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状闪电”：论莫言小说的时空体

新时期以来，对文化身份的焦虑一直困扰着20世纪的中国作家。作为其中萌发意识较早、行动速度较快的作家之一，莫言自以小说《球状闪电》改写外国消息、讲述中国故事始，不仅发掘并营构出“球状闪电”及其意象星丛，而且在多部小说中创设出“球状闪电”式圆融而开放的时空体。借此独特的时空体形式，同时建基于民间化的叙事立场，莫言不但在叙事上实现了从“向西方文学学习”到“向中国传统文学借镜”的策略调整，而且以内部突围的方式完成了民族文化身份的自觉认同，进而沟通了个体生命与历史、文化、民族国家等众多语义场。在目前对于中国小说家的时空体研究中①，莫言小说的时空体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而“球状闪电”时空体作为莫言寓言式写作的重要表达式②，不仅成为解码其小说，尤其部分结构相对成熟的长篇小说的路径之一，亦构成中国当代小说创作史与阐释史上的经典个案和理论资源。

关于时空体，巴赫金在《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历史诗学概述》一文中如是定义：“文学中已经艺术地把握了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相互间的重要联系，我们称之为时空体。”③巴赫金还进一步厘定这一术语的两个应用范畴：其一是作为文学表现的时空体，表示空间和时间的不可分割（时间是空间的第四维）、形式兼内容的一个文学范畴；其二是作为认识论范畴的时空体，巴赫金在康德《先验美学》意义上将空间和时间视为认识所必不可少的形式，但并不把时空体看作“先验的”，而将其视作真正实现自身的形式④。具体到莫言小说中，“球状闪电”时空体正是同时作为文学表现和认识论装置，起到更新中国小说创作经验、激活理论阐释动能的作用。不过在以“球状闪电”为莫言小说时空体赋形之前，尚需回到《球状闪电》发生的地方，对“球状闪电”及其意象星丛略为溯源。

一、从消息到故事：“球状闪电”及其意象星丛

意象的创构与组合是小说家建构时空体的必要步骤，尤其对于擅长意象思维的莫言来说，从《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到《丰乳肥臀》《蛙》等，其笔下的中国故事无一不是围绕某一核心意象展开。“球状闪电”之所以在意象群中别开生面，首先在于它较早扮演了沟通世界消息与中国故事的“居间者”。

“球状闪电”首次在莫言小说中出现，是于1985年刊发在《收获》杂志第5期的中篇小说《球状闪电》中作为自然意象高调登场的：

一团火光把黑色的白杨树照亮，油亮的白橡树叶像枫叶一样鲜红……五个乒乓球大小的黄色火球沿着金线上下飞动，犹如五个互相追逐着的小动物。几秒钟后，小火球猛然聚合到一起，变成了一个黄中透着绿的大火球，从树上滚下来。火球约有儿童足球那么大，一边滚一边还发出噼噼啪啪的爆裂声……女孩跑上去，飞踢一脚……奶牛们像墙壁一样倒下去，鼻子里嗅到一股浓烈的火药味……①

根据《<球状闪电>琐忆》一文的手稿记述，莫言于1984年冬动笔创作这部小说的灵感，最初来源于《参考消息》上一篇关于“球状闪电”的文章，文章所援引的亲历者对于这种神奇自然现象的描述，使莫言回忆起童年时期所见到的打雷景象，以及听到的关于“球状闪电”的传说②。查阅原献，这篇扮演了诸如玛德琳小蛋糕这类回忆触发机制的文章，实为刊发于1984年6月15日《参考消息》报上一则题为《苏科学家研究球状闪电之谜》的报道。该文在苏联亚罗斯拉夫尔大学球状闪电研究中心收到的数千封目击者来信中，选取了3个有代表性的场景。据其中一位目击者叙述，球状闪电出现在某集体农庄时，两个孩子正在牛棚屋檐下躲雨，看见屋前白杨树上有一黄色的火球在树上跳来跳去，一个孩子猛踢一脚，轰隆一声，火球爆炸，孩子应声倒地，牛棚里的11头奶牛无一幸免③。显然，这则报道属于本雅明所谓“消息”的范畴，它不辩自明，然而广泛传播也成为使讲故事的艺术日渐稀罕的罪魁祸首。莫言的《球状闪电》将消息改写为故事，便有了小说开头球状闪电落在地上的那一幕。莫言的改写虽仍以球状闪电为中心，然而孩子追逐跃动的火球并飞踢一脚，随之引发一系列连锁事件的故事，已与消息截然不同。故事之于消息的救赎意义亦在于此：“消息的价值昙花一现便荡然无存。它只在那一瞬间存活，必须依附于、不失时机地向那一瞬间表白自己。故事则不同。故事不耗散自己，故事保持并凝聚其活力，时过境迁仍能发挥其潜力。”④

