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分流，他们真被淘汰了吗？

15岁的周诗，很想上高中。

2024年中考，朋友都去了高中，可她只考上一所中职学校，从此不再是一路人了。高中的朋友们，过得“很充实”，身在中职，自己则有些“虚无”。课余时间里，她不知道该干什么，于是就跟同学一起打游戏、打牌。

为了进入普高，她想过很多办法。

她提出想休学一年再参加中考，可父母不同意。辗转之下，2025年2月，她在一个中考复读机构学了十几天，发现自己已经跟不上进度。中考报名在即，周诗放弃了，准备留出更多时间复习，等到2026年再参考。

“不想那么早被分流。”周诗并不擅长所有学科，她想，如果进入高中以后再分流，她是不是能选择自己擅长的科目参加考试，也许就能够留在普高？

推迟普职分流，多次成为两会期间的热门话题。

2025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李杨接受采访时提到，建议将分流时间从中考后适当推迟到高中阶段初期，让学生在高中接受一段时间的综合教育后，再根据学生的兴趣、特长和学业成绩等进行更科学合理的分流。2024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陈众议则呼吁，以十二年义务教育代替九年制义务教育，将“普职分流”推迟到高考阶段。

长期以来，普职分流成为学生、家长的焦虑来源之一。而所谓“推迟分流时间”，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焦虑？“分流焦虑”背后，真正应该直面的问题是什么？

行走在分数线上

刘思知道，自己的儿子要考上高中比较费劲。儿子现在正是初三，在全年级的700多人里排第500名。

儿子已经在学习上花了很多时间。现在初三，儿子一周的时间几乎被学习占满，周末两天，他也要补数学、物理、化学和语文四门课，还要抽时间练体育。

“他连洗澡、绞头（剪头发）的时间都没有，”刘思说，“我们不是在正常上课，就是在（去）补习班的路上。”

刘思能看出来，儿子对学习不感兴趣。上一对一的补习课，他和老师单独在一个隔间学习，他不听老师讲，而是把脸贴到隔间玻璃上。到了初二去上小班课，他可以花很长时间抠墙皮。最让刘思不能接受的是，儿子会撒谎，说老师没留作业。有一次考试数学得了20分，他告诉刘思，这20分还是他抄来的。

彭莉的女儿也不爱学习。从小学开始，彭莉就会辅导女儿学习，女儿也会听从妈妈的安排，每学期开学前预习功课、做好练习题、自己看网课。但她对待学习并不主动。

而只是按求完成任务，要应对考试是不够的。彭莉告诉笔者，在湖北武汉，学生考试的内容往往比课本上单一的知识点要难很多，学生需要自己肯动脑钻研。上了初中，彭莉不再严格地督促女儿，她的成绩因此持续下滑，入学时她排在区400名，到了初二上学期的期末考试，她掉到了2200名。

刘思和彭莉都估计，以孩子现在的成绩，差不多能上当地的三类高中。再往下掉，就是中职学校。临近中考，学生与家长就像是行走在分数线上，因担忧下坠而紧绷。

因为学习，家庭关系也随之变得紧张。刘思发现，上了初三，有手机的同学变多了，儿子也因为特别想要手机经常和父母吵架。他以自己没有手机为由，不去参加初中的最后一次运动会，因为同学们到时候都可以拿手机玩，就他没有。爸爸原本就有高血压，有一次甚至被儿子气得瘫倒在地上，吃了速效救心丸才好过来。

紧张感背后，是初中生家长对送孩子上普高的执念。

刘思感觉到，在家长中间，焦虑不论成绩。一个孩子在学校里能排进前50名，家长也担心他中考会发挥失常；“差的更焦虑了”。不少熟识的家长常常来问刘思，未来怎么打算？有一个家长告诉她，他们准备让孩子挂靠上普高，或者是走艺术类，通过画画的特长上一个三类高中。而这意味着高中三年，家庭要支付大约30万。

刘思自己都像是抑郁了。因为要陪着儿子上补习班，还得不停安抚老师，她耗费了太多精力。她感觉自己什么也不想干，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焦虑与失望，甚至让她对自己的孩子产生厌恶，“有的时候我就想开门走出去，不想跟他待在同一个空间”。

