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丝是一把双刃剑

唐朝诗人崔信明，有名句“枫落吴江冷”，余秋雨赞叹道：“寥寥五个字，把肃杀晚秋的浸肤冷丽，写得无可匹敌，实在高妙得让人嫉恨。”但这位诗人除了这个孤句，只有一首诗留下来，其他作品，据说都被某粉丝扔江里去了。

《旧唐书》里说，崔信明有天在江上遇见一位粉丝，粉丝说，我听说过您那句“枫落吴江冷”，不知道您还有什么作品。崔信明见有粉丝来致意，心中大快，就把自己百余首作品拿给他看。粉丝一一翻看完毕，冷笑一声“所见不如所闻”，“啪”就把诗集给扔到江里去了。

且不急着谴责粉丝，只说这位崔先生，竟然都没掰扯两句，就此被粉丝伤透了心，金盆洗手了。

粉丝有时比“黑子”更可怕，当粉丝无限敬仰、无比热情地对你挥动着荧光棒，但凡常人，都会视为命运派发的福利，轻飘飘的，不那么设防了。这种情况下，粉丝若想伤你，便如打入内部的特洛伊木马，会杀得你措手不及。

这不是作者的错，也不是粉丝的错。生活的多样性，注定人与人只能在某个层面上相互理解，张爱玲和她的超级粉丝亦舒也曾有这么一番经历。

1976年，宋淇在写给张爱玲的信中，写道：“另附阿妹一文，大骂其胡兰成，此人即‘亦舒’，宁波人，心中有话即说。”

真是“有话即说”，亦舒的这篇文章，题目就很泼辣，叫作《胡兰成的下作》，文中更是为张爱玲打抱不平。张爱玲看了，别管是否全盘赞成亦舒，先喊了一声“真痛快”！

这时候，她们是同一阵营里的。按照常理，一个阵营里的人，应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时刻保持同一口径，可是，这种情形，只是发生在俗人堆里。爱玲不俗，她的粉丝亦舒也不俗。“我爱偶像，我更爱真理”，亦舒没有这样说，却这样做了。两年后，还是亦舒，同样快言快语地大批张爱玲的新作《相见欢》：

“整篇小说约两万许字，都是中年妇女的对白，一点故事性都没有，小说总得有个骨干，不比散文，一开始琐碎到底，很难读完两万字……张爱玲的作品无疑可以点缀生活，如一对罕见的白底蓝花古瓶，可是现在原主人忽然又大量生产起来——该怎么办？如把它当古玩，明明已大大贬了值；当新货，它偏偏又过了时……”

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这话说得残忍，似乎人家曾经美过，曾经英雄过，就负有维护大众感觉的义务，要么死掉，要么就再不出来见人。亦舒对一个作家做此要求更属无理。

张爱玲也说，读者不希望作家改变风格，只想看一向喜欢的，他们以前喜欢的，大都期望可以再次读到，比如某某作家那样，但我学不到。即使在最落魄的日子里，张爱玲依然有一种自信，相信自己的文字可以不朽，而不仅仅局限于“最棒的言情作家”之列。爽文是爽文，巨作是巨作，巨作有时恰恰要跟读者的阅读期待对着干。

《相见欢》就是一部对着干的作品。即使不算一部成熟、成功的作品，起码是张爱玲的一次试验。但像亦舒这样的读者，是容不得偶像试错的。所以，亦舒与张爱玲，只能在《倾城之恋》里有交集，之后她们便分道扬镳。

相对于亦舒的快言快语，张爱玲态度暧昧，她不满地说，亦舒和水晶都恨不得她快点儿死掉，免得破坏形象，但同时又极其理性地说：“这些人是我的一点老本，也是个包袱，只好背着。”

水晶又是怎么回事呢？和亦舒一样，是另外一个让张爱玲无语但是无法切割的粉丝。水晶明确表示不喜欢《红玫瑰与白玫瑰》的结尾，读起来不痛快。张爱玲明知道自己跟他们是两路人，却也不打算拉黑他，因为他对她有用。

水晶比张爱玲小15岁，1970年张爱玲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作时，水晶正好也在此地进修。他打听到她的住处，去按门铃。张爱玲在传话器里把他拒绝了。他不甘心，又打了很多电话，张爱玲还是拒绝。

但是到了第二年6月，张爱玲主动写信给水晶，约他周末见面。他们从晚上7点半开始，足足谈了7个小时。全程张爱玲喝了好几杯咖啡，可谓倾心吐胆，无所不至，给水晶留下的印象是“活泼和笑语晏晏”。张爱玲不是说她喜欢听人家说胜过自己说吗？她为什么对这个初次见面的来访者敞开心扉，呈现出令人吃惊的另一面呢？研究者都分析说跟她当时在学校里遇挫有关，她想找个人讲述自己的文学观点，选择水晶做她的听众，可能就因为他是离她比较近，又是对她很热诚的一个人吧。那么水晶是不是张爱玲的知己呢？似乎并不是。张爱玲后来给宋淇的信里称水晶是她“所有认识的最多疑的人”，又说“水晶的《色，戒》书评看得我龇牙咧嘴，真是宁可没有”。但她还是没有和水晶切断关系。因为水晶虽然不靠谱，但靠谱的人，除非像宋淇这样的挚友，否则不大可能成天到处吆喝帮她保持热度，张爱玲需要热度。

这里可以看出张爱玲世故圆滑的一面，然而并不让人反感。因为她的世故圆滑，是想得到一个更好的写作环境，不得不做自己讨厌的事。所以无论如何她不能和粉丝翻脸，虽然粉丝喜欢的，可能正是她所厌恶的。但他们是她的包袱，也是她的老本。既然吃肉，就不能怕挨打，张爱玲始终有这么一种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