《球状闪电》是莫言第一次以世界消息为触媒讲述的中国故事。“球状闪电”作为滑动在（外国）消息与（中国）故事之中间地带的能动者，发生了从物象到意象的转变。以海德格尔观物之法重观“球状闪电”，它首先“在世界中存在”，作为存在者本来就具有的存在方式，往往以一种罕见但实在的自然现象被认识，这与前文所述消息的传播和普及密不可分。进入21世纪以来，距莫言创作《球状闪电》近20年之后，刘慈欣的长篇科幻小说《球状闪电》中，“球状闪电”同样担当要角。小说考古并还原了国内外多次“球状闪电”事件，试图寻找，甚至生产出“球状闪电”。不同于刘慈欣小说中的“球状闪电”所指近于科学研究对象，莫言更倾向于以民间生活经验作为虚构的材料库，进而以“球状闪电”为触媒建构小说意象群，这也就意味着从消息到故事的改写过程中，莫言凭借意象的营构与组合完成了编织小说时空体的必要步骤。

就狭义的“球状闪电”意象而言，它是一种综合了红、黄、绿等颜色的火球，爆炸时伴随着爆裂声和火药味。这一意象在《球状闪电》其后的长篇小说中貌似逐渐隐遁，仅在某些“丑角式”人物的叙述视角中有过3次闪现。其一，《酒国》中丁钩儿豪饮至醉后，球状闪电作为其幻景之构成：“三位红色服务小姐，像三团燃烧的火苗，像三个球状闪电呼喇喇滚来滚去”⑤。其二，在《丰乳肥臀》结尾处，上官金童躺在母亲的坟墓前，回忆往事时念及各种类型的乳房：“这些宝贝，这些精灵在他的面前表演着特技飞行和神奇舞蹈，它们像鸟、像花、像球状闪电。”①其三，在《四十一炮》中，莫言以意识流写作，借由“球状闪电”将肉孩子罗小通的恐惧感进行具化呈现：“仿佛有几个绿油油的火球在院子里滚动，又仿佛有一只巨大的锋利爪子从空中探下来，悬在门口上方，跃跃欲试，随时都会伸进庙堂，把我，当然是把我，抓走，处死，悬挂在大树上，背上刻满蝌蚪文，向那些通晓天书的人，昭示我的罪状。”②当然，由于“球状闪电”也作为闪电之一种，莫言对闪电的重复使用也不断深化和丰富着“球状闪电”意象。据统计，闪电意象在《丰乳肥臀》中出现26次，在《红高粱》中出现17次，在《十三步》《食草家族》中各出现10次。闪电重复频次较之“球状闪电”之悬殊，固然因其较球状闪电更为常见，但如果考虑到“用语言来‘表意’，这件事本身只有在他者承认的前提下才能成立”③，这里莫言默认前者更便于与高密东北乡，以及之外的他者达成合意过程。小说中多次闪现的闪电就此成为莫言小说中认识世界的表达式之一，然而，更为罕见的“球状闪电”则以更为隐晦的方式诉说着民间密语。

广义的“球状闪电”作为统摄性意象，在形、色、味等多重维度上进入莫言小说的“私用象征”④系统，并由此创设了“类球状闪电”的意象星丛。首先，以形而论，莫言将目光聚焦在跳跃不居且随时有可能爆破的火球上，由此营造出兼具诱惑力与破坏力双重悖反属性的球状视觉意象，在渴望宣泄欲望的同时表意无法宣泄的苦闷和压抑。如果说《金发婴儿》中的“天球”及其眼中的女体裸塑，闪现着现代体验中性之诱惑与压抑的双重面影，那么《爆炸》中在“我”回乡劝说怀二胎的妻子做人流这一故事主线之外，被人追逐的火球一般的“红狐狸”这一副线随即彰显出来，父亲的巴掌打在“我”脸上，犹如“气球爆炸”，而“我”把女儿的气球吹到排球般大，这种将爆未爆的临界体验也正是小说家借由“球状闪电”，变相呈现“我”之苦闷无法疏解的方式。其次，以色而论，莫言的取色笔从“球状闪电”中蘸取红、黄、绿三色，由此调和出小说意象色谱中占据上风的红（包括火红、水红、玫瑰色等）、黄（包括金色、杏黄、焦黄等）和绿色（包括青色）等颜色意象。以翻腾狂舞的红色主旋律为例，如果说《透明的红萝卜》还未鲜明受到“爆炸文学”的影响⑤，那么经由《球状闪电》的“水红衫子”“红狐狸精”“红摩托车”，再到《红高粱家族》中的“红高粱”、《食草家族》中的“红色沼泽”、《天堂蒜薹之歌》中“红色的小马驹”、《十三步》中开得正盛的火红石榴花等，莫言小说中的红色意象如发射状的“球状闪电”一般铺天盖地而来，爆炸的瞬间释放出巨大的生命力。再次，以味而论，莫言嗅捕到“球状闪电”爆炸时所产生浓烈的火药味，并由一系列嗅觉、味觉意象发展为小说的气味系统。

