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女儿”邓颖超的校园情结

邓颖超（1904—1992）是一位德高望重和功勋卓著的革命家、政治家。她曾说过：“谋国家之进步！”在她波澜壮阔的88年人生旅程中，她的这一报国志，仅从其厚植教育沃土而为民族复兴培养一代代人才的校园情结，即可得到某种程度的印证。

求学生涯

青少年时代，邓颖超孜孜以求，勤奋好学，追求进步，无论是知识储备，还是思想认识以及远大理想追求，都受益于这些珍贵难忘的美好校园岁月。

邓颖超1904年出生于广西南宁，父亲邓庭忠是晚清地方官吏，因受迫害遭流放，在邓颖超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客死新疆；母亲杨振德幼学中医，凭借行医与从事教师工作维持生计。1910年，6岁的邓颖超离开南宁，跟随母亲一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先后到广州、上海谋生，后来又辗转到北京、天津求学。

1913年，杨振德在共产党员张星华的介绍下来到北平任教，邓颖超也得以在这所学校插班读书。校长陈翼龙是革命家，他反对袁世凯的独裁卖国，主张社会应该是平等的，推行平民教育，在这种教育环境的影响下，邓颖超很幸运较早地接受了革命启蒙思想。陈翼龙校长经常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告诉学生们中国为什么受列强的欺辱，讲鸦片战争以及不平等条约，告诉学生们社会的现实和黑暗。他的每次讲话，都会给邓颖超带来震撼，启迪她浓厚的爱国意识。

不久，该校由于反袁而被查封，陈翼龙也惨遭杀害。1913年，邓颖超跟随母亲回到天津，后来因为杨振德事业受阻而致生活拮据，邓颖超不得不辍学回家。身为教师的杨振德在家为邓颖超完成了小学的课业，在母亲的教导下，邓颖超打下坚固的知识基础。

1915年，邓颖超凭借优异成绩考入直隶女子师范学校（1916年1月更名为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预科。1916年秋，12岁的邓颖超（当时用名为“邓文淑”），由预科考入该校本科。

同年底，邓颖超撰写的悼念反袁救国英雄蔡鄂的文章《对于蔡松坡先生逝世感言》十分出色，她用简练的文笔深情讲述了蔡锷将军的一生，表达了无限的哀思，对他的爱国精神表达了高度的赞扬，热烈真挚地抒发了自己内心渴望报国的爱国主义情怀。在文章的最后，她阐发了自己强烈的爱国救国主张，大声呼喊：“望吾同胞从此上下一心，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在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习的邓颖超，主动同刘清扬、郭隆真等人一道，满怀热情地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的洪流中，第一时间站在运动的最前列，表达她们爱国、救国的无限激情和与反动军阀政府斗争到底的决心。5月25日，邓颖超、刘清扬、郭隆真等人发起成立了天津第一个妇女救国团体——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邓颖超和郭隆真担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演讲队队长，在天津的西马路、东马路、北马路及村镇等成立演讲所，宣传抗日救国，抵制日货，争取民族独立、自由，争取妇女自由平等权利等。在讲演的过程中，邓颖超认识到只是演讲还不够，需要运用其他方式来推助，并且马上想到通过演戏这种人们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可以达到宣传爱国主义的特殊效果，于是她在天津广东会馆主演了《花木兰》和《安重根》。经过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实践和革命思想碰撞、文化觉醒，这些走在革命潮头的进步青年逐步认识到，要推动妇女解放，引领全体民众一起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斗争。

同年9月16日，邓颖超和周恩来、郭隆真等人携手发起组织天津进步青年团体——觉悟社，成员共20人，男女各半。刘清扬、李毅韬、郭隆真、张若茗、邓颖超、郑漱六、周之廉、张嗣婧、吴瑞燕、李锡锦等10名女青年全部是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或校友。

此后，邓颖超和周恩来等觉悟社社员在李大钊的启示下，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编辑出版《觉悟》杂志，参加天津“一·二九”直隶省署大请愿等。五四运动时期，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生为主体，创办了多种期刊进行新思想、新文化传播，除《醒世周刊》《觉悟》，还有《平民半月刊》《女星》《觉邮》《妇女日报》等，用文字来揭露黑暗，启发平民的爱国精神，宣传妇女解放等。

