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泽东在长沙调研粮食生产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毛泽东同志对调查研究重要意义的深刻认识。1956年，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个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同时，农业合作化也进入一个高潮时期。粮食生产如何？1957年9月7日至9日，毛泽东回湖南就这个问题开展调研，做到“心里有个底了”。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特意介绍了湖南尤其是湘潭有关粮食生产、积累方面的典型数字和经验，并强调一定要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进一步提高全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力地促进农村生产的发展。

调查背景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初以苏联模式为发展样板，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随着各种社会形势的变化，苏联模式的弊端日益显现，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需要在前进中进行探索。1956年初，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开始把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转移。社会主义建设，从1953年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已有3年多的实践经验，对于苏联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也逐步有所了解。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课题。1956年，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花了几个月时间，听取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主要以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为主，经过中央讨论，归纳成10个大问题，毛泽东亲自概括提炼，运用辩证法思维剖析分解，这就是《论十大关系》的由来。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4月2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6月24日，谭震林在关于在湖南攸县贯彻民主办社和整风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他在老家湖南省攸县住了40多天，根据民主办社的方针，领导整顿了5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整社中发现，目前社员最关心的，也是社员、社干部之间产生矛盾的主要问题，是社的财务管理不民主，账目不公开，从而引起社员对社干部的怀疑。通过财务清算、公布账目，并且对少数贪污、占小便宜的干部进行适当地批评和处理后，社员的怀疑解除了，生产情绪提高了，同干部之间的关系密切了。关于县级机关整风问题，报告中说，整风中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一是干部的特权思想较严重；二是在工作中存在狭隘的阶级观点；三是官僚主义发展到不愿动手动脚的地步，写东西都推给秘书干事，县级干部下农村的时间很少。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报告建议中央规定县级干部一年应有6个月的时间深入基层，县级机关整风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谭震林同志关于在湖南攸县贯彻民主办社和整风问题的报告》，载于黄道霞等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6月27日，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后，肯定了谭震林的意见，并在报告上给邓小平作了一个批语，认为此件值得一看；除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及在京中委，请他考虑可否转发地方各级党委参考。

同时，社会上反映的农民吃不饱饭、粮食征购过头是那几年来全国闹得最凶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决定到下面去看一看。

调研过程与成果

1957年9月7日下午，毛泽东抵达湖南长沙，住进蓉园招待所。在这里，毛泽东接见了湖南省委负责人周惠、胡继宗、徐启文、谭余保，长沙市委书记曹痴，常德地委书记孙云英，湘潭地委书记王治国等人，召开了两个座谈会，主要是调研粮食生产、积累与消费问题。

第一，直奔粮食问题而来。那几年，粮食问题成为社会上最关心的问题，毛泽东在蓉园召开的两个座谈会，都是针对此问题。因为来长沙之前审阅过谭震林的报告，所以毛泽东特意点名请攸县所在的湘潭地委负责人参加座谈会，想具体了解湘潭的农村工作情况。王治国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他在湘潭韶山区清溪乡农村调查的数字和材料。他调查后写了一份提纲式的材料，都是当时农村发展过程中具体的突出问题，比如，农民生活困难户的比例、统购统销后农民的情绪、有多少缺粮户、农村党支部的情况，等等。毛泽东对王治国的这些第一手材料很重视，并将这些问题记在纸上。

第二，为解决粮食问题的方法而来。农民反映吃不饱、粮食征购过头，这些问题如何破解，毛泽东心中早已有了想法，但他还是想听一听下面的想法。周惠说，湖南农村普遍建立了高级社，基本实现了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今后主要是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行农业技术改造，改善经营管理，发展农村生产力。毛泽东对湖南省委的这种思路表示肯定，认为农业合作化为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了条件，现在的任务就是千方百计发展生产。只有大力发展生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和农民吃不饱的问题。

