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东与李嘉诚：大亨的抉择

3月17日，97岁的李兆基去世。一代地产大亨的传奇，以相对完满的方式落了幕。至此，香港商界“四大天王”，已经离世三人。唯有李嘉诚，还深陷舆论的漩涡。

这一次，依然是有关“大撤退”。3月4日，李嘉诚再度悄然出手，将其遍布全球的43个港口，打包卖给了与美国政府密切共生的资管集团—贝莱德。时值特朗普宣布想要夺取巴拿马运河，号称“不能让中国染指这条战略水道”，作为焦点的两个巴拿马港口，自然引起了广泛关注和争议。

巴拿马人曾调侃说，巴拿马没有国家利益，只有个人利益。李嘉诚是这么信的，他一直说在商言商，让生意归生意，让政治归政治。长江和记实业（下称长和）的新闻稿也谈到，这项交易是纯商业性质，与政治新闻无关。但特朗普显然不这么看，长和公布消息十小时后，特朗普就宣布了“胜利”，“美国政府将收回巴拿马运河”。

抛开卖港口影响几何不谈，几十年来，李嘉诚不断抄底又卖出，无不与政治局势的风起云涌息息相关，说与政治新闻无关，那多少有点自我欺骗。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评价香港和李嘉诚：“你看香港有什么？地产商和投资者。李嘉诚有什么畅销全球的产品么？没有，他只是收购地产、港口、零售业、通信公司。”

对于李嘉诚这一代香港富商来说，时势，即是生意，哪里有局势波动和突变，哪里就是他们做生意的地方。不少媒体对比他与霍英东多么不同，的确，两人有相似的发迹之路，但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一切皆因历史大势中的不同选择。

从这个角度讲，时势，即是命运。

港商崛起

李嘉诚这一代香港富商，故事大多是相似的，却又因个人抉择，走向截然不同的境地。

他们生于动乱时代，发迹前有着相似的人生际遇：乱世漂泊，亲人离世，艰难求学，在父辈言传身教中培养了商业嗅觉。英商集团的溃败，给了他们从不同渠道赚取第一桶金的机会。他们在战后崛起，低价收购大片土地，建住宅或发展物业收租，经营酒店、港口、码头及超市药店；靠着政府特许产业，进军赌场、电力、通信、能源，然后形成垄断。

霍英东疍家艇户出身，出生起就在舢板上，过着“能吃一天算一天” 的生活。7岁父亲病故，一家人上了岸，住在又破又旧的地方，忍受着肺痨的威胁。他当过铁匠、铆工，做过修理工。

小霍英东5岁的李兆基，不是香港本地人，出生在顺德，6岁就当过学徒。战争年代无书可读，他独自来港闯荡。与李兆基同岁的李嘉诚，也是广东人。日军进犯潮汕，兵荒马乱中，一家人移民香港。这一年李嘉诚12岁。不久父亲去世，他不得不扛起养家糊口的重担，15岁不到，便辍学去塑料贸易公司上班，“每天工作16小时”。

倒是何鸿燊算是富家子弟，但也在幼年经历过重大家族变故，父亲与三位叔伯，炒股大赔欠了巨额债务。几位叔伯或精神失常，或自杀身亡。父兄则逃往越南。何鸿燊不得不收起纨绔子弟的做派，在香港甚至一度连住的地方也没有。

尽管世道艰难，但这些富豪们，却并非如他们所宣称的那样白手起家。李嘉诚很快投靠了有钱的舅舅，在其钟表铺上班，还娶了表妹庄月明，岳母给过不少经济支持。李兆基本是来自商人之家，来港时带了1000港币，利用熟悉货币兑换业务的优势，在几间银铺挂单，从事外汇买卖和黄金生意。香港沦陷时，何鸿燊已经来到澳门，进入负责战时粮食贸易的联昌公司，给大名鼎鼎的佩德罗·罗保当秘书。

霍英东，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白手起家。他靠着多份苦力活，以压断一根手指的代价，积累了一些积蓄，与人一起开了间杂货铺。

1945年，日本投降，殖民政府拍卖日军遗留的物资，如大小船只、发动机、水泵和各种破铜烂铁等。霍英东意识到，那些被视为废铁的机器，只要稍加维修，便能卖出好价钱。就这样买进卖出间，他赚下了第一桶金。几年后，靠着这些钱，他开启了海上驳运业务。

另一边，李嘉诚在1950年辞去销售员工作，创办了塑胶厂，自己当起老板。

香港富商的发迹史，也是香港的历史。其中，霍英东和李嘉诚，是这种香港叙事的两个典型。殖民时代前期的香港，是自由港口，英国殖民政府推行低利得税，限制社会福利支出、最低劳动保障，实行自由贸易、资本自由进出。战后，拥入香港的移民达到了一个高峰。人口，以及以有价证券、黄金、外币等形式涌入的资本，为千疮百孔的香港，注入了复苏的血液。

李嘉诚敏锐，洞察到向来只重贸易的香港，将迎来制造业的复苏。这是他在英文杂志《当代塑料》 中琢磨出来的：未来，将是塑料引领的时代。1950年，22岁的李嘉诚在筲箕湾租下一间破旧厂房，挂上“长江塑料厂”的牌子，寓意不择细流，汇聚百川。