“这个人生是他的，我却要过度地去干涉他，”刘思说，“我想把他变好，但是变不好，（结果）把自己也变得很糟糕。”

而“普职分流”的存在，似乎让中考成为了一个人生转折点。彭莉希望女儿能把初中熬过去，她告诉女儿：“考上去我就不管你了。上了高中，你想不学就不学，但是初中是不行的，周末你一定要学习的。”

误 解

当“普职分流”成为家长心目中孩子的人生转折点，家长对普职分流比例（以下简称为“普职比”）的认识，无疑又加重了这层焦虑。

对普职比的认知，大多来自各个阶段的家长会。家长会上，老师们把中考分流作为劝学的理由，刘思听初中老师讲，“有五成的孩子可以上高中，剩下五成的孩子上不了高中”。彭莉也早早听说了这一普职比，比起推迟分流时间，她更希望提高学生上普高的比例，“不要现在这样子的50%，80%或者70%也行啊”。

在这些描述与认知中，中职学校成为一种次等的选择，50%的比例更是强化了学生与家长“被淘汰”的焦虑。

两会代表数年的建议、呼吁，也是基于这种焦虑。2025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李杨提出，孩子的成长发展速度各有差异，对于一些在初中阶段尚未完全发掘自身潜力，或因各种原因中考失利的学生来说，分流可能限制了他们继续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机会。

华南师范大学职业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刘志文则告诉笔者：“推迟分流与减少教育焦虑，并非因果关系，把两者简单对应，是对职业教育的误解。”

大众对普职分流本就存在误解，“1∶1”的普职比就是其中之一。1983年，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改革城市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意见》，提出“使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与普通高中在校生的比例大体相当”。

而在2025年发表的论文《高中阶段普职分流：误解、事实与愿景》（以下简称《高中阶段普职分流》）中，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田志磊团队对官方数据进行分析总结：“全国来看，从官方数据计算得到的普职比在过去20年先降后升，多数年份远大于1∶1。”

田志磊也提到，在近期的教育政策文件中，“已经不再强调普职比大体相当”。

刘志文则在2024年发表的论文中总结称，我国普职分流政策，经历了从硬性的“普职比”，向柔性的“普职协调发展”的演变。

明确的转变发生在2021年前后。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2022年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改变了原有的“普职比”表述，提出“在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因地制宜、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

具体到实践层面，原有的“普职比”考核取消了。四川省内一市教育局官员告诉笔者，过去，省教育厅会依据普高及中职的学生人数对各地市进行考核，市教育局则会按照普职比规划普高学位。2022年以后，考核取消，该市教育局也依据实际情况，适当增加了普通高中学位。

“在当前高中阶段，全国至少六成甚至2/3的孩子在普通高中就读，个别省份这一比例已近八成。”《高中阶段普职分流》一文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普职分流“一考定终身”的说法，同样是一种误解。

普职协调发展的背景下，普高与中职学生有了更多“融通”的渠道与可能。对于学生和家长来说，这意味着在中考分流之后，中职学生还有机会去普高学习，而普高学生也能够选择进入中职学校。

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等部门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要“探索发展综合高中”。国内部分地区开展探索，一些中职学校也开设了“职普融通班”（以下简称“融通班”）。

四川省某市一中职学校已经开设了融通班。该校校长介绍，一些没有考上普高的学生进入融通班后，第一学期按照普高教材上课，学期结束可再次参加考试，若达到高中录取要求，就可以转到普高学习。“50个人一个班，每年可能有两到三个人（转学）。”校长说。

该市另一位综合高中校长则告诉笔者，该校的融通班有100个人的名额，其中20%的学生可以通过考试转入普高，而普高学生最迟可以在第三学期前转入中职学校。

高考也可以“融通”。前述教育局官员解释，从政策上来看，高中阶段学生都可以参与普通高考和职教高考。新高考改革后，中职学生只要通过规定学科学业水平考试，就可以报名参加普通高考。普高学生既可通过普通高考报考高职院校，也可在高中某个阶段转为中职学校学籍，参加职教高考。

