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现象”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DeepSeek和杭州“六小龙”引发的热议仍在持续，“杭州现象”背后的思考仍在继续。这些创新创业企业为什么能在杭州产生，它们生长在怎样的环境和土壤里？创新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能产生世界影响的创新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发生？带着诸多问题，《财经》再次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之江实验室主任、阿里云创始人王坚博士。

王坚不同意将杭州称为“中国硅谷”，他认为硅谷无法解释杭州现象。他从江南水系的开放、流动、互通有无、从“小镇”的无形机制谈起，认为浙江民营经济出现了质变，时代正赋予“浙商”新的内涵，中小企业正在成为创新主体，民营企业已经可以用科技创新的逻辑来推动经济发展。

王坚强调，以最小的成本做最大的创新才是杭州现象的本质，互联网才是杭州创新的基础设施。

“硅谷”无法解释“杭州现象”

《财经》：去年10月的对话中我们问您：“AI时代杭州还会出现一个阿里云吗？”您当时回答：“是否在杭州，是否可以用阿里云来对比不好说，但我相信中国还会出现一个现象级的技术企业。”当时您还说，所谓现象级不一定是公司的大小，OpenAI就是一个现象级公司，但它算不上多大规模。不到四个月，被您言中，DeepSeek横空出世，其开源大模型产生全球影响，您如何看DeepSeek现象？

王坚：一是说明了基础模型的重要性。DeepSeek是一家初创公司，不是一家大型科技公司，而是源自一家量化投资公司，用“闲钱”从基础模型做起，并将此完成。DeepSeek属开创性的初创企业，阿里云算是个龙头企业，即大公司做事的逻辑，之江实验室是作为国家科技力量的实验室，三家属于不同的机制，但都致力于基础模型的突破。

二是DeepSeek相信并选择了开源，这与闭源模式的影响截然不同。OpenAI虽起名Open，但不选择开源，不把基础模型作为资源开放出来，即“Open Resourse”，DeepSeek出来一周，就突破了微软等企业近十年的积累量，导致英伟达被迫调整授权策略，OpenAI加速其技术披露。开源的重要性在于对整个社会和市场有利，开启了协作共赢。

三是对AI前沿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尤其是其“低成本+高性能+开源”模式打破了对美国大模型的认知垄断。开源模型也会降低对特定硬件的绑定和依赖，也促使芯片等行业向多元化发展。

《财经》：伴随着DeepSeek的颠覆性突破，杭州“六小龙”也浮出水面，一些媒体和社会舆论将杭州称为“中国的硅谷”，您怎么看这次的“杭州现象”？

王坚：“杭州现象”确实存在，但用硅谷解释杭州现象不一定准确。不应该说“中国的硅谷”就在杭州，而是杭州正在形成科技和产业创新的一种机制，核心是机制创新。这些创新创业企业为什么会出来？它们生长在怎样的土壤和环境里？都需要挖掘。如果简单归结为政府采取的若干措施，就太简单了。事实上，机制的无形胜于有形。

《财经》：您的意思是“硅谷”无法解释“杭州现象”？

王坚：是的，这种解释不妥，叫“六小龙”可能也不见得完全对，但这个现象肯定是存在的，这个现象是对此前人工智能技术和认知的颠覆，而不是我们复制了“硅谷”。杭州是怎样做到了不按别人的逻辑来做事，是我们需要挖掘的。

大家总说中国没有埃隆·马斯克，如果只是说没有马斯克这么成功的人，我认同；但说中国没有他那样精神境界的年轻人，我不认同。我身边都是这样的年轻人，一帮不知道自己未来是什么，却天天操心人类未来的人。DeepSeek一出来，就印证了这句话，年轻人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别人的路，不是用“硅谷”可以解释的。

我对浙江和杭州的理解是，政府没有多管，多管没有好处。但政府提供了更大的环境，把环境创造好就行了；所谓的好机制，就是为了创造更大的环境。机制，本质上是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但双方有共同的价值体系。这个真是杭州难得的大环境！

我认为，这种大环境也体现在一个物理载体上，叫作“特色小镇”，而非“谷”。黑神话悟空就在我们隔壁的艺创小镇，当然杭州西湖区也扶植了多年。DeepSeek、《黑神话·悟空》，都是中国在世界上产生了影响力的，而你跟别人讲中国有一个“谷”，逻辑也不通。

《财经》：这是我们在科技领域以西方人认同的水准出海，是一次真正的出海。

王坚：看到并汇入了同一片大海。这是我们真正从创新机制和逻辑上给他们讲了一个中国的故事。为什么是“镇”，不是“谷”？就连山姆·奥特曼也说OpenAI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这可能代表着“谷”的一个转折点，但不是终结。“谷”不仅是我们不能借用的一个概念，而且不适应现在的创新了。

奥特曼说历史错误的一边有个语境，就是指开源，而开源却是DeepSeek最大的战略。但DeepSeek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开源了，用开放资源（Open Resource）真的非常贴切，因为它开放的主体已经不是代码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不是一次出海，是一次革命性的进步，是中国对世界科技的贡献。

《财经》：知道您始终强调基础模型和开源，使其成为公共服务，如电一般。对这一点，DeepSeek对国外的冲击不小。

王坚：确实。杭州一定要借此东风来做好自己的事，将此现象视为一个过程，千万不可作为结果。现在尤其需要借这次“杭州现象”将过去的一些已经固化的认知好好反思。比如，创新要强调人才创新的能级，不要去强调人才的“帽子”，帽子最多的地方一定是创新最弱的地方；高校越多也不见得创新越多；投资越多也不意味着成果越大。

