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美国研究型大学科研商业化演进探究

摘 要：二战后，随着学术研究活动的兴盛，美国联邦政府不断塑形研究型大学的科研商业化发展。二战至冷战时期，来自美国政府的国防研发资助间接刺激了研究型大学的科研发展。研究型大学一方面继续承担国防研究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也承担着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商用、民用的任务，大学科研专利商业化等事宜不断成为可能。20世纪70年代，出于对美国经济竞争力的担忧，联邦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为研究型大学创造了有利的创业环境，掀起了大学科研商业化的高潮。知识经济时代，加快科研转化已成为研究型大学的时代使命。然而，在商业化实践中，应警惕科研商业化陷入逐利的危机。审视美国研究型大学科研商业化的发展，对促进我国大学科研转化，充分发挥其经济使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二战后；美国研究型大学；科研商业化；演进

中图分类号：G649.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3）03-0080-11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3.03.008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是美国研究型大学崛起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美国研究型大学科研商业化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建立到二战之前，研究型大学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尚未积累太多可以商业化的研究成果。二战爆发促进了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与壮大，改变了往日大学科研边缘化的窘境。在这场高度依赖科技的战争中，研究型大学充分发挥研究方面的优势，展现了自身的科研实力，为美国战争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基于战时经验，联邦政府意识到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无可替代，其强大的研究能力不仅可在战时用于增强军事技术，也可转化为商业成果以提升国家战后经济竞争力。战时研究型大学所积累的科研成果、大学与企业的合作经验以及战后联邦政府对科研发展的大力支持等因素，为大学科研商业化奠定了良好基础。

然而，当美国沉浸在战争胜利的喜悦之中时，苏联向太空成功发射卫星这一事件击碎了美国想要成为科技霸主的美梦。为应对危机，联邦政府以前所未有之规模为大学提供资金支持以保障大学科研发展。在国防需求刺激下，伴随国防需求兴起的电子行业也开始进入民用市场。随着国家对创新活动的愈益重视以及科技园的逐渐兴起，大学与企业的互动加深，越来越多的科研发明被不断投入商业应用，大大推进了科研商业化进程。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国家竞争力以及企业活力的不断下降，使政府削减了高等教育投入。研究型大学为应对不断上升的研究成本，满足自身的发展需求，通过专利转让、创办研究园与孵化器等方式，进行了更多的商业努力。

一、战争浩劫：科研价值彰显，商业化倾向初显  美国大学的发展与变革总是与战争息息相关。19世纪中期以前，美国大学主要是以传授单一古典知识、培养传教士为主要任务的传统小型古典学院，并未成为科学探究的场所。南北战争后，美国社会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适应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需求，《莫里尔法案》（The Morrill Act）在1862年应运而生，掀起“赠地学院”的创办热潮，开启美国联邦政府通过赠予土地支持建立大学的新时代。由于社会对技术人才的需求增加，19世纪后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将德国研究型大学模式引入美国后，老牌的殖民地学院以及新建的赠地大学逐渐开始学习德国，在校内开展研究活动，大学科研活动兴起。然而，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大学科研规模依然较小，尚未得到学校自身以及联邦政府的重视，真正从事研究活动的大学凤毛麟角，教学仍旧是大学的首要工作。如从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毕业院校所占比例来看，美国研究型大学总体科研水平与德国相比相去甚远。1940年之前，德国人独揽超过1/4的诺贝尔奖项数量，英国在获奖人数上排在第二位，而美国仅得到11％的诺奖数［1］。联邦政府对大学的科研拨款主要限于农业研究领域，除此之外的科学研究几乎鲜有支持［2］。直到二战时期，境况才得以转变。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前校长普西（Nathan M.Pusey）回忆说：“二战之前，大学所从事的研究工作数量并不大，有研究计划的大学也不多……来自公共或私人财源的科研资助也很少。”［3］

1941年年末，“珍珠港事件”将美国卷入战争泥潭。为尽快赢得战争，美国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到这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战争当中，政府、企业、大学共负国家使命，齐心协力为赢得战争贡献智慧。为了广泛动员科研人员，积聚科学家的力量，战时科技研发的领军人物瓦尼尔·布什（Vannevar Bush）提议创建国防研究委员会（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Committee，NDRC），作为军队与科学家在重要研发项目中协调与交流的平台，其核心成员大多来自美国顶尖的研究型大学，譬如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James B.Conant）、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校长卡尔·康普顿（ Karl Compton）、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Institute of Technology）院长理查德·托尔玛（Richard C.Tolman）等。在国防研究委员会的领导下，军方将研究任务委托给大学和企业，大学因此得以管理研究项目。联邦政府的合同和赠款保障了学术研究的不断进步与增长。大学实验室成为当时许多科研项目的中坚基地，如麻省理工学院的莱德实验室（Rad Lab）成功研制出能够有效探测出德军U型潜艇的雷达，这项发明成为战争中取胜的重要装备。原子弹、雷达、固体火箭、无线引信这四大最为关键的军事成果，都是建立在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霍普金斯大学等多所研究型大学的量子物理学、电子学、无线电通信等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之上［4］。除了对战争有直接贡献的军事科技成果，在与制药公司的通力合作下，大学医药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基于战前学术医学研究人员与药物公司已有的合作关系，战时隶属于科学研究和发展办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的医学研究委员会，通过与制药公司签订合同，开发出青霉素、合成抗疟药、类固醇和替代性血液制品［5］。

