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善于用数字指导工作

毛泽东从9岁刚识几个字起就为父亲记账，一直记到17岁离开韶山，在家庭收支账簿上“修炼”了8年之久，这门天天“事上练”的“童子功”，塑造了他理性的数字思维。走上革命道路后，毛泽东善于用数字指导工作，并逐步形成“数字支撑思想”的行为模式。

用数字指导政治工作

毛泽东曾说，所谓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这其实也属于数字比较。毛泽东关于“革命斗争必胜”的最初信念，是建立在“穷人多于富人”这个数字基础上的。1925年初，毛泽东回到韶山，《韶山风云》（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一书这样记载：

这天，毛主席家里又坐满了人。毛主席坐在方桌旁，正在给大家讲述人为什么有穷有富，怎样才能摆脱贫困，过好日子的道理。“全中国有四亿多人口，富人是这个——”毛主席伸出左手的小指，“他们只占极少数；穷人是这个——”毛主席又伸出右手的大拇指，“穷人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要是天下的穷人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说到这里，毛主席做起用右手的大拇指扳倒左手小指头的手势说，“那就一定能够推翻骑在穷人头上的富人！”

他先讲清道理，再用90%以上和极少数这两个数字概念比大小——这种“数字支撑思想”的语言模式，让大家一听就懂，正如该书所写：“毛主席的明白的道理和有趣的手势，使众人心悦诚服，点头不止。”

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要把这个群体引领到革命阵营中来，需要让他们知道自己受到了压迫。旧中国农民群众识字率低，特别是如果想让那些“迷信”又“认命”的农民认识到地主阶级的剥削，光用喊口号、贴标语等城市斗争方式，恐怕效果不佳。但农民对地里产了多少粮、交了多少租，是清楚的，也十分关心。走上革命道路后的毛泽东，用农民关心的数字来揭示剥削，发动他们起来进行土地革命。1925年初，毛泽东回到韶山，为了发动群众，他和杨开慧一起给乡亲们开办夜校。韶山毛泽东同志旧居陈列馆集体写作的《韶山播火种》一文记载：“毛泽东同志还用算账的办法，说明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吮吸农民的血汗，装进了腰包，灌满了肥肠。”“算账的办法”就是通过对比数字，讲明土豪劣绅对农民群众的剥削和压迫。

走上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后，毛泽东也一直用“算账的办法”发动群众。据《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一书记载：1927年10月底，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大井村后，“毛泽东同志帮他们算了土豪劣绅的剥削账”，让大井的农民明白，自己的苦日子，不是因为“命苦”和“八字不好”，而是受土豪劣绅剥削、压迫的结果。

在井冈山，毛泽东不仅身体力行地为农民算账，还把算账知识普及给部队，让广大红军官兵帮助百姓算账，通过数字对比揭示地主阶级的剥削真相。据谭冠三将军《在我记忆中的井冈山斗争》一文回忆：

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要我们学会算账，并要求我们替农民算账……经过算账后，他们就会明白，地主是怎样剥削自己的。并且，就可以了解到自己一年劳动了多少，又得到了多少，结果，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通过算账，使他们知道自己是一个被剥削者。地主不劳动，却过好日子，原来是个剥削者。贫苦农民的觉悟一旦提高了，他们就会拥护共产党，拥护红军，就会跟共产党干革命。

地主剥削农民是农业社会存续几千年的主要矛盾，用“黑账”剥夺是地主的常见手段。在旧中国的农村，谁掌握了账簿谁就掌握了权力。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后，抓住这个矛盾开展农民运动，正如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准确地打开了农民土地革命的大门。

