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王智涛

1934年10月，位于江西瑞金的中央红军总部成立防空科，由王智涛担任科长；从福建、江西抽调12个排，进行防空训练；训练结束以后，从中选3个排组成相当于1个连的防空队。这是人民军队第一支防空部队。王智涛领导这支部队在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驻地周围的3个山头组成对空火网，进行防空作战，多次击退来犯敌机，保卫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安全。

组建人民军队第一支防空部队

王智涛（1906—1999），出生于河北省沧县一个贫农家庭，原名王寿恒。1920年，年仅14岁的王智涛参军加入冯玉祥部，从担任张自忠将军的勤务兵升职上尉连长。1925年，他去苏联留学，先后在基辅红军学校和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1929年，任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军事教官、中国科区队长、共产国际军事部参谋；1930年，任苏联列宁学院主任军事教员；1931年4月加入苏联共产党。王智涛在苏联留学期间，上海党中央交给他一项任务，编写一本防空作战教材。王智涛完成了这项任务，教材内容包括步枪对空射击、机枪对空射击及一般防空知识，用于对红军部队进行防空训练。

1933年初，王智涛回国，来到中央苏区，红军学校正在创办初期，急需文化水平高、军事素质过硬的教员，王智涛到红军学校担任主任军事教员。同年10月，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来到苏区，中央军委选调王智涛和伍修权给李德当翻译。

1933年10月，中央军委紧急决定成立防空科，隶属总部一局领导，任命王智涛为科长，并指示立即筹建防空部队。经过调查研究和筹划，王智涛草拟了组建报告。中央军委批准后，从驻防江西、福建一带的9个师中各抽调1个排，从瑞金部队抽调3个排，共12个排，组成防空训练队。

为了使400多名没见过飞机、没摆弄过高射机枪的学员在短期内掌握战术，王智涛撰写教材，制订教学和训练计划，并亲自组织实施。当时的重机枪都是老式的“三十节”式，陈旧破损，不适应对空射击。王智涛自己动手设计高射架和瞄准具以及飞机模型活动靶，绘制成图，调来技术精湛的老军工，按图纸将重机枪改造成高射机枪，并制作模型和教具。参加防空训练的每排带3挺重机枪，每枪配150发子弹。训练后期，国民党的飞机飞来，王智涛立即组织对空作战，当即击伤1架敌机。3个月后，防空训练队结业。各军团都改制了一批高射机枪，9个排各回各师，3个排留下组成军委防空队，罗华生担任队长，廖冠贤任政治指导员。

长征途中身兼四职

长征途中，王智涛身兼四职，即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的翻译、军委警备科长、中央纵队设营司令和防空司令，不仅要负责安排中共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军委以及军委中央纵队1.5万余人的行军和宿营，还要负责安全保卫，工作十分繁重。其中仅设营工作就有多项：保证全纵队的行军路线无误；到达指定宿营点后，开展敌情侦察和社情调查；划分宿营地域和分配住房；筹集粮秣和补给各类物资；部署警戒，保卫中央和军委的安全；提出兵力部署建议，随时准备机动作战；制订防敌地面和空中突袭预案；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和补充兵员等。王智涛深感责任重大，从未稍有懈怠，由于工作细致严谨，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警戒保卫工作没有出过问题，而且因为设营时的情报收集工作做得好，毛泽东从收集的国民党报纸中发现了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在陕北活动的消息，从而促使中央作出将陕北作为长征落脚点的战略决策。

王智涛虽身为中央纵队的防空司令，但当时负责防空指挥的只有他1人，大家开玩笑地称他是“光杆司令”。不过，就是在这个“光杆司令”的指挥下，在敌人占绝对空中优势的长征期间，红军成功击落敌机6架，击伤敌机若干架，红军士气大振。

进驻遵义前，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指示王智涛，中央要开会，要选一处能容纳三四十人、又便于保密和保卫的地方。经当地党组织帮助，由遵义商会和士绅出面，王智涛看了多处房子，反复比较后，选中遵义新城黔军师长柏辉章的柏天顺公馆。周恩来看后也很满意，当即拍板。遵义会议的召开地点就这样确定下来。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能够成为这一伟大历史转折的见证者，并作为工作人员参与其中，王智涛一直将这段经历视为毕生的光荣和骄傲。