战争接近尾声时，为延续科技领先的局面，开启未来科学发展的新篇章，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就如何将“科技战争”的威慑转化为国民生产力发出“罗斯福之问”。“罗斯福之问”的核心要点包括：一是如何将战时以军用目的开发的科研成果尽快转为民用，以刺激经济发展，创社会之繁荣；二是政府应以何种方式资助医学研究，以对抗疾病；三是政府应如何资助私立与公立的机构（大学）科研；四是政府应当如何在青年中发现并培养科学研究人才［6］。四十多位学界泰斗应邀组成四个委员会，针对这四个重要问题分别进行了讨论并形成报告。1945年4月，各个委员会向布什提交最终小组报告，最后由布什亲自撰写了总结报告——《科学：无尽的边疆》（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这份报告对美国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既充分表达了大学科研对于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又预示了将科研与市场联系在一起的可能性。此外，布什在报告中强调大力资助基础研究的观点得到认可，战后美国政府不断加强对高校的科研扶持力度，设立了与科研活动密切相关的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DOE）、国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DOD）、国家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原子能委员会（Atomic energy commission，AEC）等研究资助机构，进一步为日后美国大学科研及其商业化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得益于政府对科学研究的重视以及各科研机构的资金支持，研究型大学的科研事业蒸蒸日上，涌现出丰富的科研成果，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发现了中介子的存在，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约翰·冯·诺依曼（ John von Neumann） 教授主持发明了第一台电子计算机，麻省理工学院发明了计算机磁芯记忆材料、微波预警系统等［7］。战时科研成果带来的丰厚回报，让美国政府以及部分大学和企业机构对科技成果的转化表现出浓厚兴趣，涌现的一批科技发明经过有识之士的进一步开发后成为民用产品。例如，随着战后微电子等领域的进步，雷达的应用范围不再限于军事领域，还应用于气象预报、环境监测等。一些战时实验室在战后继续存在，斯坦福研究所（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林肯实验室（Lincoln Laboratory）便是其中典范，促成了日后一批批声名远扬的科技公司［8］。战后零星的商业实践活动触发了大学潜在的商业意识，加深了大学与产业之间的互动，象牙塔中开始弥漫商业气息。科研价值的不断凸显，激发了大学将科研成果进行商业转化的意识。

二、冷战恐慌：学术实用性溢出，商业化进程推进  在动荡的冷战阴影下，1957年的苏联卫星事件给美国全国上下沉重的打击，造成了极大的恐慌，至此，美国在二战建立起来的自信被无情击垮，世界霸主的美梦悄然破碎。恰如托马斯·邦纳（Thomas Bonner）在《高等教育杂志》（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上的描述：“几年来，独立观察人士一直在警告我们，苏联在教育领域，特别是科学教育领域的所作所为，但他们一直在荒野中哭泣，直到1957年10月4日，当俄罗斯人明确表示，他们在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技术的一些相关领域已经超越了我们，从而打破了我们的华丽自负……科学和教育现在成了冷战的主战场。”［9］为应对人造卫星危机，加强科学教育迫在眉睫。苏联卫星事件不久，《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作为应急法案诞生。此法案颁布以来，国会增拨了大量经费用以发展高等教育，从1958年到1968年，即苏联人造卫星之后的10年间，联邦政府拨给大学的研发资金从3亿美元跃升至16亿美元，其中用于大学基础研究的资金从2亿美元升到13亿美元，增长了7倍［10］。源源不断的资金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保障，科研事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研究型大学一方面继续承担国防研究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在科技革命的刺激下也承担着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商用、民用的任务，社会作用不断凸显，大学与市场的交流也愈加频繁。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二十多年里，乘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东风，来自联邦政府的大量研究资助投入包括半导体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在内的新兴领域之中，科研发明逐步推广到商业领域，学术与商业的藩篱不断被打破。

冷战初期迫切的国防需求，推动了研究型大学通信、计算机、电子等学科的发展，为大学科研商业化创造了有利条件，从斯坦福大学的发展便可窥探一斑。在冷战机遇下，错过了二战红利的斯坦福大学，一跃成为商业化实践的领跑者。1944年，斯坦福大学任命电气工程师弗莱德·特曼（Fred Terman）为院长，这使其在即将到来的电子革命中获得了“先发制人”的优势［11］。特曼审时度势，着力发展对国家具有重要作用的电子领域，通过加强斯坦福大学的基础电子研究来争取外来资源，提高大学声誉。除此之外，在特曼的提议下，斯坦福大学于1951年创造性地通过出租土地吸引科技公司在此发展的方式，在大学校园里建立了斯坦福工业园（Stanford Industrial Park，后改名为Stanford Research Park）。研究园的发展体现了特曼学术——工业合作的愿景［12］。此后，这片土地成为企业的理想选址，瓦利安联合公司（Vallian Associates）、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 company）和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成为斯坦福研究园早期的租客，科技公司的创办也迅速形成连锁反应——该地区在短期内发展成为世界上电子和半导体公司最集中的地方。大学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园区公司得到迅速转化，斯坦福大学与高科技公司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随着研究园区的不断扩张，其所在地圣塔克拉拉县（Santa Clara County）将经济发展重心由农业逐步转移到高科技产业，实现了由农业园区向技术中心的华丽转身——1971年，一家专门报道半导体工业的《微电子新闻》周刊编辑将其冠以“硅谷”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