如果说狭义的“球状闪电”接近经验但不乏超验感知，那么莫言以广义的“球状闪电”及其意象星丛所编织而成的“超验王国”，则几乎调动了视觉、嗅觉、味觉、听觉等形式，使得纷扰矛盾的主体世界连同纷繁的意象一同膨胀，甚至爆炸、释放，狂欢恣意，激昂高亢。进一步探究联觉状态下意象星丛的内在构型，就必然需要追问其作为物之本质，也就不得不提到“球状闪电”之“物化聚集”⑥的作用——一方面，当它作为行动者去结构小说时，以其为中心聚集起圆融而开放的时空体形式；另一方面，当其作为认识论装置落地民间之际，“球状闪电”所拢集起来的，正是物与人保持亲昵关系的“属于人的”⑦世界。

二、“球状闪电”：圆融而开放的时空体形式

成熟的作家倾向于建构自己独特的时空体形式，典型如托尔斯泰的悬浮时空、克里斯蒂的封闭时空、辛格的闹市时空等。近年来，中国作家的时空体意识也引发研究者关注，诸如萧红《小城三月》的错动时空体①、格非小说的江南时空体②、毕飞宇小说的“孤岛”式封闭时空体③等。莫言的时空编织术突出体现在“球状闪电”式圆融而开放的时空体上，它有着从内容到形式最终参与叙事意义的作用——在以个体生命为刻度的循环叙事中，莫言将众生记忆融入历史长空，力循从生至死、由死复生的圆融时间模式，近似一个球体；在由众声喧哗的复调叙事所形成的立体空间上，多条叙事流又如射出的道道闪电，彼此独立而又相互链接，共同建构出一个具有辐射样态的开放空间。文学再现中的“球状闪电”时空体，便是如此诠释着时间与空间的不可分割：“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的整体中。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④

在中国经验下建构彰显中国精神的独特时空体形式，固然是莫言的文学选择，也是新时期中国作家意识到精神混血年代唯变不变后做出的策略调整。20世纪80年代，外国文学的涌入给了包括莫言在内的当代作家“另一只眼”，进而促成他们对于本土传统的再发现。在吸纳外国文学的过程中，莫言从川端康成那里激活了自己的感觉，从福克纳那里获得了文学地理学的经验，从马尔克斯那里学到了民族文化的认同，同时捕捉到了夸张的修辞和自由的想象力……然而“恶补”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当中国作家以投向外国的眼光来反观自身文化时，随即产生了继“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第二次身份焦虑。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如何在中国经验下，建构彰显中国精神的独特时空体形式，对于纾解“如何讲述中国故事”的文学/文化焦虑显得尤为重要。莫言作为主体意识较强的创作者，在1985年写出包括《球状闪电》在内的5部中篇与十几部短篇小说之后，即在《两座灼热的高炉》中表达了试图突围身份焦虑的意识：他将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比作两座灼热高炉，而中国作家就像冰块，保持距离尚有生机可存，否则有被融化的危险⑤。故而莫言向传统叙事借镜，不仅学习中国传统叙事中独特的时空体形式，也对本土叙事的文化传统做出回应，“球状闪电”式圆融而开放的时空体形式在小说中显影出来——莫言以球体为圆融时间赋形，叙事流则如闪电由球心向外发射，如是完成了圆融而开放的时空体形式的建构。

一方面，莫言以多重维度的时间修辞改写了追逐线性进步叙事的现代时间观。比如，《红高粱家族》《生死疲劳》中的轮回时间观，《天堂蒜薹之歌》与《四十一炮》中以短时间容纳长时间，《丰乳肥臀》以家族史比喻民族史的时间，《檀香刑》里戏剧性的时间观等。莫言的长篇小说几乎每一部都创造了极其独特的时间形式。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莫言将时间显形为一种以生命长度为刻度的循环时间观，浑然一个圆融的球体。这样，莫言以中国经验下的圆融时间模式向中国传统叙事模式，甚至古老的轮回哲学做出隔代回应，同时也有意识地与中西传统中的“传奇时间”保持距离——这是他没有使中国故事为现代小说削足适履以致水土不服的原因之一。《生死疲劳》是其继承并发展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轮回时间的范例。“生死疲劳，由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本为佛经偈语，莫言参悟要义后以六道轮回为叙事结构，将佛教文化内化为历史寓言的一种表达。与卡夫卡《变形记》和中国古典志怪小说相比，《生死疲劳》中的叙事者西门闹在六道轮回中一世为驴，一世为牛，一世为猪，一世为狗，一世为猴，各角色随历史推进陆续粉墨登场，其间经历各种“生—死”历程，道出一切“有”最终都会归于“无”，而“无”终会生为“有”的历史循环，进而以动物叙事视角讲述了中国大半个世纪中农民与土地的欲望关系。这是莫言在时间处理上之于中外文学叙事传统的创造性发明，他所认同的是中国传统以个体生命为本位的世界观，认为历史时间与个体的出生、青春、成长、衰老，甚至死亡相关。亦如学者所述，在莫言的小说中，“政局变迁、社会变革等历史时间如同自然界的气候，它们是个体生命无从逃避，必须要承受的一切。而它们的存在也凸显出人类历经苦难仍能生存下去的坚韧和强悍”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