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制度存在的理由是使生活更有价值

《希腊别传》

陈嘉映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年1月

与我们今天熟悉的国家相比，古希腊城邦是规模很小的政治体。地域不大，一个典型的城邦一天之内可以步行横穿。人口不多，大多数城邦只有1000至5000公民，有些城邦人数更少。只有三个城邦在盛期超过2万公民，两个在西西里岛上，一个是叙拉古，一个是该岛西南部的阿克拉伽斯。希腊本部只有雅典，其盛期也许有4万-5万公民，加上妇女、儿童、外邦人、奴隶，人口是25万-40万，在希腊可说是个庞然大物。

希腊人采用城邦这种小共同体的形式，跟希腊的地理有关。希腊多山，把适合人居住的地方隔成一小块一小块。城邦制度最早不是在大陆而是在岛屿发展起来的。多数岛屿面积不大，一个岛上的居民适合于形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共同体。另一方面，一个城邦虽然地域不广，却往往包括多种地形，出产不同种类的物产。与此相应，一个城邦虽然人口不多，但分布在多样的行业中。

在很多方面，我们可以把城邦视作一个小型国家，但这种认识多有不合宜之处。国家设有常备军队，在内护卫统治者，维护社会秩序，对外对抗异族，守护边境。城邦则没有常备军队也没有警察——不仅没有这类建制，甚至可以说，城邦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府。城邦有它的议事会，有负责行政的官员，有常规的运行程序，但它没有由终生以行政为业的官员和职员组成的一套官僚机构。因此，我们倾向于说“雅典决定”而不说“雅典政府决定”。人们讲到城邦时，想到的不是政府，而是全体城邦人。

国家征收税赋，其中很大一部分用来供养统治者、官僚还有军队。城邦的公务职位则不领薪酬或薪酬很低，公民参战时多半自置装备。国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组织和协调经济发展，甚至不少论者如许倬云把国家比作公司。现代国家还负有保障弱势群体福利的责任。诸如此类的事情多半都不是城邦要做的，例如，大多数时候慈善是由富人提供的。城邦不对富豪征累进税，但他们按习俗资助节庆、戏剧和其他公众活动，出资建造、养护战船。

总体上，我们不宜把城邦设想成用来满足民众自然需求的机制，城邦的目标主要不是增益其成员的福利，而是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城邦的目标是共同善。城邦是联结城邦人的纽带，城邦给予公民以生活的意义。一个城邦不仅有它特定的政治制度，在一个城邦里，公民说同一种方言，共享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有自己的守护神，有自己的节庆，例如，雅典年年举办其守护神雅典娜的节庆。公共祭祀、戏剧、游行，这些既不仅仅是一套仪式，也不只是娱乐，它们是公民自我教化自我提升的活动。

达乎更高的生存一直是希腊理想，只不过，典范的生存现在不再是把个人的卓越和荣誉视作最高追求的荷马式英雄。卓越以城邦为舞台来展现，荣耀来自城邦，个人的荣耀来自为城邦作出了贡献。

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常被译成“人是政治的动物”，但若要体现希腊特色，不如译作“人是城邦的动物”。希腊男人首先是城邦人，他最重要的那一部分生活跟公共事务联系在一起。伯里克利是有史以来最卓越的政治家之一，但他不是阿喀琉斯，他的卓越体现在他为城邦的服务之中。

城邦需要卓越的领导人，但城邦始终是比任何个人都更高的存在。雅典等城邦甚至设立了陶片放逐法：公民把他愿意放逐的任一位政治人物的名字写在一块陶片上，名字出现最多的人——无须曾犯有任何错误或罪行——将被放逐。陶片流放制度听起来匪夷所思，你被流放，不是因为你犯了重大错误或有罪，而是因为你过于杰出？是的，城邦对政治菁英一向警惕有加，担心哪一位政治人物拥有过大的影响力，从而左右城邦政治，甚至变身为僭主。

雅典人最初是针对当时特定的政治形势设立此法的，但此法后来则一般地用以限制个人野心。放逐期为十年，被放逐者回到城邦的时候，通常不再拥有十年前的社会关系和影响力，不再对公民的政治自由形成威胁。城邦若面临严重困难或紧急局势，则可以随时召回被放逐者。

陶片放逐法集中体现了个人卓越与城邦秩序之间的张力。陶片流放制度能够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这样的现实：在城邦盛期，杰出人士以城邦为生命，遭遇这种“不公正”的处置也不会背叛城邦。城邦至上，“希腊人把自己的城邦当做神来膜拜，而不是单纯视之为公共机构”。

