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的暴力世界

美国国家学校安全中心透露，1999年共有25个学生死亡，哥伦拜学校共死亡15个学生，这是受重伤的学生  

“我还有几天，就该过18岁生日了。”郑阳说。

想到那天，这个面目清秀的男孩笑了一下，这将是他在监狱里度过的第4个生日，也是最后一个。作为奖励，6月他就可以假释出狱。1997年2月，因为抢劫，法院的一纸宣判把他送到了这里——北京市少年犯管教所。他在这里要待4年。

郑阳曾以出色的成绩考入重点中学，接受记者采访的日子正是3月15日，外间的世界，两会闭幕，朱镕基在答记者问，商家照例拿消费者权益日大做文章，而这与他没有任何关系。在少管所的日子，学完了初中课程，学会了拆装钟表，他对未来却不敢想象。

同一个下午，17岁的汪庆拘谨地坐在记者对面，稚气未脱的脸上看不出丝毫杀人犯的标记。3个月前他从看守所转过来。汪庆说：“在看守所等待判决的时候，才觉得死特别恐怖，有的人今天还和你说话，明天就判了死刑再没回来。”说这话的汪庆，在16岁，因为打架，前后不足20天里挑断了一个人的手筋，要了另一个人的命。等待他的将是漫长的无期徒刑，而这才刚刚开始。

暴力四溢

开枪，杀人。没有什么比这个动作更简单。

2000年3月1日，美国密歇根州，比尔小学，6岁男童开枪将自己的同班女生杀死。他可谓美国迄今为止最年轻的枪手。杰纳西县检察官布希说：“调查人员在询问了他一些问题后，他就坐在那里画起画来。他既不谈论这一行为的后果，也不懂得问题的严重性，好像这一切只是电视里的镜头，与他没有什么关联。”被杀的女孩激怒他的原因是争吵，这位6岁男童用一颗子弹就结束了这一切。

还能有什么比此事更让人震惊的吗？尽管一直以来美国的校园枪击案就不断——1999年有4桩，死伤47人；1998年死伤41人，美报章说，美国每天有13名儿童因枪械意外、暴力袭击而丧生。如果还需举例，日本、荷兰、加拿大的少年持枪者也在毫无道理地杀人。在德国，美国中学生的暴力行径被当作英雄行为加以仿效，据报道，今年2月24日，德国弗兰登堡地方检察院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称，一名16岁的女高中生正计划与她的同伙在4月20日——美国哥伦拜高中校园惨案一周年，策划一场校园屠杀。已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承认，她们将完全借鉴哥伦拜高中暴力案的做法，具体包括在一开始向一个大教室中投掷5枚手榴弹，然后再用冲锋枪向老师和其他同学扫射，并用它封锁教室出口，以提高杀伤力。据悉，这名少女嫌疑人曾发誓说：“至少应当杀死15人，以超过哥伦拜高中惨案的死亡人数。”

德警方透露说，他们在涉案的那名女学生家中发现了3名中学生集体签名的死亡自愿书——她们计划在成功之后“跳楼自杀”。此案因涉案的一名高中生偶然泄密而使屠杀计划破产。

当人的内在生活枯竭、感受力下降、冷漠感增加，当人无法影响甚至无法真正接触到另一个人时，暴力就迸发为一种魔鬼般的接触癖，一种以最直接的方式强行接触的疯狂驱力

中国的少年暴力

我们抱着隔岸观火的心情，大叹西风日下。然而不谋而合的是，从浙江的徐力杀母开始，一桩桩少年血案也在国内各媒体上被相继报道出来，令国人震惊的不仅仅是血淋淋的暴力，还有那些少年杀人的理由！据3月3日的《南方周末》报道，1999年12月发生在浙江永嘉县桥头镇的两少年杀死同学案，动机只是为了拿钱进游戏厅。同月，广州街头1死2伤，也是少年抢钱、乱下屠刀的结果。

暴力问题日趋严重。北京海淀少年法庭审判员吕海菲告诉记者，她1995年到这儿时，审理的偷盗案还是最多的，只过了一年，暴力抢劫便跃升为少年刑事发案率最高的罪种。“抢劫不仅侵犯他人财产，还侵犯他人人身安全，量刑起码也要在三年之上，而且抢劫和杀人很难有界限。”吕海菲说，“可是现在的小孩，对上法庭根本就满不在乎！”

在少管所工作了17年的教官王成江对此也深有感触：“我记得很清楚，1987年以前，我们在押的少年犯只有一两个是杀人犯，现在一年就是十几个。”据悉，除一所专门关押老弱病残的监狱外，北京各类监狱内35岁以下罪犯所占比例都高达70%～80%，犯罪趋向低龄化，手段却日益成人化。

相较于北京近400万的青少年而言，这个少管所里的295名少年犯实在不多，但现实是，为遵循青少年犯罪教育为主、从轻处罚的原则——“能由学校处理的就不送公安局，能在公安局处理的就不送法院，送到法院的，可以罚款的就不判刑”，从校方开始，怕承担学校秩序不好的恶名，对学生的违纪行为不是回避，就是推出校门，致使大量的违法少年正游荡于社会中。

