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局限，追求自我

我很认同这样一句话：“每一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倾向，它的特殊偏见和精神疾患。一个时代就如同一个个人：它有它自己意识观念的局限，因此需要一种补偿和调节。”①也就是说，任何时代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人自然会具有时代文化的个性，包括其卓越处，也包括其盲区和弱点。一般来说，个人很难甚至无法真正摆脱时代的特点。他（她）所能做的，只能是尽量克服时代所带来的局限，发挥时代赋予的优势。只有这样，他（她）才可能让自己成为同代人中的佼佼者，也同时提升一代人的整体品质和价值。

陈若谷他们②这一代文学评论者自然也难以例外。而且相比之下，他们成长的时代更有特点，与前代人之间的差异更为明显。出生于1990年前后的这代人，在21世纪20年代中成长起来，正是科技高速发展的时期。网络、移动通信新媒体技术的普及，让人类进入到信息化时代，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文学环境和文学生产也受到很大影响，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在这样环境下成长的这代人，生活观、价值观和文学观都必然具有自己的个性特征。虽然他们年龄尚小，表现得还不充分，难以探测到其整体面貌，但通过他们目前所展示出来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成果，还是多少能够得到一些认识。我以为，以下两方面是这代人文学方面较突出的共同特征：

其一是泛文学色彩，也就是不像前代人一样将文学作传统方式的狭义理解。对于他们来说，文学不再呈现为相对独立的封闭状态，而是与社会文化的其他学科密切关联。在他们看来，文学不再有曾经具有的较强神圣感，而是一种平常的普通文化。这与网络时代文学创作失去边界有直接关系，也源于随着社会发展，文学失去了曾经的中心位置，文学与其他文化之间失去清晰的边界，呈现出交叉融合的趋势。如此，近年来盛行的文化批评方法很自然得到他们较广泛的认同——虽然这一方法在国内并非这一代学者所首倡，但他们的响应却是最积极的，充分体现出他们与这一方法在精神上的契合。也就是说，与前代人相比，他们认识文学的视野和方法更开放，拥有的理论知识也更为丰富和多元。如果说传统文学观念将审美作为文学最基本的内涵，那么，对他们来说，已经远非如此——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这一代学者中很多人所从事的批评工作已经超出了文学范畴，进入跨媒介艺术等领域，批评能力的广度已远超越前人。

其二是科学色彩，或者说技术色彩。21世纪以来，随着网络等新科技的兴盛和发展，文学与现代媒介特别是与图像艺术形式发生了越来越密切的关联，这自然会导致他们更浓郁的科学兴趣，科学知识也更丰富。与此同时，随着“先锋文学”“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影响，创意写作的兴起，以及以AI为代表的科学技术严重介入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文学受到技术化的深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这一代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对文学的文体问题会更敏感和重视，也就是更倾向于从科学或者说从技术角度来认识和从事文学；另一方面，他们对文学与科学相关的内涵会更有热情。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这一代作家以远超前人的热情积极投身到科幻文学创作，成为其最重要的创作群体③。

在陈若谷的文学评论文章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种代际特征，或者说与代际特征之间的密切关联。

最突出的特点是浓郁的理论意识和跨文化视野。陈若谷文学评论的理论色彩很突出。她有几篇文章都专门讨论一些理论问题，表现出对理论问题的敏感性和对思辨性的探求愿望。如《半张脸的神话——科学与文学关系之迷思》，就试图深入讨论科学与文学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极富难度的选题，但是，这篇文章以科幻文学为中介，通过对科学与文学关系历史进程的细致还原，探讨了文学本质与科学本质的差异和关联，进而明确如何让科学促进文学生长。可以说，正如文章所言：“文学与科技的关系是一个‘破坏和补偿’同时进行的过程，一方面高科技使传统文学的内容、结构和表达方式遭到瓦解，另一方面又为文学打开了新的窗口。高科技不仅刷新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而且为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审美体验和想象，催生了新的文学样式和结构方式，并由此构成对文学观念的重构。”④理论内涵的探究，缜密的逻辑思维，以及抽象化的语言，能够让人充分感受到作者宏大的理论抱负和理论兴趣，以及内在的深厚理论素养。此外，陈若谷还有多篇文章，尽管不专门讨论理论问题，但理论色彩同样很突出，显见作者兴趣和意识之强烈。

