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助推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逻辑阐释

摘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成为时代命题，赋予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全新使命。职业教育与共同富裕在历史逻辑上同根同源，在理论逻辑上同向同行，在实践逻辑上互促互补。基于此，职业教育具有赋能西部地区共同富裕人才值、产业值、公益值和开放值的架构逻辑，进而助推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行动逻辑必须明确职业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育人标准，构建职业教育产学研协同的技术创新体系，强化职业教育多元主体协商式的共治格局，搭建职业教育国际化合作交流平台，以高质量发展推动西部地区人力资源水平、产业发展质量、社会治理秩序与国际交流合作水平的全维进阶。

关键词：职业教育；西部地区；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23）12-0053-08

共同富裕既不是少数人的个别富裕，也不是部分地区的局部富裕。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我国西部地区是最大的攻坚环节。西部地区面积约占全国的56%，人口占全国的27%，但其与全国其他地区有较大的发展差距，并且存在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及产业增长乏力等诸多问题。因此，推进西部地区的共同富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迫切要求。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与经济密切相关的类型教育，一直被视为开展贫困治理、促进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的因应之举，“抓好职业教育，既是教育改革的战略性问题，又是重大的经济和民生问题，关系国家竞争力、家庭脱贫致富和个人成长成才等国计民生大小问题”[1]。所以，厘清职业教育助推共同富裕的起点逻辑，明晰职业教育助推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架构逻辑，明确遵循怎样的行动逻辑助推西部地区实现共同富裕，已成为职业教育发展和共同富裕建设的迫切议题。

一、职业教育助推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起点逻辑

（一）历史逻辑：职业教育与共同富裕同根同源

千百年以来，中华民族广大民众始终在解决温饱、追求富裕的道路上不懈奋斗。无论是《诗经·大雅·民劳》中“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先民理想，还是老子提出的“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的均衡分配思想，抑或是西汉《礼记·礼运》里描绘的“小康”和“大同”的社会形态，均反映出中国古代民众对于“均贫富”以及生活富足的愿景与期待，但由于历史时代的局限性，追求共同富裕仅仅停留在理想层面，并未转化为具体实践。

近代以来，从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到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提出“天下为公”思想，推动了仁人志士对救亡图存、改善民生展开实践探索。正是在此期间，职业教育振兴实业对“富国裕民”的作用也开始逐步彰显。1911年，陆费逵提出“非职业教育兴盛，实业必不能发达，民生必不能富裕”[2]，阐述了职业教育与民生富裕的密切关系。1917年，黄炎培在上海创建了中华职业教育社，明确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指出了职业教育之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地位。可见，中国近代发展职业教育与追求共同富裕的历程不谋而合，二者同根同源，出发点皆是为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局面，实现平等与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持续探索共同富裕的内涵，着力于发展教育和经济解决农民群众的贫困问题。1955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提出，“实现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体制和个体经济体制，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3]，这是我们党对于共同富裕的最初设想。同年，为了配合农业合作化对农业技术人才之需，教育部发布《关于一九五五年冬到一九五六年春组织农民参加学习的通知》，要求“把识字教育当成农业合作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逐步建立健全中等专业教育制度和技工教育制度，调整和扩大中等专业学校数量，以此培养了大批农业人才服务于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和农业合作化发展。

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针对共同富裕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实现必须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尤其是要挖掘劳动者生产潜力，而发展职业教育成为提高劳动者生产效率与市场活力的教育选择。基于此，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对职业教育办学体制、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改革，突出强调职业教育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1986年，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在5年内培养800万初中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1992年技工学校已发展到4 392所，各类技工学校毕业生45.7万人，社会各方面开展职业技术培训全年达270万人次”[4]，弥补了初级技术工人的缺口，为工业化高速发展贡献了大量人力资源。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对如何实现“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进行新认识、新探索和新部署，在兼顾公平与效益的基础上更关注公平，注重富裕的全民性与共同性。对此，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职业教育要服务发展、促进就业创业，推动形成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通过构建“面向全体人民，贯穿全生命周期，服务全产业链”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全体人民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为共同富裕营造社会公平环境，以此契合共同富裕的全民性和共同性的诉求。因此，建国至今，职业教育与共同富裕始终呈现出高度融合的发展态势，二者同根同源具有历史依据。

（二）理论逻辑：职业教育与共同富裕同向同行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结合的论述，赋予了共同富裕科学内涵，即“共同富裕”是指人民群众齐心协力、互帮互助地参与到社会的劳动生产中去，实现全体人民精神与物质上的富足，最终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迅速发展，并且生产发展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5]。因此，共同富裕包含“共同”与“富裕”两大要素，“共同”体现生产关系，指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回应现阶段我国发展不平衡与不协调等问题；“富裕”体现生产力层面，指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达到繁荣富足，回应现阶段我国发展不充分的问题。

