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母亲患上阿尔茨海默病

资料推荐者附言：

作者三十岁这年，母亲不幸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为了尽孝，他放弃了武汉的舒适生活，回到郑州陪护母亲。

2010年10月开始陪护母亲，2021年9月母亲去世，全程陪护时长10年10个多月。

十年里，他亲历了母亲从健忘到精神分裂再到“生活不能自理”的漫长、残酷过程，承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压力。

十年，他从而立变成不惑。本该奋斗的黄金十年却因陪护羁绊而一事无成，巨大的中年危机感令他濒临崩溃。而让他扛下来的，除了信念和对母亲的爱，更重要的则是妻子对他不离不弃的厮守和支持。

2010年：刻骨铭心的“浪子”回头路

最先觉察到母亲不对劲儿的，是我二哥。

那是2010年9月，二哥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当时我正在武汉生活得如鱼得水。二哥说这两天他回老家一趟，发现母亲有点不对劲儿，一是炒菜总忘记放盐，二是总不停地在找钥匙。

我有些不以为意，因为我母亲年轻时候就喜欢丢三落四，经常找钥匙，至于炒菜忘记放盐，估计年龄大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健忘。

没想到过了没几天，二哥又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刚把母亲接到了郑州家里准备小住一段日子。为了锻炼母亲，中午他让母亲去小区门口的菜店里买点菜回来，结果母亲没进菜店，而是跑进了菜店隔壁的饭店里，人家问母亲吃点啥，母亲说不吃，人家又问母亲有什么事，母亲又回答不上来。

我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母亲今年才五十六岁，怎么健忘这么厉害？但是这时候，我们谁都没有想到，其实这是阿尔茨海默病的端倪。

我们两个聊完母亲的情况后，二哥直言不讳地表示，希望我能回郑州发展，然后商量着怎么一起照顾母亲。我答应了，但是挂了电话，我却是一夜没睡。因为“回去发展”实在是一件说着简单、做着艰难的事情。

我出生于河南一个山区农村家庭，家里兄弟三个：大哥、二哥和我。当初父母省吃俭用，克服一切困难，将我们兄弟三人都送入了大学。大哥忠厚老实，毕业后就在平顶山当地上班，领着一份养家糊口的工资。二哥头脑灵活，心相对比较野，毕业后很快在郑州闯出了一片天地。我呢，性格介于大哥和二哥之间，但是比较多愁善感，平日里总喜欢写一些无病呻吟的文字，毕业后接连换了好几份工作，由于在职场里的挫败感，让我做出了一个极端的决定，那就是索性背起行囊流浪去，而且是一边写网络小说一边流浪。

流浪中因写小说，我结识了一位女读者，她是武汉一个小康家庭的独生女，父母年轻时也是文艺青年，她们一家人都很喜欢我，我就这样在武汉留了下来，并和女孩结了婚。2019年，我在武汉音乐学院附近盘下了一家转让的酒吧，打掉其中一个包间，将它改造成了具有浓厚文艺气息的“书吧+酒吧”。

“书吧+酒吧”还没赚钱呢，二哥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我一夜没睡的原因是：我要走，爱人会跟我走吗？我没有这种自信。

我来自农村，一无所有地娶了一位城市女孩，现在又要求女孩跟着我回去尽孝——这种想法未免太天真，也太自私。况且，女孩是独生女，她也要尽孝，凭什么跟我回去？

也许有人会问：必须回去吗？难道你爸爸不能照顾你妈妈吗？我爸爸还真不能。首先，我爸爸比我妈妈大十五岁，当时我妈妈五十六岁，我爸爸已经七十一了；其次，我爸爸得了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2008年在郑州做了大手术，手术不太成功，导致腰直不起来，不能走远路，行走大约五十米就得赶紧找个地方坐下来歇一歇。本来是我妈妈在照顾我爸爸，现在我妈妈不行了，那么两位老人就只能由孩子们来照顾。

连续几天，我心乱如麻、一筹莫展，不知如何跟爱人开口讲这事。爱人看出我有心事，主动问我，我才把情况告诉了她。

爱人听完，沉思了一会儿，说：“尽孝是应该的。既然要回去，那我们就回去吧。”

我愣住了，没想到爱人这么干脆。

“不过，”爱人说，“这毕竟是一件大事，还是要和我爸妈商量一下。”