执教抗日军政大学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红军大学恢复创建于陕北瓦窑堡，1936年5月，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为基础，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6年6月1日，抗日红军大学举行开学典礼。1937年1月20日，抗日红军大学随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至延安，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以下简称“抗大”）。王智涛任训练部军事教育科长。

王智涛上任伊始，干了一件“得罪”学校领导的事。抗大成立不久，就召开抗大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要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帮助学校领导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工作。党代会后，校部停课一周，开展整顿作风为中心的政治教育，王智涛组织训练部军事教育科全体教员进行学习和讨论。在讨论中，有教员提意见说罗瑞卿、刘亚楼的马吃得比教员还好。诸如此类的尖锐批评有很多。王智涛微皱着眉，认真地记下全部内容。科室的讨论结束后，教育长罗瑞卿马上召开校务会议，毛泽东也到场，大家依次汇报了群众意见。轮到王智涛发言时，他竟然一股脑地端出大家的意见，包括那些难听的批评，通通完整地转述。毛泽东总结发言时，特意表扬王智涛，说如果大家都像智涛同志那样，把下面“骂娘”的话当面讲给领导同志听，我们就能耳聪目明，就能把抗大的事情办好。罗瑞卿、刘亚楼表示接受同志们的批评，改进工作作风。

1937年8月，王智涛对毛泽东说，自己在苏联学习军事和担任军事教员一共6年，回国以后又教了4年书，缺乏作战实践，要求到前线去真刀真枪地锻炼。1938年9月，王智涛带领参观团到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三五九旅和晋察冀军区参观，回来后编写《战术学》用于教学中。毛泽东很满意，认为抗大不仅学诸葛亮读兵书研究战例的办法，而且比诸葛亮还高明，教员跑到前线去考察，连夸这个办法好，说这就是学校从战争学习战争的办法。

1941年4月，王智涛如愿去了战斗部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训练科长，7月任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参谋长。1941年8月至12月，三八五旅参加了邢沙永战役和太行区秋、冬季反“扫荡”作战及平汉铁路破击战。1942年，三八五旅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挫败了日伪军夏季、秋季“扫荡”和多次“治安强化运动”，进行了反击国民党顽军的浮（山）翼（城）战役，并派出小部队和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协助当地中共组织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1943年3月，太行解放区继续进行精兵简政，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三八五旅旅直机关和直属队大部与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合并，王智涛任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参谋长。

1943年11月，王智涛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担任中央党校军事教员训练班主任教员。他白天给学员上课，晚上便在窑洞的煤油灯下自己编写教材；组织学员进行地形测绘、沙盘作业和各种兵器的实弹射击练习，经常组织射击比赛。

1945年春，驻延安美国军事观察组来到延安中央党校参观。观察组成员惠特赛为了显示美国手枪的质量和他的射击技术，特地要求打几枪来表演一番。他掏出手枪，瞄准25米远的一块木板连开3枪，枪枪命中，美方一片欢腾。当惠特赛大声问八路军有没有人敢出来试一试时，朱德总司令大声命令王智涛出列，让他打几枪给美国朋友看看。王智涛悄声询问可否加大距离，并请总司令放心，说他不会给八路军丢脸的。王智涛接过手枪后，后退15米，推弹上膛，10秒之内，5发速射，枪枪命中木块的中心。第二天，《解放日报》登载了靶场纪实，盛赞王智涛为八路军争了光。

就任华东军区防空副司令员

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机关在北京成立，刘亚楼任空军司令员，萧华任空军政治委员，空军领导机关初建时设置司令部、政治部、训练部、工程部、后勤部和干部部。王智涛调任空军训练部参谋长，协助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长常乾坤、第二部长薛少卿负责空军院校建设与管理工作。

