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言有利，止谤有害

本文选自《国语·周语上》，通过叙述周厉王暴虐无道，压制舆论，拒绝邵公广开言路的谏言，最终被国人流放的史实，深刻揭示了民言有利而止谤有害的道理。文章立意深刻，章法精巧，文辞警策，对后世影响深远，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章法：起伏照应，精巧缜密

《国语》虽以记言见长，但本文叙事亦颇有可观之处。文章紧扣“谤”字展开，章法缜密，可分为三个部分：开篇简述厉王暴政引发国人谤王，以及厉王监谤、弭谤的手段，凸显其残暴不仁；接着详写邵公力谏厉王停止弭谤，彰显其政治智慧；最后略述厉王不听谏言、持续壅谤所导致的严重后果。三个部分因果相连，环环相扣，井然有序。

然而，叙事井然并非平铺直叙，而是经纬纵横，互相交织又层次递进。文章以厉王暴行为经，依次叙述“王虐”“王怒”“王喜”“王不听”的过程，同时以国人反应与邵公谏言为纬，交织叙述国人从“谤王”到“莫敢言，道路以目”，再到“于是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的转变，以及邵公从微言劝谏到长篇切谏的过程。这种纵横交织、层次递进的叙事方式，既生动展现了君臣、君民矛盾不断激化的过程，使文章扣人心弦，又充分塑造了厉王残暴偏执与邵公远见卓识的人物形象，可谓精巧异常。

此外，文章在起伏照应之处也颇见匠心。例如，文中首尾出现两次“莫敢言”，不仅形成结构上的呼应，更是文意的深层推进：前者展现了国人暴政下的被迫沉默，后者则暗示国人于沉默之中积蓄反抗力量，最终在沉默中爆发，将厉王流放。无怪乎清代余诚称赞其“至前后叙次处，描写王与国人，以及起伏照应之法，更极精细，最是《国语》中遒炼文字”。（《重订古文释义新编》）

谏辞：设喻巧妙，婉而多讽

然《国语》还是以记言著称，而邵公的长篇谏辞尤为精彩，其耐于咀嚼之处有四：一是层次清晰，警健绝伦；二是前后设喻巧妙，相互映带；三是字、句、篇协调，意味深远；四是“故天子听政”一节铺陈工丽，简要周全。

先观层次。谏辞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自“是障之也”起至“为民者宣之使言”止，将民言比作流水，明确阐述“止谤有害”的观点。第二层，从“故天子听政”到“是以事行而不悖”，通过铺陈百官进谏，强调“德政全赖民言，斟酌而行”。第三层，由“民之有口”至“衣食者也”，将民言比作不同地貌，巧妙诠释“民之有言，实人君之利”，即“民言有利”之理。最后一层，从“夫民虑之于心”至“其与能几何”，指出民众之言并非轻率之谈，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不仅不应该壅堵，实际上也无法壅堵。四层论述环环相扣，先破后立，既批评了壅谤之害，又指出了民言有利，还给出了广开言路的实施路径，更是揭示了民言不可壅堵的政治规律，可谓“回抱防川之意，融成一片，警健绝伦”（林云铭《古文析义》）。

次观前后设喻。开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强喻，指出堵塞民众舆论的危害，远远超过了堵塞河流所带来的祸患。河流若被堵塞，势必“川壅而溃，伤人必多”。同理，堵塞民众舆论亦将带来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有力地论证了“民谤不可防”的道理。后面“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犹其有原隰衍沃也”为博喻，将民众之有舆论比作土地之有山川、原野、湿地和平原等丰富地貌。正如土地因地貌多样而产出财物、器用和衣食。同理，民众之有舆论，那么政治的得失善败便能得到充分的显现。君主“行善而备败”，便是增加国家财物、器用、衣食的途径，说明舆论之利能起到与土地之利同等的作用，阐述了“民谤必宜敬听”的道理。这两组比喻，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既相互映衬，又各具特色，从正反两个方面深刻地揭示了民众舆论的重要性，说服力极强，正如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所说“凡作两番比喻……真乃精奇无比之文，不得止作老生常诵习而已”。