农村如何处理生产、积累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关系，周惠说，湖南农业总产值才30亿元，工业总产值才18亿元，生产比较落后，为此，要勒紧裤带，发展生产，扩大积累，压缩和节省消费。湖南计划以总产值的20%作为生产费用，其中又用20%作为基本建设费，尽量减少管理费和消费的开支。毛泽东听后，感觉与自己的思路不谋而合。毛泽东一直主张加速发展工农业生产，多搞些积累，多搞些基本建设，而在吃穿住行用方面要节省开支，认为湖南确定的积累与消费比例合理可行。毛泽东强调指出，积累与消费，是生产与分配中的基本问题，一定要正确处理。除国家积累之外，合作社积累、家庭积累，都很重要。特别是藏粮于民，粮食储存丰歉不同，丰年多储点，歉年少藏些。总之，有了积累，有了粮食，才能够办更多的事情，于国于民都有利。

第三，实实在在地解决粮食问题。毛泽东根据调研所得到的材料，落实了农村人口年均口粮的具体指标，妥善处理了生产、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在座谈会上，王治国提供了一个典型材料，清溪乡胡文生一家五口人，每人400来斤粮食，靠精打细算，搞“瓜菜代”，节俭过日子。毛泽东听后，特意将这个案例记在纸上，还特别询问人均400斤粮食是用新秤还是老秤，并强调说：粮食问题是这几年闹得最凶的问题——征购过头了。湖南也有这个情况，韶山、湘乡、衡山的农民向我反映过。俗话说，手中有粮，做事不慌。但征购过头，农民吃不饱，总是不好吧！征购多了，还得返销。当然，我们应该向农民宣传，搞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节省过日子。“蔬菜半年粮”嘛，多种瓜果、蔬菜、薯类，也可以节省些粮食。清溪乡的材料就很有说服力。

1957年10月9日，中共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会上，毛泽东特别列举了湘潭地委、湖南省委汇报的口粮数字、发展与积累的比例等材料，说明他关于积累与消费的观点、关于粮食问题的观点，提醒全党同志在生产发展中要妥善处理好生产、积累与消费的关系。

毛泽东说：粮食问题，大家吵不够吃，我下去问了一下，湘潭地委书记王治国同志汇报说，大小口平均400斤谷子（种子、饲料除外）就够了。一定要很好地提倡勤俭持家，节省过日子。湖南的同志提出，打算从今年起就多搞一点积累，你们看行不行。国家积累外，合作社积累和家庭积累，均很重要。

毛泽东在会上以湖南调研粮食生产问题所得到的一手材料为论据，强调要勤俭办事，增加积累，扩大生产，节省消费，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解决农村的粮食问题。随后，会议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邓子恢在中共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也发言：“不断扩大再生产则是发展农业生产”，“要扩大再生产，必须贯彻勤俭办社的方针”。

调研启示

1957年9月7日至9日毛泽东在湖南调研粮食生产问题启示我们：调研要立足于人民群众关心和急需解决的问题上，否则调研就失去其最为核心的意义。回看毛泽东同志的调研历程，我们会发现，毛泽东同志的调研都是为了解决当时社会上人民群众最为关心也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离开人民群众的调研都是假把式。

首先，调研要立足于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毛泽东同志回湖南调研粮食生产问题，就是为了回应当时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粮食问题，看看社会上反映的农民挨饿问题是否属实，同时验证党内干部下去调研所得出的结论是否和实情一样。

其次，调研要准确把握第一手材料。毛泽东回湖南调研粮食生产问题，不仅听取不同层次负责人的汇报，更是重点把握第一手材料。例如，对王治国提供的有具体案例的第一手材料就非常感兴趣，针对重点还进行了解和记录。为进一步了解谭震林报告中所反映的问题，毛泽东特意让谭震林调研的地方负责人参会，直接面对面地交流以获取第一手材料。在这样的基础上，毛泽东在调研结束的时候才敢说：“我心里有个底了。”

最后，调研要真正解决问题。调研知道了问题而不去解决问题，可以说比不调研更可怕。人民群众向你反映了“急难愁盼”的问题，心里充满希望盼着能够得到解决，可是过了一年半载都没见为了解决问题而付诸实际行动，导致人民群众心里充满失望，这最终影响的是执政党的权威和公信力。毛泽东湖南调研粮食生产问题，最终落实了农村农民的口粮实际数量，给在中央层面研究制定合适的积累、消费比例提供了重要依据。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