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初期的“县中”缩影

1944年农历正月二十四，我出生在山东莘县南部一个靠近黄河的小村庄里。我原名叫王百忍，读大学时，老师认为这名字太保守，于是引用毛主席的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给我改名为王歌民。我家境贫寒，但我读书还可以，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入聊城市第一中学。我的外语成绩很好，当时志向是当外交官，但高中时遭受过一次不公平对待，让我转变了志向，立志当一名老师，好好爱自己的学生。1964年，我考入山东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回到家乡，当老师，当校长，如今我已经81岁了，回首往事，如在眼前。今天我主要谈谈1977年恢复高考初期的一些经历。

一、稳定秩序，扭转学风

1968年大学毕业后，我先在部队锻炼了一年半，接着被分配到莘县一个乡镇中学当老师。一年后，因教学成绩突出，被县教育局调到莘县一中。1978年，34岁的我以学校负责人（因太年轻，未明确校长职务）的身份主持学校全面工作。

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那时，莘县的教育还处于“后知后觉”的状态。我认为，要想把教育教学快速转回正常轨道上，就必须先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怎么调动？我积极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选了一批骨干教师，积极发展他们入党。教职工的政治待遇得到提高，工作热情空前高涨，学校工作的重点也很快转移到了教学上。

在学生思想教育方面，着重加强对学生开展革命传统教育、遵纪守法教育和尊师重道教育。积极发挥共青团的助手作用，开展学雷锋、树新风、创“三好”活动，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和学习张海迪活动。组织召开教职工代表会和学生代表会，重新拟定了学校章程和学生守则。学校出现了赛思想、赛作风、赛干劲、赛贡献的热火朝天局面。学校的秩序日趋稳定，教学质量也稳步提高。

二、提纲挈领，建章立制

1984年9月，我被正式任命为莘县一中党委书记、校长。

首先，我端正办学思想、坚持“三个面向”，在工作中统筹安排，全面考虑，着重处理好德、智、体三方面的关系，少数学优生和大多数学生的关系，毕业班和非毕业班的关系。

其次，加强教学管理，建立规章制度。在领导层面，实行领导分工责任制，校长负责全面工作，副校长和教导主任分管高一、高二、高三和初中部的具体教学工作，每位领导还要分包一个学科教研组。同时，领导要兼课，并且要满课时。面向每一位教职工，建立岗位责任制。制定了工作责任条例143条，从领导干部至教职员工，对每个人的职责范围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对于学校教学，建立年级组、教研组、备课组。年级组是以年级为单位，任务是抓好本年级的全面工作。教研组领导本学科的教学活动，组织教师学习教学大纲，狠抓备课、课堂教学和作业批改，落实“双基”，培养能力。备课组的任务是搞好本年级本学科的教学工作，并实施了集体备课制度。此外，还建立了课外辅导制、考勤制度和学籍管理制度，以及升留级制度、毕业生预选制度和各种会议制度。通过建章立制，学校的教风、学风进一步向好。

再次，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注重培养青年教师。组织师徒结对，在分配新教师工作时考虑年级、学科和老教师的分布情况，做到新老结合，合理搭配。定期组织老教师上示范课，青年教师上汇报课。鼓励青年教师进修学习。向青年教师压担子，并为他们制定发展方案。

当时，百废待兴，教育经费紧张，教师薪水微薄。为照顾教师的生活，学校想方设法省下钱来，设置了几毛钱的课时津贴，给教师补贴家用。分房时也优先考虑教师，同等条件下，将“大间”尽可能安排给骨干教师。尽力给予教师多一点生活和工作空间，使他们的长处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这一时期，学校的教学质量有了质的飞跃。1986—1989年连续三年的高考成绩居全市第二。

三、兼容并包，唯才是举

在教师管理方面，我采用“兼容并包，唯才是举”的策略。

郝恩勤老师业务底子厚，教学经验丰富，不过脾气耿直，最喜欢跟我“抬杠”，有时甚至弄得我下不来台。但我了解他，力荐他担任业务副校长。他走马上任后，成绩斐然。后来郝老师被调往烟台一中，还曾任烟台一中、华侨中学、芝罘教师进修学校校长等职。

