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时代语境与实践意蕴

摘    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基础，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现实，批判性地吸收了当代生态理论的思想，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重要内容。文章基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时代语境与实践意蕴，阐明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重要启示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中融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能够使大学生以哲学视角审视生态问题，深入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国式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文明；文化实践；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24）09-0001-04

一、引言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凭借日益进步的科技生产力，试图穷尽自然界的全部可能性，加速赋予自在世界以多元化的属人性规定。一方面，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以往一切世代都不曾具有的巨大生产力和进一步增长的自身的历史条件，使“欲望”“消费”和“功绩”愈发成为能够叙述人类社会的普遍标准。在工具理性的主导下，人类逐渐克服对自然的恐惧，似乎取得了征服自然的胜利。另一方面，环境污染、物种灭绝和气候变化等作为现代人所遭遇的生存危机的重要部分，愈发暴露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生态理念上的原始缺陷。虽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往往表现为自然现象，但通过追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可发现，这种自然现象的出现绝不可能在纯粹自然史的语境中得到独立且合理的解释，相反，它们只能作为人类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所产生的后果，即将其放在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中才能得以理解。依照马克思的观点，工业既作为人类生产劳动对象化的历史，也作为人类观照自身历史生成的一面镜子。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在建设人类文明的同时也推进着对自然的野蛮索取，这一历史事实也就构成了近年来学界关注生态问题的现实前提。

二、多元语境下的生态文明概念

20世纪初，率先完成工业化的西方国家逐渐意识到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但西方学者并未在理论层面给予生态问题足够的关注和探讨。直至1978年，德国学者I.费切尔（I. Fetscher）首次提出“生态文明”这一概念，试图揭示技术与生态之间的复杂关系。I.费切尔指出，人类对自然能量的利用达到了一种空前的地步，环境问题并未随着不断升级的技术而得到缓解，反而愈发严重。因此，需要确立一种超越单向度的、无限进步思维的文明观念，避免人类在对技术进步主义的盲信中走向灭亡。生态文明“以设定一种自觉地领导这一制度的社会主体为前提”，以“人道的、自由的方式”，“在国际之间进行共同组织好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共处关系的工作，包括创造最佳的永久性的生存环境”[1]。

此后，B.阿格尔（B. Agger）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传统，进一步提出并深化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在B.阿格尔看来，随着资本生产与消费领域的无限扩张，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将被加速放大，这很可能会导致不可挽回的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提出意味着西方学者形成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范式研究生态问题的理论自觉，是一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分析生态问题及其历史，从而回应人类自身生存关切的有益尝试。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视野中，资本的总体扩张及其追求价值增殖的原始欲望直接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作为生态问题的罪魁祸首，资本主义在自然观、历史观及世界观等方面的缺陷使其仅能被作为一种缺乏可延续性的社会形态，并将最终走向自我崩溃。正如F.坎珀（F. K  mper）所言，“本应为现代社会的物质再生产服务的经济子系统的扩散是矛盾的，因为它干扰了生态系统的发展并破坏了现代社会的生态前提条件”[2]。

经过数十年的传播和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已经演变成一股重要思潮，涌现出一批颇具代表性的学者，其就生态文明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关系等诸多基础性问题进行了探讨。首先，关于生态文明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自“生态文明”概念提出以来，国外学者往往只聚焦于生态问题本身，较少从文明的视角切入生态问题，而国内学者一方面围绕环境生态、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提出一系列学术探讨，另一方面指出，从人类文明的角度看，建设生态文明应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共同价值追寻。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高度理论结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汲取国内外生态理论之所长，凝练并将其运用到中国实际中去，成为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生态化转化的典型范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时代化表达。

其次，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作为2种不同类型的现代文明形态，其侧重点有所不同。现代文明诞生的物质基础是现代工业体系，工业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文明发展的现代化水平。近年来出现的“信息社会”“网络社会”等社会类型在产业结构上也基本可以视作工业文明

的延续和拓展，而生态文明似乎指涉一种不同于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也逐渐成为学界热点。尽管在具体观点上有分歧，但学者普遍强调，创建生态文明并非是要否定、推翻工业文明，而是对以往工业文明的完善与超越。人类文明始终是在自然之中存续的，因此，人不可能忽略自我存续的自然需要去摧毁生态环境。