中小企业成为创新主体

《财经》：您认为“硅谷”无法解释“杭州现象”，是否提示我们要从大环境中去思考和挖掘？

王坚：首先要搞清楚硅谷发展的前提，硅在前谷在后，硅是产业，任何地方都是产业机会造成的，而不是因为有一个谷就有那个产业。今天产业机会变了，它一定会产生出新的东西。硅谷事实上也是一个现象。从反思的角度，中国过去称作“谷”的，很少成功。

我不是批评那些“谷”没有做成，而是要反思到底这个“经验”有没有帮助我们做成“谷”，它究竟帮助我们建立了怎样的机制？现在到了深究的时候了。

对于DeepSeek的出现，如果只是停留在讨论中国在AI上比别人强还是弱的问题，就太简单化了。这个时机应该促使我们重新反思创新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尤其是影响人类命运的那些创新，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发生？人们总愿意将一个现象的出现简单地归因到一两个事情和观点上，错失全貌，不太面对真实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还是愿意回到“小镇”，看似扯远了，然“小镇”即江南文化。

《财经》：您说过“江南文化”即水系文化。

王坚：水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流动、意味着开放、意味着互通有无，只不过当时的互通有无是油盐酱醋，而现在长三角地区的“水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当年的互联网。我觉得，这种传承或者文化，需要完整的梳理一下。

为什么当人们谈“谷”时我更愿意谈“小镇”？因为开放、流动、互通有无是今日“小镇”的无形标签。浙江过去的创新大都停留在温州的鞋子衬衫、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以及浙商的“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徐匡迪曾经当面和我说过，“浙商”这个概念很好，浙江的很多企业都用“浙商”去描述，它代表了一个时代，但现在能不能有更好的名字？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杭州现象”确实发生了，那么，怎样的标签更合适？过去的皮鞋、衬衫，小商品市场变成了“科技创新”。

《财经》：今日的“杭州现象”应该将民营经济的活力与科技创新连在一起了。

王坚：对。今天的这个现象就是民营经济的优势在科技创新中体现出来，甚至可以说是在中小企业里得以体现。过去大家不那么想，简单的偏好搞龙头企业。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对“小镇”有偏好，这是我认知的基本逻辑。过去人们总把中小企业理解成落后或只顾自己死活，但今天中小企业发生了巨大变化，浙商的“四千精神”也适合这个逻辑。为什么其他地方没有发生？因为其他地方没有那么多的创新主体，也就没有那么多的转变，所以我一直强调，中小企业是创新发展的战略选择，就是这个道理。而“小镇”既要小，还要讲特色，它一定不是引进大企业，阿里云就是从0开始在云栖小镇变成一家成熟的企业。

《财经》：中小企业作为创新发展的战略选择。记得您曾经说过，强强不能创新。就像OpenAI，事实上继承了源自Google的Transformer技术，但Google内部的机制难以创新，不像早期的OpenAI本身具备非营利机构的特质。

王坚：对，杭州现象真的是说明了这一点。强强（联合）或许能产生GDP（国内生产总值），也有可能把一个地方带起来；但创新产生的结果也能带动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这里不排除强强合作互相借力的优势，但要有颠覆性的创新很难。

浙商的“四千精神”在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中被体现出来了。从这个角度讲，硅谷的逻辑就很难解释今天发生的一切。

创新一定要改变思路，要相信中小企业，这是根本。以前我们讲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这句话是对的，但是要多说一句，即中小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它还是有不同内涵的。浙江已经完成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那就是浙江的中小企业正在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财经》：您认为小镇能够概括整个生态吗？这是我这两天的纠结，我相信它一定是其中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能否涵盖全部？

王坚：我没有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从它入手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最好切入点。这篇文章作好了，它的意义不会亚于早期的一些调查报告，它注定是一个很大的命题，这是小镇发展创新的战略选择。

大家都坚信在一个特殊的机制里，产业可以升级，但把各种要素拼凑起来好像是个“四不像”。人们总认为只要政府支持，就是政府来决定，不是由市场决定，这种认知是有误区的。小镇是由政府创造出来的空间，同时具有其创新的灵活性。

《财经》：您想在创新过程中印证“小镇”的机制？这个机制一定是开放、流动、互通有无的；有其灵活性与空间；能够打破边界？

王坚：我不能代表别人说话。其实，即使在杭州，每一个小镇的情况也不同。

小镇，最早以创新作为源头，我们取的名字“云栖小镇”，也是这个含义；“梦想小镇”，从未说过要干什么，甚至哪怕“基金小镇”，严格意义上也不知前路在哪。

无论如何，我觉得“小镇”确实起始于一个重要的理念和开端，它不是一个已经成熟或大家可以讲清楚的事情，而是“四千精神”在新的历史环境下的一种新探索。所以说“小镇”根植于科技属性与创新，贯穿于不确定性。当然鼓励传统产业的升级是另外一个逻辑。

最初叫“小镇”就是区别于工业园区，就是希望“小镇”不是早上上班、下午要走的地方，创新怎么可能诞生于这样朝九晚五的地方呢？人需要生活在一起的，打破边界和学科，就如同江浙的小镇就是一条街，生活、产业融合一起，才可以创新！当时我们还说，说不定小镇路上就可碰到书上才可以看到的人。因为我坚信，把厉害的想法凑在一起，要有一个氛围，需要有人和他呼应，厉害的脑袋不是孤立产生的。

《财经》：您在江南的水系文化中谈到开放、流动，这一点在小镇如何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