丁子正老师原是泰安三中的知名生物教师，1980年因孩子接班而退职赋闲在家。我听说后，一边“三顾茅庐”请丁老师出山，一边直接找县委书记，为其办理了复职手续。

张胜聚、岳纪平、吕丁学、周西政等现今仍耕耘在一线的名师、名校长，当时都刚刚毕业。虽是毛头小伙，但他们有思想、有能力、热情高、干劲足，我尽力为他们搭建平台，设定成长方案，经常谈心谈话，细心守护他们成长。他们也不负众望，很快脱颖而出，成长为学校的骨干力量。

四、大胆改革，因材施教

20世纪80年代，教学普遍还是以教师为中心，课堂以讲为主。我大胆地提出了“学生为主，教师为辅”的教学理念。课堂上，允许学生提问题，允许学生讨论问题，允许学生交头接耳，允许学生换桌串位，允许学生自由组团。有时候课上七嘴八舌，“乱成一锅粥”。有人出来反对，说“乱了套”，但我做事不太喜欢固定的套路，世上本没有套路，跟风的人多了才成了套路。

对于学生，我也喜欢“小怪孩”（调皮捣蛋、有个性的孩子），尽力给他们提供成长的机会和空间。1984年新学期开始，有个姓马的学生找到我，想直接从高二跳级到高三。我觉得有如此要求的学生，学习潜力必定非同寻常。通过和他耐心长谈，发现他思维敏捷，记忆力强，悟性高，思想深刻，于是我破格批准，并召集高考六科教师商议，专门为他量身打造教学计划。同时要求任课教师只辅、只导，不问、不教或少教，不得干预其自主学习。结果证明，这名学生的确有实力，考入了北京大学。

在一中近20年，我从没丢下过教本，始终坚持任2个班的英语教师，有时还“抢”班主任当。1987年高三时，我主动申请“要带个班”，他们都说我是校长兼班主任，我心里更认同是班主任兼校长。

五、刚正不阿，公正无私

我们那代人，大都十分爱惜羽毛。我一辈子奉行“五不主义”：不谄上媚下、不请客送礼、不行贿受贿、不多吃多占、不徇私舞弊。

有一年评职称，一中有17个高级指标。经民主评定我在入选之列。当发现王世新老师因没当过班主任导致综合评分排在17名之外，我就主动退出来，将指标让给了他。在我的带动下，又有3名入选的青年教师也主动让出指标。80年代末，聊城师范学院（今聊城大学）给莘县一中一个保送生名额。这对当时的学生而言，无疑是难得的好机会，因而不少“近水楼台”的身边人给我“递话”，打招呼。为公平、公正，我闭门谢客，亲自挂帅，组织了由学生代表、班长、团支书、高三任课教师、年级主任、校领导组成的推荐小组，进行笔试、面试，集体投票打分，并且明确领导也只能算一票，结果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独占鳌头，顺利地被保送。他父亲喜极而泣，逢人便讲，校长只算一票好。

如今，我离开讲台将近三十年了，回想起往事，一幕幕宛如昨日。众人拾柴火焰高，我和我的老同事、老战友并肩战斗，筚路蓝缕，换来了莘县一中的不凡业绩，也代表了高考恢复初期一个县中发展的缩影。2024年我80岁生日，数百名学生自发赶来为我举办了一个寿典，我写了首打油诗回顾总结自己的教育生涯：时光如梭匆匆去，往事似烟历历新。求仁甘当辕中牛，较真敢触项下鳞。三尺讲台尽挥洒，一生功过暂莫论。心底无私天地宽，依然明月照初心。

访谈后记

一个地方的文化，集中通过这片土地上的人体现出来；而一所学校的文化，也集中通过这所学校的校长、教师和学生体现出来。县中教育浸润于广袤而又深厚的民间社会，深深折射出民间社会的传统教育智慧。在王校长的回忆和朴素叙述中，呈现出本真的县中原生态教育：如何处理上下级关系，如何团结教育同仁，如何体谅、关爱学生，如何坚守教育原则，如何研究、改进教学……无数王校长默默耕耘，彰显了县中教育的韧性，闪烁着区县民间的教育智慧，也长出了县中教育的文化品格。

本文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23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区县中学文化的演变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GYJ2023038）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1.山东省莘县第一中学；2.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责任编辑：胡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