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逝世百年：薪火相传

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100周年纪念日。在这前后，很多人的日程变得十分繁忙。

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民革山东省委会主委孙继业修订再版了其著作《伟人孙中山》，邀请孙中山亲属孙伟勇作报告，与他一同出席缅怀孙中山逝世一百周年系列纪念活动。

广东省社科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副所长张金超则在广东参加完一系列纪念活动后，马不停蹄赶到上海参加学术研讨会。

李济深之女李筱松、李根源之孙李成宁等辛亥元老后裔相聚南京，参加后裔联谊、书法展览、史料捐赠、拜谒中山陵等活动，几乎每一天都要聚到很晚才回酒店。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终年59岁。自那时起，纪念活动就已展开。今年逢百年忌日，辛亥志士后裔、民革党员和社会各界都在以自己的方式缅怀孙中山，开展史料发掘和研究工作。他们的共同愿望是，传承和弘扬“中山精神”。

“一部孙中山，半部近代史”

孙继业对孙中山的研究和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那时，他在潍坊民革市委机关工作，利用每天午休时间通读了11卷本的《孙中山全集》。

他注意到一个问题。书中记录，孙中山1912年10月14日至16日在上海中华大戏院作了三天社会主义专题演讲，这是中国历史上较早公开宣传社会主义的演讲。但关于孙中山何时开始研究社会主义，一直查不到确凿史料。

后来，孙继业在北京琉璃厂的中国书店淘到一本旧书《孙中山集外集》。根据书中记载，1905年5月18日的比利时工人党机关报《人民报》报道：当月孙中山造访第二国际书记处，会见了第二国际主席王德威尔得和书记胡斯曼，“请求接纳他的党为成员”，并解释，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是使中国由“中世纪的生产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阶段”。

《孙中山集外集》中还有资料显示，孙中山曾说：“我在欧洲的时候，与社会主义各派领袖人物都有过接触，各派的理论也都研究过。我参酌了社会主义各派的理论，汲取它的精华，并顾及中国的实际情况，才创立三民主义。”孙继业认为，这说明孙中山早在1897年流亡英国时就接触过社会主义。

根据这些资料，孙继业写了一篇论文《孙中山与社会主义》，该论文被选为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第二届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1991年10月9日，北京各界集会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孙继业应邀参加了这次大会，深受鼓舞，由此开始了孙中山研究工作。

2006年孙中山诞辰140周年之际，民革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了民革党员基本读物《中山精神读本》，孙继业兼任孙中山研究学会副会长，负责撰写孙中山生平部分。时任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会长周铁农看后认为很有可读性，建议他扩展成一部传记，作为爱国主义教育普及读物，也作为孙中山研究学会的一个成果。孙继业便开始了这部传记的创作。

经过十年，数易其稿，这部孙中山传记在2016年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之际付梓。在征求书名意见时，时任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选定了《伟人孙中山》，并题写了书名。周铁农为之作序，他在序言中写道：“一部孙中山，半部近代史。”

孙继业撰写孙中山传期间，先后到孙中山故居、中山陵、中山纪念堂和台湾、澳门地区的孙中山纪念馆等实地考察，采访了大批专家学者以及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孙中山胞兄后人孙必达、孙伟勇等亲属，还陪同孙穗芳、孙伟勇考察了孙中山当年山东之行曾到过的地方，与他们结下了友谊。

《伟人孙中山》已连续加印多次。为了纪念孙中山逝世百年，孙继业对该书进行了修订，增加了“甲午之殇”和“戊戌变法”等时代背景。

孙继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将甲午海战的战败原因归结为北洋海军装备落后，实则不然，北洋海军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德国产巡洋舰，号称“亚洲第一舰队”，最终却全军覆没。这说明只有先进的武器，没有先进的理念，同样要挨打，证明了洋务运动的失败。而“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改良主义也是走不通的。这些都促使孙中山从一个改良主义者转变成为革命者。

研究视野越来越宽

3月12日，沪粤台“纪念孙中山”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学者们分享了最新的资料发现和研究动态。