在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头，毛泽东“数字支撑思想”的语言模式曾发挥重要作用。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先是批驳了博古、李德的错误：“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阶段，则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接着又分析了主客观原因：“为什么敌人的一、二、三、四次进攻，都被我们打败了呢？唯独第五次，我们不能取胜？当然，有一些客观原因，但主观上的原因，博古同志分析得少一些。我想趁此机会，把前后五次战争的基本情况向诸君作一个介绍，道理就明白了。”此时，毛泽东拿出了“杀手锏”，用数据进行了“定量分析”：“第一次反‘围剿’时，敌军是10万，而红军只有4万，是2.5比1；第二次反‘围剿’时，敌军20万，红军4万，是5比1；第三次反‘围剿’时，敌军30万，红军3万，是10比1；第四次反‘围剿’时，敌军50万，红军5万，仍是10比1；第五次反‘围剿’时，敌军50万，红军5万余，不包括地方武装，仍然是10比1。为什么这次反‘围剿’我们会失败得这么惨？连个地盘都保不住，来个大搬家，逃之夭夭。这难道可以说，我们在军事策略方面，没有一点儿过错？”（石永言：《从遵义到延安——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把数字摆出来，能清楚地表达出那些用文字表达不到位又争论不休的观点：同样的兵力数字对比，前4场打赢了，但在越来越好的其他条件下，比如“动员工农积极分子武装上前线，达到了十万人以上，使红军大大的扩大了”（《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第5场却没打赢，显然是军事指挥出了问题。这些客观数字的对比，让博古、李德无法自圆其说，更让在场的政治局委员和红军将领清醒地认识到“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愈加认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指挥才能。这就为遵义会议的成功“转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延安时期，关于毛泽东用数字指导政治工作的记录明显多了起来。据何长工在《伟大的历程》（人民出版社，1977）一书中的回忆，毛泽东曾用“算账的办法”给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以下简称“抗大”）教员上政治课：

在抗日战争紧张的战斗中，抗大教员中有的同志不安心学校工作，有的要求去带兵杀敌。毛主席亲临学校，把全体教员集合起来，从抗日战争的需要，讲到未来革命发展前途的需要，并认真地给大家算了一笔账。毛主席说：同志们想一想，你们在抗大当教员教学员，每个队七八十人，如果他们都当连长，就会是七八十个连；如果都当营长，就是七八十个营；如果当团长、师长呢？教育工作就是革命工作，要树立死也要死在延安，埋在清凉山的决心。毛主席严肃亲切的教导，给全体教员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

这堂政治课也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数字支撑思想”的语言风格。

延安整风运动中，“抢救运动”搞了十几天，毛泽东就指示让它停下来，还用数字限制逮捕人数。据《红色延安的故事——求真务实篇》（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一书记述，“10月9日，他（毛泽东）在批阅绥德反奸大会的材料上明确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11月5日，他给邓小平的电报中还对该政策作了明确规定，指出：为了弄清线索而逮捕的特务分子不得超过当地特务总数的5%（百人中至多只许捉五人）”。由于担心很多地方领导看不懂“5%”的意思，毛泽东就在括号里对5%的比例用白话说明，除了让基层干部看懂5%，也是对这个数字的强调，从中能看到毛泽东指导基层工作的细致入微。

解放战争中的土地改革是支撑军事斗争的一项重要政治工作，为了做好它，毛泽东用百分比限制了“划成分”的比例。1948年2月9日，他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土改打击面过大，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立刻着手改变政策。中央在去年双十节公布土地法的决议中即指出，中国地主富农虽然各地有多有少，但按一般情况来说只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东北地主富农即使较别地为多，也决不会多到占人口或户口四分之一这样多。因此你们应将打击面大大缩小，弄错了的必须纠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毛泽东出生在农村，对村里的地主有几个是清楚的。基层人员在激烈的政治斗争面前，容易产生过激行为，这是胸中无“数”的一个突出表现。如果说一个村子四分之一都是地主，打击面就太大了，不利于新政权的建设，也会破坏刚刚建立起来的执政根基，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此，毛泽东就电告中共中央东北局并给定了一个“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的数字区间，这就是具体的数字指导。