爱人向岳父母挑明了该事。不想这事对岳父母震动很大。尤其是岳父，情绪很激动，当即表示不同意。岳父不同意的理由有两个：一，在这边有吃有喝有房住，回去一切都得从零开始，我看不得你们受苦；二，在哪里都能尽孝，鲁非可以把父母接到武汉来照顾，我们愿意予以经济帮助。

岳父站在自己立场，所言合情合理，尤其是他提议让我把父母接到武汉来照顾，此等大义，令我万分感动。只是，感动归感动，这种“大义”，于我而言，却是有些吃不消、行不通。

吃不消在于：我无法做到过度透支岳父母一家的善良。

行不通在于：古语“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一样道理，我父母生于北方农村，到北方城市郑州生活，已经有些水土不服，若进一步来南方城市武汉居住，注定会更加水土不服。

由于岳父不赞成我和爱人回郑州，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与他沟通交流，索性就一直躲在外面回避他。大概过了三天，岳父忽然又同意我和爱人回郑州了。至于他为何改变主意，其原因至今不得而知。我只记得他说了一句话：“我又认真想了想，既然你们已经决定要回去，那就回去吧。”

2011—2012年：母亲日益加剧的健忘和我一地鸡毛的生活

当我把“确定要回郑州”的消息告诉二哥以后，二哥便提前在郑州给我们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

我二哥这个人，喜欢冲锋陷阵，搞大事情，让他负责照顾老人，他不行，没这个耐心。所以他跟我商量的方案是，让我负责照顾父母，他来负责赚钱，我们兄弟两个打好配合。

2010年10月，我和爱人回到了郑州。然后我和二哥回农村老家把爸妈接到了郑州租住的房子里。

这是父母第一次跟着我们小两口过日子。起初他们无比拘谨，就像是客人到了别人家里，无论吃饭还是睡觉，都小心翼翼。不过很快，这种局面就出现了转变。必须说，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爱人，她性格好，始终对父母和颜悦色，令他们放下了心理包袱。

爱人找了一份工资并不是很高的工作。我在家里除了一日三餐给父母做饭外，闲余时间就去二哥开的古玩字画店里帮忙。

父母在我这里，正式开启了养老模式：每天除了吃饭、下楼晒太阳、看电视、睡觉，其他什么都不用干。所有的活，都让我和爱人包揽完了。

这样平淡的生活持续了差不多两年，也就是2011年和2012年。这两年里，母亲的健忘有所加剧：首先是经常想不起来老家住在哪里；其次是刷牙洗脸时候，在挤牙膏和开水龙环节会出现明显的迟钝，往往需要想很久才知道该怎么操作；再次是刚开始下楼晒完太阳还能自己回来，慢慢地就出现了会走错楼层去敲邻居家门的情况。

2011年和2012年，我们两次带母亲就医，但由于我们对阿尔茨海默病认知有限，不认为母亲患的是阿尔茨海默病，所以也就不可能十分精准地去挂（专门诊断阿尔茨海默病的）神经内科。我们认为，既然是健忘，肯定是脑子的问题，所以两次就医都选择了中医院脑病科。结果中医院脑病科并没有判定母亲患的是阿尔茨海默病。

母亲经过两次就医，病因依然模糊，服药后也不见明显效果，基于此，我们不再打算继续寻医问诊。

回想那段日子，可谓忙忙碌碌、琐琐碎碎，没有诗与远方，只有一地鸡毛。另外还有一些烦恼：比如有时候二哥二嫂一有事，就会把小侄子交给我，我除了忙日常，还得忙着到幼儿园接送侄子；比如二哥应酬多但酒量差，每个月总有那么一两次——大半夜接到他朋友的电话，让过去把烂醉如泥的他弄回家；比如我终日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从来没机会过清静的二人世界；比如和父亲在生活和消费观念上的冲突；比如二哥经常因喝酒而引起与二嫂的不和，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只要他们有矛盾，就得赶过去调解……

终于有一天，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对爱人说：“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二哥把我当成了保姆，他似乎忘了，我也是一个有梦想的人。”

