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的现地意识以及对杜诗的现地考察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讲的是知识和对知识检验的关系。“读万卷书”是从杜甫“读书破万卷”而来，但杜甫没有明确说“读书”和“行路”结合起来。实际上在杜甫的诗歌创作中，既读书又行路，二者结合有很好的体现。借用“现地”的理论和方法来说，杜甫有很强的现地意识。如果用“现地”观点解读古人诗歌，就需要了解古人创作是否为“现地”，接着可以追问古人有无“现地”意识。很长一段时间我关注诗歌创作的地点及其影响，试图在动态中考察诗歌的风格和流变，大概就是一种“现地”意识的潜在驱动。《唐代文学研究中的文人空间排序及其意义》一文讨论过相关的两个问题：第一，从文人占籍的空间序列阐述了与地缘因素相关联的文学现象及其特征；第二，从因科举和使府形成的文人分布阐释了与制度相关联的文人阶段性与区域性的文学活动的意义。《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曾以专章讨论诗歌地点和地域文化的关联。以费时一年有余制作的《唐诗创作地点考》数据库为基础，分析唐诗创作的空间分布。诗歌创作地点的变化，其特征是记录了文人空间移动形成的运动轨迹，即移入场和移出场的转换。文人活动地点的变换不仅改变了描述的对象，其风格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京都为创作最集中的地点，这是诗歌创作地点呈现的普遍性原则。全国的政治中心应该成为诗歌最繁盛的地区，陕西、河南占绝对优势，在国力上升时期尤其如此。初盛唐时期大量的宫廷应制诗以绝对优势称霸诗坛，而且诗坛领袖也在这一群体中产生。其基本形式分别为以文馆为中心的创作、以帝王为中心的创作和以朝臣为中心的创作。中晚唐时期，虽然二京所在之地诗歌创作数量的绝对值还是高于地方，但地方诗歌的快速增长也是事实，其增速已高于二京所在的陕西和河南。地方诗歌数量的增长有其特殊性。文人的流向取决于国家政治、制度以及时势的影响。这里揭示了唐代诗歌创作地点对风格变化的重要影响，事实上也强调了现地意识在诗歌创作中的关联和意义。由具体诗歌的现地考察，到现象后面的规律探寻，需要做大量踏实细致的研究。因去天水开会，我考察过南郭寺，发现前人对杜甫“山头南郭寺”一诗的注解尚有不明之处，而读书时的疑惑也在现场得到解决。这是写作本文的起因。

常被人提及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从读者角度出发，以纪行诗文（或曰纪行诗、游记、行记）为主要对象的阅读方式。令人感兴趣的是，“读万卷书”是从杜甫的诗中提炼出来的，但杜甫没有说“行万里路”。从杜甫写作实践看，其有“行万里路”的现地意识。故在此想讨论三个问题：杜甫“读书破万卷”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杜甫诗歌的现地意识；以杜甫《秦州杂诗》之十二“山头南郭寺”为例，讨论现地考察对读诗的帮助。

杜甫“读书破万卷”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相辅相成。“行万里路”，可视为现地考察，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语言学等社会科学领域早在使用田野调查方式来深入理解和解释人类文化、社会结构、行为习惯等方面的现象。读书行路相结合，是有传统的。司马迁一生游历，“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司马迁的经历便是这一传统的生动体现。这和他推崇孔子“见之于行事”相通，“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读万卷书”是从杜甫“读书破万卷”而来。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云：“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为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诗中表述的意思是，因为“读书破万卷”，所以“下笔如有神”，前后构成因果关系。从其所列人物来看，偏重词赋，李邕则是文化名士。读书的目的是致君尧上，净化风俗。从杜甫诗中可看出，重视读书，并没有强调“行路”，甚至忽视了“行路”。如何理解“行路”，关系到诗人的现地意识。行路在诗人那里，既是诗人作诗的行走或停留现场，也包含诗人在作诗时对过往“现场”的记忆。诗人在现地，不仅是对已有知识的验证，也是在不断学习新的知识，这样可以修正和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并在写作中有所体现，通常所说的现实主义，也可以理解为求实精神的落实。后之读者在行路中、在现地考察诗人的创作中，也是在不同时间的同一地点介入诗歌的解读过程。