对于这段青春气息浓郁的历史，邓颖超后来在《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给青年们的信——并告女师范的师生》文章中回忆：“那时的女师的同学，是何等有团结力，有勇敢奋斗的精神，是何等的有见地，是何等的了解世界的潮流。以中国民族素来少有的精神，尤其是女子所缺少的精神，竟能在女师同学中表现出来，这是何等的可贵啊！”

总之，在校期间，邓颖超热心关注社会生活，积极参加社会组织活动，得到很好锻炼的同时，也培养了自己深厚的爱国意识和情怀，领导能力得到很大的提升。这些社会活动尽管占用了邓颖超的一些课程时间，但是聪颖的她通过努力学习追回落下的课程，最后以优异的成绩从学校毕业。

任教时光

邓颖超曾经说过：“我在20年代的时候当过5年老师，我喜欢所有的孩子，看到他们开心我也会很开心。”邓颖超这5年的教学生涯开始于16岁那年，每次讲到这段经历她都倍感自豪。直至晚年，一提到这段往事，邓颖超还感慨地说：“如果可以选择，我还是当老师。”

1920年，邓颖超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光荣的女教师。

早年求学，邓颖超十分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为日后当好一名教师以及后来致力于革命活动打下了良好坚实的基础。她对待练字也同样认真，认为写一手好字，是老师的基本素养之一，她的楷书写得非常好，一直都是班内数一数二的，书法作品曾经被老师选在《校友会》上发表，这也是邓颖超早期的书法作品。

邓颖超曾先后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天津达仁女校任教。她在教学中除了给学生传授必备的知识，还十分重视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

邓颖超曾有一段到男校教书的特殊经历，这让她以后几十年时间里都感到十分自豪和难忘。1920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一名负责人到邓颖超所在学校聘请教师，校长拿出学生的成绩单让他挑选，他翻阅并斟酌后说：“那么就请这次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吧！”品学兼优的邓颖超就这样被选中，开始了自己的教学生涯。

后来忆及这件事情时，邓颖超非常感慨地说，过去妇女在社会上地位是不平等的，男女是不准许一起上学的，女生毕业后只能去女子学校教书，而她竟然可以去男校教书，开了教育界的先河，同时也为之后的女权运动打下基础，影响深远。

开学后，学校安排老师带领学生做课间操，当16岁的邓颖超首次出现在学生面前时，他们根本未将这位白衣黑裙、看起来柔弱可欺的年轻女老师放在眼里，依旧自顾自地打闹，一旁的男老师也因有些不服气而未出声制止。看着台下乱成一团的学生，邓颖超表现得十分镇定，云淡风轻地微笑着，过了一会她走上讲台，用清脆的声音开口说道：“同学们早，你们现在说完了吗？笑完了吗？还有什么想要说的吗？”短短的几句话把台下的学生震慑住了，吵闹的声音渐渐消失。

看着学生们安静下来，邓颖超从容地说：“现在你们不说了，也不笑了，那么我们开始做早操吧！”“一、二、三、四……”她喊着响亮的口号，用优美的动作带着全校学生做着整齐的早操。这让原来心里不服气的男老师们心服口服，心里暗想：果然有些本领。

邓颖超当时担任的是一年级的老师，负责教授语文、算数、音乐等课程，她在工作上非常认真，教学方法也非常灵活，根据学生们的个性，制定了很多新颖的教学活动。后来，她的学生回忆道：“邓颖超老师那种活跃的课堂氛围以及亲切的态度，至今仍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0年，钱学森就读于这所小学，没少听邓颖超宣传爱国主义的讲演。在钱学森的记忆中，邓颖超的讲演非常出色。虽然不曾教过他的课，钱学森仍一直称邓颖超为老师。

