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的艺术表率性

中国画因“唯一性”而以国家命名

英国人李约瑟所著《中国科技与文明》一书记载了很多世界上先进的工程技术来源于中国，如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等，还有很多的科学技术，都是中国人发明的，并且在中国应用很久。但外国人学去后，都超越了中国。中国古陶瓷十分精美，临近及西方国家源源不断地用大船运回。因慕中国陶瓷之精，故以china（瓷器）称中国，但后来外国人学习了其中的技术，造出他们的陶瓷，也很有特色。但凡属国学的内容，尤其是国画，那是外国人永远无法企及的。日本文化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子文化，虽然日本人学习中国画已有千年历史，但是仍然学的是皮毛，西方人学习中国画就更不必说了（西方画家吸收中国画而创造出的新西画又当另论）。

国画作为国家形象的艺术表率，是精神的产物。它在世界上是唯一的。世界上没有法国画、英国画、德国画等，却有中国画。比如油画，并不是法国或英国、德国所独有，而是整个西方的，所以，油画可以称为西洋画，而不可称为某国画。而中国画只是中国的。因为中国独创了丝帛，可以做衣服，也可以写字、画画。所以，绘画的“绘”是丝字旁。由于在丝帛上绘画，必须用软毫（狼毫也是软的），必须用淡淡的水墨和颜色，不可用棕刷、硬笔，也不可用蛋清或油画颜料，这就形成了中国画唯一的特色。其他国家是没有的，因为他们缺少画中国画的物质材料。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等水墨画都是学中国的，其绘画用的物质材料也来自中国，或从中国学去的制造方法。

至于壁画，中西的墙壁是一致的，但因中西绘画传统各自形成，所以，虽然同在墙壁上作画，但形式仍是不同。

欧洲很多画家也学中国画，用毛笔、宣纸、中国画颜料、水墨作画，他们也称自己学的是“中国画”，而很少称为水墨画。世界上只有“中国画”是以国家命名的，其他国家的画都没有以国家命名，因为他们没有唯一性。

中国画的“唯一性”，除了物质性的基础之外，更有儒、道思想和文官制度的影响，世界上只有中国画有文人画。其他国家的画也有优劣之分，画得好的人称为画家、名画家、大画家或大师，画得不好的不能称为画家，但没有文人画。即使是文人、诗人，画的画也不能称为文人画，诗和文也不能写在画上，而中国画则可以。

西方文人写字用笔、用纸和画油画用的棕刷、亚麻布不是一回事，而中国文人写字用笔、用纸、用墨和画画的笔纸墨完全相同，中国的象形文字也有一定的绘画性。所以，文人在读书和治政之余画几笔画是很自然的。但文人的基础是文，能书法，造型基础就赶不上画匠了。所以，文人画画就不太计较形似了，“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孔子还说过“游于艺”，游之而已。但要讲究书法用笔，书法又是中国的“唯一”，要讲究格调，讲究文化性、传统性。一笔下去，其中便有篆隶或魏碑或草行的功底，或有晋韵、唐法、宋意，内涵非同一般，这在西方的艺术中也是完全没有的。

在西方，古代是由贵族和教会把持政权，他们的艺术多出于工匠之手，而中国是文官治政，一切都讲究文化。画家也必须会写诗，才入流。一幅画上可以有长篇诗文题写其上，而书法本身就是优秀的艺术。这在西方绘画中也是不可能的，西方画家纵使会写诗，也不能题在画上，也与画不和谐。

在中国各类艺术中也以国画包容性最强，中国的诗文中不能画画，而画上却可以题写诗文，诗文又以书法的形式出现。所以，画上可以有诗文、书法、印章。而且，中国各类艺术都受国画影响，西方传统雕塑以块面表现，而中国传统雕塑也是以国画式的线条来表现的，中国戏剧中的人物脸谱、服装也是国画式的。

西方绘画可以表现基督教的故事内容，但基督精神却很难在绘画的形式上表现出来，即油画的色彩和笔触中没有基督精神。而中国画在形式上却可以表现出儒、道、释的精神，而且好的绘画，必能表现出儒、道、释的精神，在笔墨和色彩上都能体现出来。尤其是禅宗出现之后，士大夫们见面就谈禅。久之，禅的境界便深入士大夫们的内心，士大夫们作画时，笔下便自然流露出禅的境界。宋以后，格调高的画中大多有禅的意境。宋代黄庭坚主张“参禅而识画”，明末担当和尚说“画本无禅，唯画通禅”，都道明了画和禅的关系，这在其他艺术中是很难相通的。担当还说过，“若有一笔是画也非画，若无一笔是画也非画”。中国画不是形、不是色，而是禅，是哲学。所以，笔笔都是画。