同样基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视角，马克思认为教育的畸形化发展是工人阶级被奴役的表现之一，进而其在《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几个问题的指示》中指出“教育应该理解为三方面：智育、体育和技术教育。其中，技术教育要求儿童和少年了解生产各个过程的基本原理，同时使他们获得运用各种生产的最简单的工具的技能……把有报酬的生产劳动、智育和综合教育结合起来，就会把工人阶级提高到比贵族和资产阶级高得多的水平”[6]。在此衍生出的“综合技术教育”正是一种综合的职业教育，具体是指年轻劳动群体通过接受教育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学习多种劳动技术技能，在大发展中主动应对劳动变换和岗位流动，使得工人阶级基于教育的力量提升摆脱贫困的能力，从而消灭资本主义剥削，这表明了职业教育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具有重要作用。

在生产力层面，职业教育为推动“富裕”拓宽途径。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Palgrave Macmillan）提出，人力资本是依附于劳动者、在劳动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诸如知识、技能和能力等要素的具有增值性的价值存量[7]。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积累可以产生递增收益，是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职业教育紧靠地方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致力于培养结构合理、技术精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以此来促进劳动力增值和劳动力再生产，提升劳动力市场运行效率，解放生产力发展束缚，进一步将可能生产力转变为现实生产力。

在生产关系层面，职业教育为实现“共同”开辟空间。“共同”突出平等享有、公平分配等要素，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的正义论认为，资源分配不仅要诉诸公平的程序，还需要达成公平的结果，强调教育资源的分配既要保证所有受教育者都不被制度、规则所歧视，能通过公平的程序把握人生发展的机会，同时也要注重关照社会弱势群体。职业教育资源的开放与共享、产品的利用和效益，体现职业教育“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属性，并且公共产品的外溢性决定其社会收益远超出个人收益范畴。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职业教育以受众阀域的广泛性和对外开放性，打通社会弱势群体向上流动的通道，阻断西部地区的贫困代际传递，为缩小贫富差距和维护社会公平开辟空间。因此，职业教育在推动“富裕”与实现“共同”的过程中与共同富裕始终保持同向同行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

（三）现实逻辑：职业教育与共同富裕互促互补

2021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奠定了经济基础与物质条件。但与此同时，我国仍面临着国内经济增速放缓、贫富差距悬殊、产业发展受制于人才结构不匹配等现实挑战。据统计，2019年，西部地区人均GDP增长速度为7.40%，低于1979年9.17%的增长速度，伴随着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放缓，近年来东西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8]，严重制约着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职业教育依托其培养定位的职业性与技能培育的终身性等特性，为提升劳动者综合素质、弥补产业发展的人才缺口、推进共同富裕注入强劲动力。反过来，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本身包含着职业教育发展的客观要求，对职业教育具有牵引塑造作用，二者之间存在正向反馈机制，在实践中相互促进。

具体言之，一方面，职业教育是共同富裕的动力基础，为产业经济发展提供人才红利。第八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我国技术工人求人倍率超出1.5∶1，高技能工人求人倍率高至2∶1，高端技术工人缺口一直居高不下[9]。对此，职业教育主动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变革，设置1 300余种专业和12万多个专业点，近十年来，累计为各行各业培养输送6 100万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仅以2020年为例，西南区域经济体（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就有89.8%的高职院校毕业生步入工作岗位[10]。有效补充了西部地区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促进了西部人口红利的释放与实现，为西部地区产业链、供应链保持强大韧性、行稳致远提供了基础性力量，激发起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共同富裕为职业教育提供政策牵引，引导职业教育东西部协同发展。共同富裕战略目标是全体人民和不同国土空间的富裕，要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需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11]。第一，东西部协作政策作为党和国家高位推动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政策，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战略选择。2016年12月，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印发《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2016—2020年）》，强调以职业教育和培训为重点，从组织层面、办学层面和就业服务层面展开行动，构建职业教育东西协同发展的概念图，促进了各职业院校参与到东西部劳务协作。截至2020年底，通过劳务输出参与东西部协作的西部群众累计达592.8万人[12]。第二，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构建西部大开发新格局是促进西部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指出，西部地区要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推进职业教育东西协作，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职业教育东西协作发展提供了方向引领和行动路径。

二、职业教育助推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架构逻辑

职业教育由于兼具教育性、职业性、社会性等多重属性，其价值意蕴必然表现在育人、经济、社会、政治多个维度，嵌套于赋能西部地区共同富裕人才值、产业值、公益值和开放值的架构逻辑之中。

（一）职业教育赋能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人才值”：育人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13]。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物质生活富裕侧重于解决收入贫困，满足居民的基本需要，而精神生活富裕侧重于增强居民可行能力，也就是增强一个人“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的活动的组合”[14]。一个人的可行能力越高，其所拥有的选择所追求的生活方式的实质自由就越大，幸福感体悟就越强烈。职业教育作为横跨教育场域、经济场域以及其他社会场域的复杂教育类型，其育人目标不仅局限于提升人的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实现增收致富等物质层面，而且关涉提升人的社会参与意识、进取竞争意识及为个体提供谋求全面发展、追求美好生活的条件和机会等精神层面。因此，职业教育对于西部地区人民物质和精神双富裕具有基础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