这一时期空军飞行院校快速发展，在苏联援助下，人民空军由1所东北老航校发展为7所航空学校：歼击机学校4所，轰炸机学校2所，运输机及地面地勤学校1所。空军从各单位选调一批营团级干部到各航校学习飞行技术，为人民空军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50年9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人民解放军防空司令部，此前由于华东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已于1950年3月28日在南京组建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由于台湾国民党空军的飞机经常侵袭上海，1951年1月，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移驻上海，和上海防空司令部合并成立新的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兼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员郭化若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陆军第二十七军副军长贺敏学任第一副司令员，王智涛任副司令员，负责华东地区防空部队的组建和训练工作。防空部队有四大兵种，即高射炮兵、雷达兵、探照灯兵和对空情报兵，四大兵种相互配合，构成共和国长空利剑。作为共和国重要的防空区，上海在解放初期创下防空部队建设的数个第一：高炮三师在上海组建完成，当时是人民解放军仅有的3个高炮师之一。全军的第一个雷达营从南京调往上海，除承担捕捉和发现敌机目标的作用，还为雷达部队培训技术人员。技术人员在上海培训组建了2个雷达营，调往京津和东北地区执行任务。防空部队第一个探照兵团也是在上海建立的。探照兵堪称高射炮兵的夜视仪，利用探照灯夜间照射来犯敌机，配合高炮部队对空射击，配合航空兵对空作战，有时甚至直接将敌机照落。全军第一个对空情报兵营在上海成立，总参谋部授予该营141营番号。对空情报兵的作用是在地面以目力和望远镜直接目测空中敌机，准确向高炮部队和航空兵部队报告敌情。上海地区对空情报兵在监视敌机入侵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1953年7月25日，美军航空兵F-47飞机2批次4架、F-51型飞机2架连续低空袭扰上海地区，在雷达部队没有发现目标的情况下，141营对空情报哨发现目标，准确通报了敌情，空2师飞行员起飞迎战，击落、击伤F-47飞机各1架。

王智涛在就任华东军区防空副司令员期间，经历了一场惊天大案的考验。1952年4月16日，王智涛突然接到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的通知，让他去办公室一趟。陈毅见了王智涛，厉声问他是不是老虎，有没有贪污。王智涛被问懵了，不知道啥意思，愣在那里。原来，有人举报王智涛，说他在空军工作期间贪污接待苏联专家的经费，一共3000亿（旧币，1万元折合人民币1元，下同），说他私拿了70亿。王智涛一听，顿时火冒三丈，怒声让举报人过来对质。他说，军委一共拨款49亿用于接待苏联专家，他们勤俭节约只花了14亿，剩下的35亿已上交了，财务都有账，各级都签过字，他以党性担保。

按照军委的通知，王智涛去北京接受审查。1952年6月28日，审查组宣布审查结果，撤销此案。性子直率倔强的王智涛要求彻查造谣陷害他的人。中央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彭德怀亲自找王智涛谈话，在旁的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将事件的经过完整地复述一遍。原来，1950年12月，空军突然转来航校里一个犯错误干部的材料，内容正是揭发王智涛贪污一事。1951年2月以来，总干部部又陆陆续续收到空军报来的相关材料，于是逐渐构成“大案”。两个月后，空军正式向中央报告了以王智涛为首的“贪污集团大案”。毛泽东主席阅后立刻批示“彻查”。王智涛的案件彻查清楚后，撤销立案，诬告的几位干部已经被严肃处理。

1952年9月，中央军委为加强防空部队干部培养，以第二十三步兵学校为基础，与陆军第四军教导营、华东第三防空学校训练处合并，在江西南昌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学校，王智涛任校长。王智涛到任后，认为当地条件太差，不适合办防空学校，经中南军区同意，防空学校迁往湖北武汉。1954年4月，解放军防空学校本科第一期开学。11月，王智涛调任培养中高级防空部队干部的高级防空学校校长。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王智涛以高级防空学校校长的职务和正军级的级别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0年1月，王智涛调任军事科学院战术研究部副部长；1962年11月，任军事科学院副秘书长；1978年4月，任军事科学院顾问（副大军区职）。1988年，人民解放军恢复军衔制，王智涛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9年6月19日，王智涛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