中职，开始补课

普职比放松、普高学位增加，普职协调发展的期待下，实则是“普热职冷”的现状。作为天平上“冷”的那一端，中职学校同样焦虑。

最明显的压力在招生时体现。前述综合高中校长介绍，前两年学校每年招生人数大约1300人，去年招生人数降到了1000人左右。他观察到，当地大多数的中职学校生源数量都在下降，有中职学校为了抢生源，跑到别的学校门口发招生简章。

压力之下，中职学校探索转型。

上述综合高中原本也是一所民办中职学校，2022年，校长看到要求“探索发展综合高中”的政策文件，第二天就向市教育局提出，申请在校内增设普高办学类型，并于2023年正式更名为综合高中。

校长坦言，这既是国家政策要求，也是招生压力的驱动，办成综合高中，意味着该校能增加一部分普高学位，也能招收普高学生。

中职学校也逐渐重视升学。2023年，田志磊发表的《中职教育升学：误解、事实与政策》一文中写道：“升学已是中职毕业生的主要去向……根据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2020年全国中职毕业生抽样调查，在近1.7万份样本中就业的比例仅35%，约65%升入高等院校继续学业，其中约10%升入本科院校。”

前述中职学校校长告诉笔者，2014年前后，当地很多中职学校就开始重视升学。这些学校会划分相应的重点班、升学班、技能班，针对本科、专科和技能三条路线，“技能路线是极少数”。该校也自2019年开始进行类似的改革，针对以升学为目标的学生，加强文化课教育，也开展周末补课、组织联考，还要做考题分析。

2022年2月，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表示，将推动中职学校多样化发展，从单纯“以就业为导向”转变为“就业与升学并重”。

重视升学，意味着中职学生也有同样的学历提升空间。

刘志文提到，缓解家长的普职分流焦虑，关键在于高中阶段教育的“等值化”，在学生学习能力相当的情况下，不论他们所在的学校是什么类型，他们所拥有的升学机会都应该相当。“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做到了，特别像广东、江苏、浙江这些职业教育比较发达的地方。”

事实上，对于部分学生而言，进入中职学校已经成为一条“升学捷径”。

在普高文化课成绩较差的学生，通过职教高考更容易升入好的大专院校甚至本科。前述中职校长解释，这些学生的文化课基础比其他中职学生更好，而高考中的技能考核一项，可以通过集中的密闭培训快速提升。因此，这些学生参加职教高考更有优势，而如果在普高参加普通高考，“他们应该是考不上本科的”。

在调研过程中，田志磊也发现，在个别中职学校，“数学仅考20分、30分即可上本科”甚至成为了招生宣传的重点。

未来的选择

在前述中职学校校长看来，升学的转向是学校的一种无奈之举。

这是社会现实压力下的妥协。一方面，全社会的学历内卷，使得过去只要求中职学历的岗位，现在需要大专学历才能应聘，“学生不升学，就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在大众观念中，职业教育依旧是一种“矮化的教育”，学生、家长因此仍然有很强的升入本科的需求。

职业教育并非从一开始就是“被矮化的教育”。论文《高中阶段普职分流》中写道：“全球范围内的中职教育并未如中国这般彻底沦为次级选择，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的中国，甚至21世纪初的珠三角和苏南也都不是。”田志磊提到，在当时，好的中职学校分数线会高于普通高中，有个别中职学校的分数线甚至与重点高中相近。

“普热职冷”的关系，则是一步步被塑造的。田志磊在上述论文中提到，大学扩招、中职免费、普职比管控等等举措，都对普职关系有所影响。他向笔者解释，以中职免费政策为例，其出发点是发展职业教育，但对于部分地区的中职学校来说，却一定程度上致使其办学经费减少。

合理的普职结构仍然重要。论文《高中阶段普职分流》对比相关数据发现，高中阶段普职比更低的国家或地区有着更高的制造业占比，更高的人均GDP和更低的收入不平等水平，这意味着要迈向制造强国和共同富裕，需要将普职比维持在合理区间。而田志磊认为，“堵不如疏”，放松普职比管制，引导资源向那些为区域产业培养人才的职业学校倾斜，更为恰当。

周诗仍然期待着，明年中考，她能重新和自己普高的朋友走上同一轨道。

（除刘志文、田志磊外，文中受访者皆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