广东省社科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副所长张金超向研讨会提交了论文《民智书局与孙中山著作的出版和传播》。张金超1998年考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研究方向就是孙中山与中华民国史。在读期间他就开始做老所长黄彦的学术助手，为其主编的《孙文全集》搜集和整理了近十年资料，还参与或主持过《广东省志·孙中山志》 《孙中山研究综目（1990—2015）》的编纂。

《民智书局与孙中山著作的出版和传播》是张金超根据新发现的民智书局一批财务账单、出版书目，参考上海《申报》  《民国日报》的相关资料写成的。

1921年，为改变《孙文学说》的出版窘境，实际解决国民党人著述的出版困难，孙中山在上海创办了民智书局。在孙中山生前、逝世前后和1929年南京奉安大典前后，民智书局三次大规模出版孙中山著作及相关研究著述，如《建国方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总理全集》等，还出版了朱执信、廖仲恺、陈其美、邹鲁等人的著述，对孙中山著作的整理出版、孙中山精神的传播等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于孙中山逝世百年之际的资料整理，张金超认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之一，是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整理出版的《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在沪期间各地来电辑释》（简称《来电辑释》）。1922年8月14日，孙中山在“永丰舰事件”后避居上海，次年2月15日离沪赴粤。《来电辑释》收录了他在沪期间各地来电509通、相关来函5通，均为宋庆龄生前亲自保存。

函电以讨伐陈炯明为主要内容，涉及孙中山在沪期间所进行的军事斗争、政坛纷争、国民党改组、国民党海外支部与华侨筹款运动等方面。部分函电保存了国共合作的重要内容。如1922年12月17日谢持致孙中山电显示，孙中山曾派张继、谢持前往北京，与越飞、李大钊会晤，探讨合作事宜。

目前，张金超致力于“孙中山新史料的整理与研究”项目，正在推进的课题是“海外报刊中孙中山史料的整理与研究”。

张金超说，目前公共档案馆的相关馆藏几乎被挖掘殆尽，学界想大规模发现孙中山新史料比较难，但不是没有希望。近年来，很多学者将目光投向海外报刊，尤其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曾频繁活动的日本、南洋和北美等地存世的中外文报刊，如马来西亚的《光华日报》、加拿大的《大汉公报》、美国的《少年中国》、新西兰的《民声报》等。张金超认为，当务之急是先整理出目录，登记这些海外报刊的出版概况、收藏地点、收藏情况等要素，以便按图索骥，深挖下去必有收获。

张金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孙中山研究还存在选题重复、研究队伍青黄不接、争鸣不多、学术批评不够等问题。但他相信，随着华侨报刊等海外资料实现数字化后开放程度越来越高，辛亥志士后裔的资料分享越来越多，孙中山研究的视野将越来越宽，必将上一个新台阶。

让张金超引为憾事的是，学界还没有一部孙中山研究学术专著。但这一状况即将得到改变。广东社科联已经立项，相关单位正在筹备高规格的孙中山研究百年学术史会议，会议将在下半年召开。

“把中山精神传承下去”

小时候，李筱松常常见父亲李济深在家中一楼的大会客室里接待民革中央的领导，那时民革中央没有自己的大会议室，很多民革高层会议都是在这里举办的。这间大会客室里悬挂着一张大幅画像，家人告诉李筱松，这就是孙中山。

那时，李筱松每年都跟随家长到香山碧云寺去瞻仰孙中山衣冠冢。后来，她慢慢从家人口中得知孙中山的故事，也知道了父亲对孙中山敬佩有加，一直视他为领路人。

1922年6月陈炯明武装叛乱事件爆发后，在粤军第一师担任参谋长的李济深遵照孙中山的秘密指示，留在粤一师等待转机。1923年1月，李济深率军在阵前起义，与孙中山委派的西路“讨贼军”并肩作战，打败陈炯明，收复广州。孙中山重建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提升李济深为粤一师师长。1924年孙中山筹建黄埔军校时，李济深被孙中山任命为筹备委员，1926年出任黄埔军校副校长。孙中山病逝后，李济深在梧州倡建了第一个中山纪念堂。广州中山纪念堂落成后，李济深题写了奠基石以及中山纪念碑基座的题词。