能否读书破万卷，也有疑问。宋太宗说好学者读书可破万卷，“庚辰，诏：‘史馆所修太平总类一千卷，宜令日进三卷，朕当亲览焉，自十二月一日为始。’宰相宋琪等言曰：‘天寒景短，日阅三卷，恐圣躬罢倦。’上曰：‘朕性喜读书，颇得其趣，开卷有益，岂徒然也。因知好学者读万卷书，非虚语耳。’以著作佐郎吕文仲为翰林侍读，赐绯鱼袋”。宋太宗也是在阅读中感受到“读万卷书”的可行性。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直存在于文人知行合一的传统中，但读书行路被精辟概括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似从董其昌开始。初指画家，特别是山水画画家，要想画出超越前人的山水画作，不到现地考察，有如后世之写生，是不行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鄞鄂。随手写出，皆为山水传神矣。”于此有人做了发挥：“董文敏谓‘不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不可作画祖’，盖言读书多则心通而理明，能别邪正雅俗是非，不至惑于异说；行路远则广见博闻，以扩我之心胸而发其气，故日进不已而超凡入圣也。”这里的阐释也不符合董其昌本因作画而发的旨意。

大多数人还是能从董其昌本意去理解，“凤瑞博学，工书画，游迹遍天下，尝自刊玉章，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熙雅尚绝俗，尤善画。当视学广东，陛辞，宣宗谕曰：‘古人之作画，须行万里路。此行遍历山川，画当益进。’其见重如此。”画家画山水风俗图景，须到实地考察，人们读画又回到现地，让画和实景相印证，这是最好的创作与赏鉴图画的两个维度。由于画家实践要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此警句由画家总结概括，也切合画家的身份和技能。人们借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讲读书体验和应用，部分符合文学创作和鉴赏的功能。

杜甫的现地意识

现地研究的前提是“现地”，而现地考察的质量取决于人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人对周边环境的了解，是与考察目标相联系的。古人写诗，特别是对现场的描写，都体现出对周遭景物的细致观察，其中或因表达情感的需要而经过筛选，或因诗歌篇幅的限制而有取舍。

古人作诗与现地研究的关系，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探讨。以唐代诗人杜甫的《春望》为例，这首诗深刻体现了诗人对现地的细致观察与深刻感悟。杜甫的《春望》不仅是文学佳作，也体现了古代诗人的现地研创作意识。诗中对战后长安城的描绘，展现了诗人对环境的细致观察和深刻感悟，这与现代现地研究中强调的直接观察和深入分析相契合。杜甫通过“国破山河在”和“城春草木深”等具体景物，传达了对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的深切关怀，明确取舍考察目标并融入情感。花有露珠，鸟在鸣叫，作者说“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正是在现地所见所闻的基础上加入主观情感，选择用最能触动人心、最能表达情感的景象来作诗，这使得他的诗歌更加具有感染力和震撼力。当然，在现地研究中，研究者需要深入观察分析，同时保持客观性，认识个人情感和认知对结果的潜在影响。诗人通过对知识的温习，加上想象和内心体验，也能创作出具有现地意识的作品。

杜甫《登岳阳楼》云：“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其实，细味诗人写作中的“昔闻”“今上”的写作过程，经验、经历和知识、耳闻都会成为现地的投影。文献考据与现地考察都有同一目标，即将诗歌创作的现场和环境进行还原，以更深入贴切地解读诗歌。现地考察，不是为了纠错，而是为了更直观地去解读诗歌，理解古人，产生共振。

现地景物及记忆，经时间沉淀，会提炼为概括性表述。此非简单记忆积累，而是对经验、情感和认知的深度提炼。“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共同构成人类获取知识经验的重要途径。“行万里路”是现地考察，意义深远。它能让人们直观感受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比书本知识更生动具体。同时，“行万里路”也是实践过程，能将理论与实际结合，培养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了复现杜甫的现地观察意识，我们应重视诗歌的写作过程，那些在某地异时的创作尤应得到关注。除此“重过”而外，也希望在“送别”“回忆”的举例中分析诗人的“现地”意识。