政治体的规模大小会对政治体的性质产生深刻的影响。我们今天更多从生产链、国内市场、地缘政治这些角度来看待国家，难免认为国家越大越好，但这不是希腊人的想法，他们珍爱小型政治体。柏拉图的理想城邦其公民数是5040人，亚里士多德设想的人数似乎更少些：在公民集会之时，每个公民都能把前来集会的人群尽收眼底。

希腊人为什么会珍爱这种小政治体呢？有些原因众所周知，例如，只有在小共同体中才可能施行直接民主，或更加宽泛言之，只有在小共同体中，公民们才能自己管理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又例如，在一个小共同体里，虽有贫富之分，但很难想象富人像波斯王族那样奢靡自大。富人和穷人在剧场里杂然共坐，在市场上相互问候。

放过这些不表，这里单说说小共同体与展现的关系。当今流行观念把人视作一种经济动物，用挣钱多少来衡量个人成功与否，用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来衡量社会是否合理。有一个基本方面被大大忽略了，那就是，人希望发挥自己的才能，展现自己的才能。我们在孩子身上可以最清楚地看到这个基本方面。发挥其才能、展现其卓越是希腊人极其强烈的动机，而只有在城邦这样的小共同体中，人才能全面展现他的品格和才智。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无论是政治活动还是体育竞赛，无论是一座雕塑还是一个思想，每一样成就都是具体可感的，都对城邦有所触动有所改变。

亚里士多德说，“城邦制度存在的理由是使生活更有价值”，这时，他像其他希腊人一样，自然而然认为，人若不得发扬自己才能，生活还有什么价值就大可疑问了。正是在城邦林立的希腊，在人类活动的几乎所有领域都涌现出众多的卓异人物。仅就雅典而论，仅提政治家，轻易就可以数出德拉古、梭伦、克里斯提尼、地米斯托克利、客蒙、伯里克利。与此对照，在波斯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里，除了几个国王，我们很少能见到人的立体展现。

所谓“展现”，并非只是向他人展现，人在展现中达获自我理解。在希腊人看来，一个人只有在一个可以具体可感的共同体中才能够达获适当的自我感知、自我理解。希腊人很难设想自己生活在一个庞大帝国之中，这样的“共同体”的盛衰沉浮跟他作为个体的所作所为毫无关系，个人淹没在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中，完全看不见自己。

前面说到，城邦这种小型政治共同体与希腊特有的地理条件有密切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理决定论”，仿佛外部条件把城邦形态加诸希腊人。世界上有不少类似的地形，如苏格兰，但那里并没有发展出城邦形态。而且，地理因素最多有助于解释城邦形态的出现，无法用来解释城邦形态的存续。无论城邦的创建还是存续，更多依赖于希腊人对这种形态的珍爱。

当然，小政治体自有种种难处。只说一点：城邦间战争连绵不断。城邦之间会因领土争端、贸易利益、信仰或迷信等多种原因发生冲突和战争，战争造成的伤害又会形成积怨甚至世仇，从而对争议更加敏感，使得摩擦更容易升级为战争。大国内部，地方之间也常有冲突，但地方性冲突通常不至于升级为内战。在同样一片地域里，数百城邦林立，战事频发就不足为怪了。翻检希腊史，极少有连续几年不发生战事的。

数个城邦有时会基于共同利益结成联盟。一个联盟不像一个单独的城邦那样容易动刀动枪，但联盟也有危险，小邦之间的冲突有可能带动大邦行动，引发大型战争，就像后来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那样。城邦在你争我斗之际，还常常求助于波斯、迦太基等强大外部势力，这些外部势力往往挑唆、利用城邦间的矛盾，坐收渔翁之利。

古代鲜有非攻的思想，但也知道战争会带来伤害，而且往往两败俱伤，所以，发生争议时，他们有可能寻求另一个城邦出面仲裁——斯巴达经常扮演仲裁者的角色。仲裁的理据不唯具体争端的是非，背后还有人们的一般观念。希腊人对独立城邦怀有很深的尊重，极不愿意看到得胜的一方吞并一个独立城邦，数百个小邦国能够长期并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普遍观念。

希腊周边有几个强大的异族国家，城邦迮小，难以抵御这些大国的攻击。幸运的是，希腊城邦发育的时期，赫梯帝国已经崩溃，埃及正在衰落，吕底亚王国耽于东方乐土，波斯尚远在两河后的高原上，日后才会威胁希腊。这些强大的、曾经强大或即将强大的邻居一任希腊人去折腾，去营建他们心爱的体制。待到波斯崛起并向欧洲扩张的时候，希腊城邦已经成熟，希腊人已经变得同样有力，尤其是充满了精神力量。

希腊人珍爱自己的城邦形态，为之深感自豪。由于这种珍爱，他们不仅建立了城邦，而且把这种形态坚持了千年之久。

（本文摘自《希腊别传》；编辑：许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