陈若谷文章的理论方法应用中，时代文化的印记非常明显，那就是前述这一代人中较广泛应用的跨学科文化批评特征。她的很多文章都是立足于社会学、政治学视野，考察文学与社会政治、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属于典型的跨学科文化批判。比如《“中医科学不科学？”——1950年代医药叙述中的科学与传统之辨》⑤，就是将问题置于近现代以来的中西医复杂关系之中，结合1950年代的医疗和科学环境，以电影《李时珍》等为典型对象，考察当时社会的科学与传统之辩这么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可谓以点见面，见微知著。《“再造”医者——“十七年”医疗叙事的科学权力、地方经验和动员结构》⑥，也是将文学研究与文化历史结合起来考察，是通过文学视野来探究社会学问题。

陈若谷文学批评的另一个特点也与代际特征密切相关，那就是文学与科学关系问题的浓烈兴趣。陈若谷的文学批评道路虽然不长，但关注点却比较聚焦。除了前述文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之外，就是文学与科学的关系，以及与这一问题密切相连的科幻文学。她好几篇文章都探讨文学与科学关系的理论问题。前述《半张脸的神话——科学与文学关系之迷思》是对这一问题的集中思考。此外，如《文学生产的媒介之变——兼谈数字化世界的文学忧思》⑦、《科技理性时代的文学“出圈”——以侦探推理小说为例》⑧也都是从不同侧面讨论科学对文学的影响及复杂关系。包括她撰写了多篇对青年科幻作家陈楸帆的评论文章，如《构造未来：从思想实验到知识转型——陈楸帆科幻小说读札》⑨、《科学幻想的涟漪：探索陈楸帆笔下的未来文明》⑩等，都是通过透视科幻文学——文学与科学最密切和具体的结合体——这一载体，来思考相关问题。2024年，陈若谷发表《中国科幻文学的审美经验和美学价值》11，更是聚焦于科学审美的独特品质，是对二者关系更深层的掘进。

与文学评论的范围特点一样，陈若谷在批评、研究方法和所运用的理论知识中也表现出很强的科学因素。如《崛起与弥散：〈黑客帝国〉的多重“真实”视阈》12，就运用大量的现代科技话语，将虚拟科学的相关知识与文学分析相融汇。《科技理性时代的文学“出圈”——以侦探推理小说为例》虽然讨论的是侦探小说这一传统文体，但研究方法和视野都与传统完全不同。它将侦探推理小说置身于“科技理性时代”的背景中，结合当前社会新潮的文学和文化现象，以及网络游戏等新媒体，从而实现了其具有强烈现代意识的创作意图，就是“由纸质文本拓展到实景游戏、新媒介传播及与纯文学的互动共鉴，分析当下推理文学所衍生的社交操演功能、反思理性的深度及发掘城市空间和失序历史的独特价值”13。

陈若谷文学批评的理论和科学色彩来自时代文化的影响，或者准确说，来自她的求学生涯和学术启蒙。在这方面，陈若谷所接受的教育非常系统，素养和功底也是很扎实的。她本科阶段就学于中国人民大学，博士阶段又在北京大学跟随韩毓海教授，都是名校名师，她各阶段的成绩都很突出。特别是她的博士论文《中国当代文艺中的科学话语（1949—1966）》，既为她后来的文学批评工作密切关注科学问题奠定了基础，也呈现出非常优秀的理论思维能力。正因如此，2016年陈若谷在山东大学进行硕士答辩时，她的硕士毕业论文就因为出众的思辨能力和创新性思考得到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并当场被《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主编李宗刚教授约稿，最终以头条位置发表于该刊14。毫无疑问，在对代际文学批评特点的表现上，陈若谷的文学评论是相当优秀而突出的。

但是，我以为，如果陈若谷的文学批评特色只是局限于此，那么，其价值就难显突出。因为如开头部分荣格的名言所谕示：群体色彩包括优势，但也必然伴随着缺憾。如果不能克服弱点，则很可能让优势变成缺点，个性沦为遗憾。就陈若谷这代批评家而言，理论个性当然很有意义，但如果过于偏向理论，就很可能导致文本和文学史的缺失。任何文学批评，中心和基础都必须是文本。理论应用必须与文本充分结合，并以文本问题为出发点，绝对不应该颠倒过来，主次分离。否则，就可能掉入概念陷阱，让文学批评沦为理论的奴仆。同样，准确而深入的文学史意识是文学批评不可缺少的重要前提。如果不能将批评对象放在历史中考察，就会缺少历史的投射，也难以发挥批评的历史效应——文学史是一个不间断的历史长河，无论是对历史的研究还是对现场的批评，其价值意义都应该以这一背景为前提。