中国画以“自然”为最高品第

中国人是崇尚自然、主张“天人合一”的，道家、儒家都把自然视为最崇高的。所以，中国的绘画和书法都以“自然”为最高品第。唐代张彦远说：“失于自然而后神，失于神而后妙，失于妙而后精……自然者为上品之上，神者为上品之中，妙者为上品之下……”把“自然”的品第列于神品之上，这也是中国画的特色。中国的哲学不能救中国，但可以救世界。世界在竞争中，中国哲学崇尚自然，自然对中国不利；但世界在竞争中征服自然（实际上征服不了自然，但可以改变局部），也破坏自然，核武器、纳米武器，各种试验导致了地球气温升高，最终必然毁灭世界，毁坏人类，所以，只有中国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可以救世界。

国画不仅是艺术表率，国画理论更是哲学的表率。

中国古代的文人，个个能书、大多能画，即使不能画的，也懂画。邓椿说“画者，文之极也”，并说“其为人也多文，虽有不晓画者寡矣；其为人也无文。虽有晓画者寡矣”，以至妇女、帝王、僧、道中皆有能画高手。后来，“琴棋书画”成为一个有修养人的必备基础。

以画中国画而成为一代大师

中国艺术在世界上产生巨大影响的也是国画。中国人能画油画，但油画是西方的，不可能拿油画去影响西方人，也影响不了西方人。但国画，尤其是写意国画却对西方艺术产生巨大的影响，马蒂斯、毕加索、莫奈等，都是学习了中国画而成功的现代西方画家。德国一位油画家终身学习黄宾虹的国画，我们还可以从很多西方现代画家的作品中看到中国画的影响和精神。

中西交流，尤其是西学进入中国，很多人认为冲击了国学的地位，影响了国学的发展，甚至认为会导致国学的丧失。实际上却相反，西学的输入，不但没有影响国学的地位和发展，相反却突出和加强了国学的地位，正因为有了西学的输入，才有国学、国画的名称，才有人出而捍卫国粹，国粹（国学）才更引人注意。国学吸收了西学，也更发展了。

中国人学习油画、素描、木刻、水彩等西画是毋庸置疑的，西方人能学中国画，中国人也必能学西方画，并以西方画的优点充实中国画，但不可以西画改造中国画。徐悲鸿先生就是最反对用西画改造中国画的，他甚至反对中西结合，他说：“吾爱画入骨……主张中西分璧，时国人徒知中西合瓦。”又说，“故建立新中国画，既非改良，亦非中西合璧”。他还说，“我学习西画就是为了发展国画”。徐悲鸿就是借用西方的素描和油画来发展中国画的。徐悲鸿体系下的画家也都为发展中国画作出了贡献。林风眠提出“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但他没有强调中国艺术的主体性。因而，他体系下的画家如赵无极、朱德群等，发展的实际上是西方艺术，而非中国画。吴冠中的画被人称为“杂交艺术”，实际上其理念是来自西方的。李可染虽然学习时在国立艺专，但后来教学和创作，却属于徐悲鸿体系，他接受了徐悲鸿借鉴素描发展中国画的理论，吸收素描和油画方法发展了中国山水画，而不是像赵无极、朱德群那样把中国画变为西洋画。他说：“我画了70年油画，一直在前进，有人说李可染还要再跨一步。”我说：“跨一步是可以的，但不能跨到西洋那里去。”（见《世界可染》特刊）李可染的画之所以得到中国人的喜爱就在这里。赵无极、朱德群的画尽管在法国得到认可，但在中国的影响就远远不及李可染。

源远流长的中国画一直是中国艺术和世界艺术的表率。中国人一直热爱自己的国画，至今仍以热爱国画者为最多，国画也一直是作为国家形象的艺术表率而立于世界艺术之林。而中国的大画家，古代的当然全是中国画家（那时还没有西洋画），近现代，西洋画大量传入中国，中国也有很多人到西方学习西洋画，但艺术界排列的一代大师，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傅抱石、潘天寿、徐悲鸿、李可染等，也都是以画中国画而成为一代大师的。其他画科也各有名家，但其艺术地位仍不能与中国画的大师相比，其中原因，就值得研究了。

（本文为新时代美术高峰课题组、中国画“两创”课题组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