此外，这两组比喻与文章上下文更是紧密相连。前一组强喻紧承上文“王喜”而来，语气强烈，意在为沾沾自喜于杀人弭谤的厉王敲响警钟，又为文末“胡可壅也”“若壅其口”的反诘做好铺垫、形成呼应；后一组博喻语气和缓，且富有启发性，旨在鼓励厉王倾听并斟酌民众舆论。而其丰富的喻体又与上文邵公铺陈的百官进谏相契合。故前后两组比喻不仅单看精彩，又能与上下文互相勾连，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且邵公前后设喻，又将他对厉王的直接劝谏，即“故天子听政”一节包裹其中，使得整篇文章刚柔并济，婉而多讽，不仅生动传达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又极大地减少了直撄君主逆鳞的风险，展现出他高超的进谏技巧。故吴楚材、吴调侯在《古文观止》中点评道：“文只是中间一段正讲，前后俱是设喻……妙在将正意、喻意，夹和成文，笔意纵横，不可端倪。”唐介轩《古文翼》也称赞道“中间正说求言，简而该；前后喻言止谤，婉而劲。其章法两两照应。尤有罗浮山风雨离合之致”。这些评点都充分说明了邵公前后设喻在语言和章法上的巧妙之处。

再观字句篇之协调。见到厉王自喜于杀人弭谤，邵公以“是障之也”直指其弊。“障”本义是防水的堤，引申为阻隔、阻塞（《说文解字》“障，隔也”），邵公借此批评厉王阻隔言论。而在先秦两汉的典籍中，“障”又常用来描述阻隔水流。例如，“陂障九泽，丰殖九薮”（《国语·周语下》）、“鲧障洪水而殛死”（《礼记·祭法》）、“障水安其藏”（《管子·立政》）、“因风行火，障水水下”（《逸周书·大明武解》）等。因此，邵公很自然地从“障谤”联想到“障水”以及治水之法，进而拈一“防”字，为后续的比喻打下基础。

而“防”字本指堤坝（《说文解字》“防，隄也”），用于阻水，故后又引申出堵塞之义（《国语·周语下》称“不防川，不窦泽”）。因此邵公又极易从“防谤”拈连至“防川”，最终凝练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千古警句。

此外，古代“宣”字也有疏通河流之意，并常与阻隔水流的“障”字对文。例如，《左传·昭公元年》“宣汾洮，障大泽”、《焦氏易林》“障泽宣流”等。因此，“为民者宣之使言”“口之宣言也”的“宣”，既指统治者要宣导民众舆论，让大家畅所欲言，又与治水宜疏不宜堵、宜宣不宜障之喻相协调。

故“障”“防”“宣”等字，既是在讲治水之道，又是在隐喻舆论治理，字句之间，篇章之内，相互呼应，充满张力，又和谐统一，可谓“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文心雕龙·章句》）

最后观铺陈。“故天子听政”一节，邵公一口气铺陈了百官进谏的盛况：进谏方式灵活多样，从书面献书到口头传语；进谏者地位由尊至卑，从公卿列士至百工庶人；进谏者与君主关系由亲至疏，从亲戚补察到近臣尽规；更有耆艾长者与瞽、瞍、矇等人，可谓济济多士，各因其材，各展所长，共同织就一幅恢宏壮丽的朝堂进谏图。

此段铺陈，句式灵活多变，二言、三言、四言交错其间，既显工整富赡，又不失灵动之致。且邵公不仅以一到两个字，便简要概括了各色人物的进谏方式，而且都还契合他们的身份特质。例如，公卿列士凭其贵族身份与渊博学识，或可自作诗篇以献（《诗经·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或可汇总采诗以献（《汉书·食货志》“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称“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再如，庶人因远离政治中心，难以直面君王，遂要以“传语”的方式，假他人之口，间接反映政治善败，故称“庶人传语”等。

影响：千古流传，历久弥新

本文立意深刻，影响深远，其中以邵公前后之喻最为突出。例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子产反对毁坏议论朝政的乡校，认为“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子产将民众对朝政的议论比作水流，强调既要“小决使道”，有效疏导民怨，又要“闻而药之”，积极听取舆论并以此改善朝政，这恰恰体现了止谤有害而民言有利的道理。

时至今日，新闻报道中常见的“舆情汹汹”“舆情不是洪水猛兽”等表述，依然是将舆情舆论比作汹涌的水流。在数字时代下，面对汹涌澎湃的舆论浪潮，我们更应该汲取邵公之智：要以“防川”的敬畏之心对待民众舆论，既要善于引导疏导，做到“宣之使言”，更要深入舆论之中，仔细斟酌各方意见，做到“行善备败”。

此外，邵公铺陈的百官进谏，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贾谊在论述辅政太子时，便铺陈道“瞽史诵诗，工诵箴谏，大夫进谋，士传民语。”（《汉书·贾谊传》）汉明帝下诏鼓励臣下直进谏时，也提到“古者卿士献诗，百工箴谏。其言事者，靡有所讳”（《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等，无不彰显了广开言路、汇聚众智在治国理政中的极端重要性。（钟彦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