对于陈若谷他们这一代学者来说，就像较强理论自觉是由独特的时代文化所塑造，他们对文本和历史的相对忽视也与时代环境不无关联。比如，因为现代文学距离当前时代越来越遥远，小说语境更是发生了巨大变化，年轻人对现代文学作品的阅读难度会更大。而且，越来越严重的应试教育，也导致不少人的文学知识主要由概念而不是文学形象所构成。同时，在知识爆炸的当前社会，每天要面对汹涌而至的海量信息，要静心来阅读文学作品，需要更多的耐心、毅力和难度。所以，在这一代批评家的不少文章中，可以看到文本匮乏和文学史意识缺失所存在的缺憾。比如，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文章中的常识性文学史错误。而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的批评方法，则更已经受到不少批评者的诟病。让我高兴的是，虽然陈若谷的一些文学评论文章中也存在理论色彩过于浓郁的问题，但却没有陷入空洞虚幻和言之无物的缺陷。这主要源于她在群体特征之外的一些重要个人特征。这些特征赋予陈若谷文学批评更丰富的个性色彩，也弥补了群体特色的某些短板。

首先是明确的文本意识。陈若谷的批评文章中，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占了很大部分，其中包括对郭沫若抗战史剧、《苦菜花》等现当代重要历史文本的重读，还有对王安忆、阿来、邱华栋、张者、王占黑等作家的小说创作，以及韩少功《修改过程》、阎真《沧浪之水》、陈彦《主角》、乔叶《藏珠记》等重要文学作品的细致评论。同时，在一些综合性评论文章中也有丰富的文本内容。如《1970年代科学家形象及转型时期的叙述——重读徐迟〈哥德巴赫猜想〉》15、《东北书写中的语言、知识与现代危机》16、《1950至1970年代工人形象与工业化叙述》17，其论述都是建立在大量的文本解读基础上。

当然，文本意识并不只是体现在评论的对象方面，它更在于是否具有深入细致的文本分析方法和能力，以及是否具有文学批评自身的文本美。因为文学批评既是对文学作品的评论，自身也应该具有文学审美的品质。陈若谷的文本解读视野虽然不局限于（甚至主要不在）审美层面，但对文本内在的特征，特别是作品与作家、时代之间的复杂关系，却把握得非常准确、细致，体现出非常强烈的文本自觉和深入的文本分析能力。如《远行与回归——“局外人”的文学生成和普玄的写作》18一文就有对文本特别细致深入的剖析。它致力于探寻和挖掘作品主旨与时代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并从大量细节出发，对作品中的人性表达进行了入微的梳理，是良好文本感悟和文本细读的充分体现。同样，虽然陈若谷文章具有较强理论色彩，其文字表达也较突出表现为逻辑的严谨和言辞的准确，但并不能掩盖其简洁流畅和细致生动的特点。其部分评论文章，也展现出陈若谷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如《重塑现代自我的精神向度——读徐兆寿长篇小说〈鸠摩罗什〉》19、《从小镇到火星：阿乙的时空游牧》20，都有很优美的文笔。

其次是比较方法和比较意识。陈若谷的比较意识运用非常广泛。比如她善于将研究对象与同一时空或异质时空的同类作品进行比较。如《“再造”医者——“十七年”医疗叙事的科学权力、地方经验和动员结构》，将创作于1950年代的曹禺《明朗的天》《枯木逢春》与1940年代的夏衍《法西斯细菌》进行比较，努力发现不同时代背景下作家和作品的差异性，挖掘这种差异性的由来，并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如在讨论疾病问题时，将同样创作于1940年代的曹禺《蜕变》、丁玲《在医院中》、巴金《第四病室》三部作品进行平行比较，也就是寻找同一时代作家创作和表现的不同之处。再如对作家作品的评论，陈若谷也具有强烈的整体比较意识，也就是说，她在讨论某部作品时，绝不是孤立地来看待它，而是将它与这位作家的整体创作进行密切关联，予以对比性参照。如在评论徐兆寿的《鸠摩罗什》时，她既将这部作品与现代文学时期施蛰存的同名小说做一定程度上的照应，还将其与历史记载中的鸠摩罗什故事相比较，同时又将作品置于徐兆寿的整体创作中考察，将其与《荒原问道》等作品进行比较。在这多层次的比较中，既涉及宗教、文化问题，更关涉美学、风格问题，是典型的知人论世批评21。这样的比较批评，虽然不一定都涉及历史内容，但它们都是以历史为前提，其中更蕴含了强烈的历史审视意识，从而赋予了陈若谷文学批评较为宽阔的历史视野，呈现出突出的历史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