1948年1月1日，李济深、何香凝等创建民革，李济深出任民革中央主席。3月12日，民革即在北京香山碧云寺举行了孙中山逝世23周年纪念活动。

李筱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父亲李济深很感念孙中山的知遇之恩，多次在《黄埔》期刊上书写总理遗嘱、总理名言等，还写过多首怀念孙中山的诗。直到今天，民革中央机关大楼一层大厅里仍安放着一尊孙中山站立铜像，民革中央主席会见来宾都要在像前合影留念。

时间来到1996年，李筱松也加入了民革。2001年，她陪母亲参加了全国政协举办的辛亥革命90周年纪念大会，又随全国政协副主席、辛亥革命90周年纪念筹备办公室主任叶选平一行去了武昌、南京、广州等地参观，其间结识了孙中山的三个孙女孙穗英、孙穗芳、孙穗华。孙穗芳送给李筱松一幅孙中山的书法《大道之行》，李筱松珍藏至今，此后两家人一直保持着来往。

2025年3月12日上午，“追忆先烈 继往开来——辛亥志士后裔文物史料捐赠”仪式在孙中山纪念馆举行。截至目前，孙中山、黄兴、陈其美、陈去病、柏文蔚、景耀月、蓝天蔚、李根源、李济深、吴忠信、蔡守、许崇灏、吴介璋等13位辛亥志士的27位后人将珍藏多年的78件文物史料无偿捐赠给了孙中山纪念馆，如陈其美的书法作品、陈去病用过的铜香薰、景耀月用过的毛笔等等。李筱松捐赠了四件文物和史料，其中一件是任命粤一师师长李济深兼任西江善后督办的大元帅令。

作为辛亥元老李根源的长孙，李成宁此次捐赠了11件史料。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是，李根源等人1906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创办政治刊物《云南》杂志时，孙中山的题词“振我民气”。

李根源是同盟会早期会员，1909年参与创办“云南陆军讲武堂”，培养了朱德等在内的一批革命骨干。武昌起义爆发后，李根源和蔡锷等积极响应，在昆明发起云南重九起义。民国肇建后，李根源任国会众议员，参与了“二次革命”，后积极投身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等。

过去李成宁对祖父和孙中山之间的渊源所知并不多，直到退休后，他的紧迫感越来越强烈，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了解了这段祖辈历史。

李成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和李筱松都积极在做先辈的资料整理和家族口述史工作。他们要与档案馆沟通，借阅资料；还要与亲属们协调，说服他们捐出文物史料。这项工作并不容易做。

他说，现在辛亥志士后裔基本是第三代、第四代了。他们的先辈视孙中山为革命引路人，作为后代，他们希望尽可能做好历史资料的记录发掘，把辛亥精神、中山精神传承下去，“不要出现断层”。

孙中山的曾外孙王志雄和沈罗亚夫妇也出席了在南京的纪念活动。王志雄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从小就经常听父亲王弘之讲起孙中山的故事，但他那时并不知道自己与孙中山有血缘关系。直到1969年他“上山下乡”前夕，父亲才向他透露了这个秘密。

原来，王志雄的祖父王伯秋曾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福建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兼长乐县县长。王伯秋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经人引见拜访了孙中山，孙中山十分赏识他的人品和才学。1913年夏王伯秋去哈佛大学留学，孙中山函托他对其在加州大学读书的幼女孙婉多加关照。王伯秋得以与孙婉相识，两人1915年在美国结婚，婚后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即王弘之。后来王伯秋与孙婉离婚，王弘之与母亲孙婉由于历史原因再未相见。

为了彻底揭开身世之谜，完成家族记忆拼图，王弘之和夫人李云霞在退休后用了10年时间写出了《沧桑——孙中山外孙王弘之家史纪实》一书。王志雄和夫人沈罗亚退休后，继续家族寻踪之旅，花8年时间编纂了《王伯秋年谱长编》，该书即将在今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