他本瞄准了内地市场，觉得前景可观，而且英国政府在1950年1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很快，香港财团和商人便意识到中英关系的错综复杂。朝鲜战争，让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急转直下，美国主导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决议。港英政府也实施了封锁令，限制与内地物资往来。许多商人望而却步，李嘉诚也不例外。

霍英东，却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暗中向内地贩运物资。这段“战火情义”经历，让霍英东和包玉刚等人与大陆结下了深厚情谊，也使他们被美国政府拉进了“黑名单”。1995年，霍英东接受传记作家采访时，首次亲口承认了当年的作为，他说自己最早是从贩卖柴油开始的，后来做过药品、胶管等，但是，“绝对没有做军火生意”。

但在当时，城中谣言四起，传其因走私军火，将被港英政府递解出境。谣言甚至波及他在香港的地产业务，很多买了房的人，上门要求退款。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推测了两种可能性，一是港英政府不满他已久，放风混淆视听，二是得罪了一些地产界的同行，尤其是后起之秀。

彼时，香港已经步入繁荣期，人口急剧膨胀，房市、股市“枝繁叶茂”。作为最早杀入楼市的商人之一，霍英东首创了“售楼说明书”，也就是“卖楼花”―分期付款，由此房地产才变成人人可参与的投资行业。

就这样，纵横跌宕间，霍英东很快成了“楼市大王”，盛极一时。但属于李嘉诚的时代，也很快就到来。

霍英东转身，李超人进击

霍英东“楼市大王”的风头，并没有持续太久。他和港英政府的矛盾，正在一点点积压。

1960年代初，霍英东和新华社驻港人员成为友人。1964年9月，他受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大典。为了避开香港移民局，他绕道澳门，坐了10个小时的汽车，转道杭州，最终与观礼团一同进京。

那是霍英东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和邓小平。

他在自述中坦承自己对中国内地的感情，很快招来了港英政府的刁难。1965年，港英政府推出了海军船坞地皮公开招标计划，拍卖面积达27英亩的黄金地段。他下标几千万，最后落标时，港府却告诉霍英东：这块地不卖了，打算收回来。

1967年，香港工潮风起云涌，港府和左派力量展开长期的对峙，甚至爆发流血事件。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激进分子”霍英东，决定暂避风头，去海外避了一段时间，但回港后还是不可避免地卷入新的风波—“星光行”事件。

星光行是1962年就开建的项目，位置极佳，由霍英东参与合资的九龙置地公司主导，共投资3000万港币，是一个大型地产项目。霍英东个人承担1750万，即总投资的60%。

星光行的一个大租户，叫中艺公司，以经营中国工艺品为主，有中资背景。港府认为这是霍英东亲中的表现，于是对其进行整治。美国驻香港领事将星光行列入“黑名单”，所有星光行租客不能买卖美国产品，收银机也不行。

租客们对星光行望而却步，霍英东不得不以超低价租出。电话公司还出恶招，打电话给有意向的租户，警告不要租星光行。于是，商家不断撤离，星光行成了死楼。霍英东最终以3750万港元，卖给了英资置地公司，损失可谓极其惨重。

此时的霍英东，变得越发谨慎，瞻前顾后。他称，时局左右了他的一系列选择和决策，令他错失了很多良机。“在香港，没有哪一个富豪在发家后，像我一样如履薄冰地生存，在处理与港英当局的问题上，就像是走钢丝、险象环生。”霍英东日后回忆说。

此后的霍英东，只得低调从事一些基础设施工程。某种程度上，他的确是逆势而为。朝鲜战争时期，所有人都对内地望而却步，他一意孤行。明知有来自港英政府的特殊“关照”，他还是毅然前往北京。逆势的他，却顺了自己的心。

代价就是，他在香港商界，已经无法呼风唤雨了，甚至不再意气风发。而新的地产大亨，正来势汹汹。

郭得胜、李兆基、李嘉诚、郑裕彤、胡应湘等，在地产市场狂飙突进，接连创造财富神话；到了1970年代初期，华资地产商已强大到足以与英资分庭抗礼。新鸿基的郭得胜，有“工业楼宇之王”的称号，恒基的李兆基人称“百搭地王”，郑裕彤荣获“鲨胆大亨”的美誉，李嘉诚靠造楼神奇发达的故事，更是广为人知。新的四大家族，迅速崛起，将“前浪”霍英东拍在了沙滩上。

尤其是李嘉诚，他眼看着1960年代中期社会动荡、楼市大跌、商人出逃，此时的他，凭着塑胶花生意，完成大量原始积累，趁机以超低价大量收购地皮和旧楼。

李氏抄底哲学，至此展露。不得不说，李嘉诚对时局的判断，的确更加冷静和精准。他知道，眼下的动荡，不是繁荣的终结。果然，两三年后，港英政府强势干预，香港经济复苏，楼市恢复了活力，李嘉诚低价收购的地皮，价值猛增。

1973年，中东战争和石油危机令全球经济蒙上阴影，李嘉诚如法炮制，大肆抄底各种资产。1970年代末，李嘉诚原本对收购外资洋行没什么兴趣。1978年，他把大量九龙仓洋行的股份，转让给了包玉刚。但仅仅一年后的1979年9月，李嘉诚宣布，要收购汇丰银行手中另一家洋行—和记黄埔22.4%的股权。随后他持续增持，直到1981年成功上任和记黄埔的董事局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