最后，学者还就生态文明的价值论、自然论和人本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这一建设需经制度政策、经济发展、产业协调等多方面的考量。这既需在微观层面提高个体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度，也需在宏观层面加快统筹社会资源，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反思社会现实问题是十分必要的。思想的现实性不仅要求自身积极地干预和反哺现实，更在于现实内在地要求自身趋近思想的规定。为了解决自现代以来盘桓在人类文明上空的生态困境，同时也为了让中国走上一条全面、均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应运而生。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时代语境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中国实际，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治理思想相结合，积极回应当前人类面临的重大生存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新进展，也促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生态治理思想的现代化转化。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历来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突出特质是在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揭示出作为人之对象化活动的生产劳动实践同自然的交互运动。“实践”是沟通人与自然的桥梁，正是在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人类构建了同自然的现实关系，因此，不能离开实践而抽象地谈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也不是G. W. F.黑格尔（G. W. F. Hegel）和L. A.费尔巴哈（L. A. Feuerbach）所强调的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人，即我们同样也不能离开“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来抽象地谈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具体体现为：一方面人依靠自然生存，生产劳动受制于自然物质条件；另一方面人又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生产出人类社会，使自然带有人的烙印。这使得人与自然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实现了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实践”和“历史”原则引入到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分析中，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哲学思维方式。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生态思想体现为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态度，即人既不是脱离自然而存在的抽象存在，也不是直接存在于自然之中的自在存在，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同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历史存在。“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3]161。人的劳动也必然先受制于自然条件的制约，一味地向自然索取而超越自然所能承受的合理限度则会招致“自然的报复”。同时，也要看到“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3]516。人不仅受制于自然，也通过实践活动干预自然，改造自然，被改造了的自然进一步规定着人对其改造的前提条件及合理限度。人与自然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物质、信息、能量的相互交换，反映了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交互过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到人类生存和整体命运之中进行考量，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深度契合，既体现了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又体现了合理探索自然、利用自然的科学生态观。处理好人类内部的关系有利于进一步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标志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生态治理思想的现代化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蕴含丰富的关于环境、自然、宇宙的哲学思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植根于中华大地，继承并发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生态智慧，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同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相结合，体现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始终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儒家思想主张“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即强调“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具有内在的共生性，二者是同一体。对儒家思想而言，自然作为人类活动最直接的对象，关系着社会生产和生命延续的根本问题，所以有“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实现了一种农业生产条件下的可持续生产机制。道家的生态智慧表现为物我同体，道法自然。《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世间万物的起源与发展动力，人与天地万物是同源的，即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不能刻意地将其剥离、对立开来。人只有意识到自身与自然的内在统一性，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道法自然”强调自然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规律，人在自然之中，只需要依其道而行，就能实现积极的生活，不能以人的贪婪和欲望而试图统治、主宰自然。

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强调“万物一体之仁”，应从仁出发看待万物，兼爱万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生态智慧的核心是天人关系，是一种同体共生的关系，二者不可分割，具有内在的关联性，这就为“生命共同体”理念提供了生态本体论的意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等理念传承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生态智慧，并将之与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实际结合起来。

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意蕴及其对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启示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在批判借鉴西方生态哲学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生态理论，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着丰富的实践意蕴，主要围绕生态本体论、生态价值论、生态生产力论、生态发展论4个层面展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4]；强调要树立正确的发展观，认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绿色发展为动力，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短暂的经济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的，脱离了发展来建设生态文明是缘木求鱼，一味地以破坏自然的方式追求经济的发展也难以持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重大政治论断明确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方位，也为思政课建设确立时代坐标。”[5]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一种内涵丰富、逻辑严谨、彰显为民情怀和责任担当的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下简称“原理”）课程教学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赋予了“原理”课程以深切的时代感和源源不断的理论活力，有助于当代大学生深刻理解生态文明的丰富意涵，从而为中国式生态文明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中国式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需要个人生态观念的养成。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坚力量，高校大学生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汲取营养，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原理”课程承担着宣传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主渠道作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原理”课程教学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