随后，由于北洋政府当局非常不满邓颖超的教学方式，逼迫邓颖超提出辞职，1921年，邓颖超被逼主动辞职。

邓颖超虽然只在这里工作一年，但对这所学校有着很深的感情，关注着学校的每一步发展。很多年以后，每当驱车路过，她总是掀开窗帘看上一眼；有时趁着星期天，她还会不惊动任何人到校园内走一走、看一看，流连忘返。20世纪80年代，她曾多次回到学校看望师生。在该校50周年校庆时她作了讲话；学校新校址奠基时，她又为学校铲下第一锹土。1992年，北京高等师范附属小学（今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建校成立80周年，校长希望邓颖超能到学校写一幅贺词，尽管此时的邓颖超已病重住院，可仍然坚持为学校尽一份心意，她在病榻上缓缓地说，还是不要题词了，我就以第一位女老师的名义，一名普通老师的名义，为学校写一封贺信吧。随即，她强忍着身体的疼痛，写下信件：

我作为老教师，因为革命事业的需要在校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始终惦记着我曾经工作过的学校，并以曾作为实验一小的教师为荣；就是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也从未忘却过。解放后，我虽因工作关系不能常回学校，但每当我驱车路过南新华街时，总是要掀开窗帘看上一眼学校……

我听说，几年来学校一直以“一高四有”为主要内容向学生进行教育，教育学生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做到心中有他人、心中有集体、心中有人民、心中有祖国，这很好，这是很重要的，应该坚持抓下去。这对他们成长，对祖国的未来都有深远的意义。

老师们，同学们，你们肩上的担子重啊！我希望大家不要辜负党和国家各级领导的殷切期望，本着继承、发展、改革创新的精神，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和把学校办得更好而做出贡献。

我等待着你们的佳音。

1922年，受天津达仁女校校长马千里的邀请，邓颖超来到达仁女校开始了3年的任教生涯。达仁女校是天津企业家乐达仁出资建造的一所不收学费的小学。

邓颖超在达仁女校的工作仍然是负责一年级的语文、算数、音乐等教学工作。她的课堂教学一点都不死板，她善于从生活中获得教学方法，因人而异地制定好学习方案，从来不倡导学生对学习点死记硬背。不仅如此，她在教学的时候还会向学生传播爱国主义思想，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校长马千里的女儿6岁时被送到达仁女校就读，其时21岁的邓颖超成为她的老师，她后来回忆起自己的启蒙老师邓颖超时，深情地说，邓老师在教学的时候和其他老师完全不一样，她把黑板放在前面，让学生用桌椅围成一个圈，她在前面讲。她在讲课的时候也和其他老师不一样，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按着课本一步一步地去教，而是经常会讲一个又一个有趣的小故事，让学生从故事中引起对这节课的思考，然后记住本节课的生字。她还会鼓励学生复述故事，非常有耐心，如果讲得好，会得到她的表扬，学生们都非常喜欢上邓老师的课。她还经常在课余时间带领大家一起做游戏，同时也注重给学生注入爱国主义思想，每到一些特殊节日，她总是用生动的故事向学生讲述节日的来历。如五一劳动节在当时还没被重视，她就给学生讲当年美国工人为了反抗统治者的压迫开始提出抗议，最终争取到了每人每天工作8小时的权利。她还给学生讲五四爱国运动的简要经过和历史意义……足见，邓颖超用自己独特的风格，给学生们传递着知识与爱国启蒙教育。

邓颖超在学校的表现很快受到学校的重视，校长马千里去世后，邓颖超还代理过学校事务。她认真工作的态度，赢得了全校师生的一致好评。

此外，邓颖超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特殊校园“园丁”经历，那就是到天津女星第一补习学校授课。

1923年，以邓颖超为首的进步女青年创办了女星社，其目的是拯救被压迫的女性，邓颖超是女星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为了早日唤醒女性的意识，她们决定用教育的方式。在她为女子的正当权利奔走之时，她的同学张嗣靖因为封建礼教和家庭的压迫含恨去世。好友的去世让邓颖超受到极大刺激，在给好友举办的追悼会上，邓颖超声泪俱下地念了悼文：“你一生的遭遇和惨死都是现在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邓颖超清楚地知道，好友的遭遇只是中国千万少女悲惨命运的折射，这让她开始深入思考，寻找对策，拯救广大妇女于水深火热之中。她认识到妇女不幸的源泉主要是来自包办婚姻，于是她提倡女性婚姻自由是摆脱命运的第一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让太多女性遭遇了不幸。随即，她号召社员们团结起来，共同扛起改变命运的大旗，一起摆脱封建思想的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