2011年和2012年就这样过去了。母亲方面，除了健忘加剧外，其他方面倒没什么，至于我个人，2012年则有两件大事发生，一件是我女儿出生了，一件是我买了房。

想要个孩子，是我爱人提出来的。这一年，我三十二岁，爱人二十八岁。我并不是特别想在这个时候要个孩子，只因为生活一地鸡毛，毫无成就感，我想推迟几年再要。但爱人很坚持，她说：“既然现在的生活是‘一地鸡毛’，那何不让‘鸡毛’来得更猛烈一些呢！把所有矛盾都集中在一个时间段里消化并解决，难道不好吗？假如过几年妈妈突然病情加重了，你会被拴得死死的，就更没有精力要孩子了。”

事实证明，爱人是睿智的，因为2013年起，我妈妈的病情突然加重，而且越来越严重，不仅我心力交瘁，爱人和女儿也被迫跟我分离，我们长期过着分居的生活。假如当初爱人听了我的，恐怕我们就要不了孩子了。

但是要孩子，就必须买房子，因为我无法承受让爱人在租住的房子里生孩子和养孩子。而买房，手里又没有足够多的钱。这时候，岳母站了出来，她说：“你先看房，看完房再说。”

很快我看中了一套房，条件是首付40万外加30年房贷。岳母二话没说，直接转过来了40万。

我幸运遇见了爱人这一家好人。甚至到了后面，由于我母亲的阿尔茨海默病变得越来越严重，导致我爱人遭受了种种委屈，但她依然对我不离不弃。陪护这十年，不是我伟大，是爱人一家伟大。

2013—2014年：母亲性情大变，妻女被迫与我分离

2013年，在整个十年陪护当中，意义相当不一般，可以说是转折之年。

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古玩行业持续走低，二哥和我一起经营的字画店开始出现严重亏损。我告诉他，兄弟之间不能内耗，应该去赚外面的钱。就这样，我出去找了份工作。毕竟那时候我妈妈只是健忘加剧嘛，还没有达到二十四小时身边不能离人的程度。我每天朝八晚六地上下班，上班前为家人做好早餐，下班回来再为家人做晚餐。至于中餐，就交给了在家带女儿的爱人，勉强可以完成。

怎能料到，这种最朴素的愿景，很快就因母亲性情变化而破灭了。

迹象出现在2013年6月。母亲首次表现出了冷漠症状，常常一个人躲在卧室里，把她的衣服从包里掏出来再装进去，装进去再掏出来，不管客厅气氛再热闹，哪怕喊她出去，她都无动于衷。有时候我会试着把几个月大的女儿塞给她，她也只是“热情”地跟我女儿互动不到一分钟，就把我女儿往床上一放，又去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大约过了半个多月，继冷漠之后，母亲又表现出了离家出走的迹象。那天晚上，我正在拖地，父亲正在看电视，原本在卧室里“忙碌”的母亲，突然肩膀上扛着一只枕头出现在客厅里，大大方方地朝我和父亲打招呼：“你们忙吧，我走了啊。”

我大吃一惊，上前拦住她，问她要去哪里？她说回家，我说这就是家啊，她说不是，硬要走。那天我劝了她两个多小时，才把她给劝回来。

没过几天，我在单位正开着会，父亲打来了电话，说母亲又要离家出走，爱人正千方百计地阻拦她，怕是很快就阻拦不住了。

我匆忙跑出公司，打车回了家。当我从单元楼电梯里走出来时，看到爱人正抱着女儿站在电梯门口，使劲地劝母亲。这次我又是花了两个多小时才把母亲给劝回去。

第三次更严重，母亲离家出走闹得很凶，而我打的车又被堵在了高架桥上，幸亏大嫂及时赶到（为了方便照顾母亲，大哥一家也来了郑州，并在我家附近租了一套房），在小区门口堵住了母亲。

这三次搞得我精疲力竭，心中萌生出了辞职的念头，因为这班确实有点没法上了。但转念一想，不上班房贷怎么办？家庭开支怎么办？前两年经济上主要靠二哥支撑，但现在他生意赔钱，继续支撑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正当我为辞职与否而痛苦难决时，母亲忽然又冒出了第三种症状——猜忌，具体表现为：怀疑爱人偷她的东西。比如，她说爱人身上穿的白裤子是偷她的，说她的金耳环、金项链找不到了，都被爱人给偷走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