鉴于土地改革的重要性，时隔6天，即1948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中，把地主富农的比例锁定为：“总的打击面，一般不能超过户数百分之八，人口百分之十。”（《毛泽东年谱（1893—1949）》）这就为土地改革“划成分”定了准绳，严禁扩大打击面，也制止了一个地主也找不出来的“不作为”现象。

用数字指挥军事斗争

毛泽东对军事的解释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时期，这个军事理论对保存革命火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毛泽东没有经过军事学校的科班训练，但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他指挥打仗总能打赢，让经过科班训练的红军将领心悦诚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毛泽东用“数字思维”把战争量化，打仗前会对比敌我兵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并在运动中找机会消灭敌人。

黄仲芳、罗庆宏著的《井冈山斗争口述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收录了一段当时在宁冈古城区苏维埃政府做文书和收发工作的苏兰春的回忆：

1928年6月底毛主席在古城文昌宫召开过一次军事人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00多人，都是一些穿黄衣服的军官。毛主席作报告，我坐在靠窗户底下作记录；杨开明、杜修经也参加了会议。我记得毛主席的报告主要是分析敌情，算了一下赣南的反动势力的账……我还记得毛主席算敌人的势力账时还说了湖南的鲁涤平、何键等人。算来算去是湖南的反动势力大，是敌强我弱；又算了江西的反动势力账不如湖南强。

这段现场记录者的回忆，与《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的记载十分吻合：1928年6月20日，毛泽东、朱德、陈毅在宁冈古城召开红军连以上干部会议，讨论如何应对赣敌的第四次“进剿”。其中，“连以上干部”参会与苏兰春“都是一些穿黄衣服的军官”的回忆吻合；杜修经当时到了井冈山，到会也与史实吻合。值得注意的是，在苏兰春的回忆中，毛泽东是用算账的办法分析敌情，“算来算去”，“江西的反动势力账不如湖南强”。这种用“算账”的特殊方式指挥打仗是有鲜明特点的，苏兰春是当时的会议记录员，也就把这个独特的办法记录了下来。“算账”就是分析敌我兵力人数，这跟毛泽东当时的数字知识储备十分吻合，跟“赚钱就来，蚀本不干”的井冈山战术合辙押韵。

井冈山时期，开始执行释放白军俘虏政策，但很多人对这个战略举措不理解，有不少人想不通，还很有情绪。为此，毛泽东专门给大家讲了一次话：“大家要出气、报仇，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找错了对象。白军士兵绝大多数是工农子弟，你杀了他们，地主豪绅连眉头都不皱，马上又去找新的，结果还是穷苦老百姓倒霉。红军不是要解放劳苦大众吗？有些同志脑子一热就忘了。做什么事都得有耐心，白军士兵越是不了解我们，就越是要多往回放，让他们回去替我们宣传。一回不行就两回，两回不行三回，总有一天，他们会醒悟过来的。”讲完道理后，毛泽东就用数字说话了：“要是放回一个能争取十个，这个账不是很好算吗？”（陈果吉、田戈、李东朗：《重大事件中的毛泽东》，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那些不愿意释放俘虏的人听了这个“投入产出比”，都觉得“这是赚钱的生意”，心里顿时就亮堂了，也就心平气和了，对这个优待俘虏的政策更是口服心服，以后都照准执行。这条铁的纪律和政策，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起义或争取过来的国民党官兵，比“十个”多了几万倍。中国革命走的是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战争境界，就是从“放回一个能争取十个”开始的。

有两场战役可以做直观比较。第五次反“围剿”和延安保卫战中，敌我兵力都是10∶1。但第五次反“围剿”在“左”倾军事思想的指导下，胸中无数，不顾50万对5万余的敌我兵力悬殊和武器装备等差异，采取堡垒对堡垒的打法，结果打输了，连老本都几乎拼光，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延安保卫战我军2万多人，国民党军20多万人，同样是面对10倍的强敌，毛泽东胸中有数，先采取战略转移，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结果打赢了，最后不仅收复延安，还迎来了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