（一）重过

探讨诗人的现地意识时，我们发现并非所有诗歌都需通过“重过”视角分析。许多描绘具体地点与景物的诗作，仅凭文字便能让我们进行现地想象。诗人以细腻笔触展现地点特色与景物风貌，使读者在心中构建生动画面。但当诗歌中出现“重过”情境，诗人的现地意识会尤为突出。这意味着诗人不仅再次造访，更在情感与记忆上再次触碰。诗人带着前次记忆与情感，发现眼前景物与过往经历交织，会触发不同感受。这种“重过”使诗歌充满时间厚重感与情感深度。诗人对比眼前景物与前次记忆，发现岁月变迁、人事更迭或心境变化，这成为诗歌的丰富素材，让作品层次分明，立体感强。遇到“重过”诗歌时，我们应深入挖掘诗人创作时的现地意识，体会他们如何巧妙地融合时间、空间与情感。

杜甫有《行次昭陵》：“壮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玉衣晨自举，铁马汗常趋。松柏瞻虚殿，尘沙立暝途。寂寥开国日，流恨满山隅。”另有《重经昭陵》：“陵寝盘空曲，熊罴守翠微。再窥松柏路，还有五云飞。”以上节引部分，有同一物象的描写，便于说明“重过”中的现场写作意义。

有关《行次昭陵》诗的作意，前人有评：“唐仲言云：明皇任杨李乱政，故有灾犹降、喘未苏之叹，因思向者之安抚而不可得，是以向山隅而流恨。旧作隋末之乱者非。按：此说甚是。盖从文物四句读下，便见今日之朝廷，事事与之相反。开元之治，媲美贞观者，今已扫地。有志之士，皆为当路沮抑而不得进，安得不望昭陵而兴悲乎？后来杜牧亦有‘乐游原上望昭陵’之句，盖昭陵之时，士无不遇之叹也。”前人对《重经昭陵》诗有评：“京房《易飞候》：宣太后陵前后数有光，又有五采云在松下，如车盖。钟惺曰：陵庙之作，典古悲凉。说功业无竹帛气，说神灵无松杉气。”

二诗有一物象是共有的，即“松柏”。《行次昭陵》“松柏瞻虚殿，尘沙立暝途”，《重经昭陵》“再窥松柏路，还有五云飞”。前一“松柏”是写景，后一“松柏”则是对前一“松柏”现地观察后而写出了不同之处；前一首诗写出了空庭松柏在尘沙暝途中，后一首诗则写出了不同于前首诗的松柏氛围，那是五云飞中的松柏。“五云飞”，前人解为用典，也可能就是写实，生活中见到五彩云也是极平常的。两首诗都有现地观察的过程，《行次昭陵》对古柏的现地观察是即景描写，《重经昭陵》中对古柏的描写，则是在对《行次昭陵》诗中的古柏进行现地考察后写出新的内容。

《行次昭陵》中，诗人以“松柏瞻虚殿，尘沙立暝途”描绘了一幅古柏与荒凉宫殿相映成趣的景象，松柏的挺拔与周围环境的荒芜形成鲜明对比，突显出历史的沧桑与时间的流逝。而《重经昭陵》中“再窥松柏路，还有五云飞”则是在前一首诗的基础上，进一步描绘了松柏在五彩祥云映衬下的壮丽景象，赋予了松柏以新的生命和意义，展现了历史的延续与自然的和谐。

诗人通过亲身经历，对同一地点的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下的松柏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深刻的思考。《行次昭陵》是在昭陵现地的写作，而《重经昭陵》则包含了重过之现地以及对此前所写现地的回忆与反思。

（二）送别

在探讨送别诗的特性时，我们需关注其创作与流传的独特历程。诗人通过送别，不仅与离别之人交流情感，更以特殊方式重现共同拥有的空间。这种重现，不仅是地理回望，更是情感与记忆的烙印。送别诗的异文现象，提供了丰富的解读空间，记录了诗作的变化与演进，展现了诗人选词造语时的犹豫、修改与抉择。送别诗目的明确，为给送别对象并带到远方，成为连接两地、两人的情感纽带。在保存与流传中，初稿与改稿的并存或缺失，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只保留改定稿虽可以避免版本困扰，却可能掩盖创作思考。而保留初稿与改定稿，则能打开诗人的内心世界。对比研究初稿与改稿，能理清改稿之由，揭示创作灵感与修改动机，进一步了解诗人的心理与意图。这种研究方式，有助于全面理解诗作，提供丰富的历史与文化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