令人不安的恰恰在于，这些被判刑的少年犯，50%以上曾是无辜弱者，也被人无端欺辱。

令人不安的是，这些被判刑的少年犯中，50%以上曾是弱者，有着被别人欺辱的经历

社会氛围助长了孩子们对暴力的好奇天性(娄林伟 摄)  

暴力浸染

“近10年来，中国青少年犯罪的形态越来越与西方接轨。”北京市监狱管理局的徐科长说。少管所内，暴力犯罪的比例为33.33%，但60%的少年犯们对此不以为然。王成江说：“他们把人捅死了，竟在公安局里说，‘叔叔，我都交待了，你怎么还不让我走啊？”’王成江相信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有本质的区别，“他们大多都是没有目的的，临时起意，受外界刺激，几个人一起哄，就被裹着犯罪了。他们的行为是反社会的，但内心绝没有反社会，他们常跟我说，‘如果有人告诉我这是犯罪，我可能不会这样’。”

人们因此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影视和传媒对于凶杀、战争、灾难、武打的渲染和传递，让青少年习得了暴力，“所以东西方青少年的犯罪率都在上升”。的确，我们的孩子正在像美国的孩子一样，陪伴他们最多的是电视而不再是父母。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最新调查称，“看电视”是少年们课余时间最喜欢做的事情。没有划分等级的电视节目，如果没有家长帮助之下的甄别，孩子们会学到什么？

有家长在谈到她5岁儿子表达好恶的方式时说：“他会很自然地用‘我要杀了他’之类的话！在他看来，‘杀’这个字是最有力量的了，因为电视里处理矛盾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动手杀人，尽管看到血腥的场面他也会害怕。”

犯罪心理学研究证实，过度的暴力刺激，会让人感觉麻木，同时对暴力的恐惧感、道德感、负罪感都因此而减轻，在中国政法大学的学者马皑看来，“面对死亡这样一件事，原本我们需要跨越很漫长的心理障碍，才能接受它。但是现在，孩子们在媒体中获得的感官刺激，在电子游戏虚拟的打打杀杀中做着角色置换，这些真真假假的东西，都缩短了他们对于杀人之事的心理转换时间”。

暴力的欢娱面孔

暴力情结似乎无孔不入。作为《中国少年报》的知心姐姐，刘焰对那些每天伴着孩子嬉笑成长的动画片深感不安。

猫和老鼠打架的时候，遭殃的十之八九是那只张牙舞爪、貌似勇猛的蠢猫——它被挤成肉饼，它四仰八叉，它眼冒金星……尽管死去多次，仍顽强追逐——这样不断重复的暴力游戏，传达了《猫和老鼠》的一种精神主旨：规范中的强与弱、正与邪未必就是如此！我们捧腹大笑。但孩子们在看什么？

徐力，面对日复一日永无间断地在耳旁责骂的母亲，举起锤子击第一下、第二下时，他在想什么？他是否知道，起落的锤子已在瞬间划出了他和母亲阴阳两界的距离？

“我不相信他真的知道母亲的死意味着什么。”刘焰说，“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现在的孩子这么轻易就把人杀了，是不是有太多的以暴力为游戏的动画片，混乱了孩子对于死和生的感觉？他们不像我们，从小与大自然充分接触，看过妈妈怎样把一只活生生的鸡杀了，做熟。他们全部的认知，都来自人类自己制造的物质世界，钢筋水泥，毛绒玩具，这么间接地感受，他们会怎么看待真实的生命？”

14岁的刘一伟拿砖头朝同学的妹妹拍下去的时候，他只是希望这个要告他恶状的女孩把刚才的争吵忘掉，“电视里常演，人被击中头部之后，就会变成植物人，再醒来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他想当然地以为同学的妹妹只是暂时地晕了过去，竟安然地回家睡觉了。

也许是一种需要？

将少年暴力塑成的原因单一的归于电视屏幕，显然有失公允。3月的一个周末，记者与某市属重点中学初三学生聊天，短短的一个多小时内，她们不停抱怨，“上午5节课，下午4节课，星期六还得补课，烦死了，所有的事情就是升学、考试、排名次，连原来好玩的体育课也被该死的中考加30分，弄得特没劲！”这几个当班干部的女孩子认真地说，“有时恨得就想打人，想撕书，把所有的卷子都撕碎了！”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最新的调查称：在孩子们看来，父亲对自己的关心排在第一位的是学习(86.7%)、健康(72.5%)、思想品德(46.7%)；母亲则是学习(82.8%)、健康(73.8%)、吃饭穿衣(54%)，思想品德(46.7%)；与家长的期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92.2%的学生表示“不是因为喜欢读书而学习”。《中学生时事报》1998年的调查说，1/5的被访学生有过“不想学习想自杀”的念头。

不良情绪的不断积累，如果缺乏有效的渠道发泄出来，就会导致暴力。少年法庭结案不久的一桩抢劫案，竟是由某中学的一个班长带领下的12人干的。据悉，他们初次抢钱是为了交罚款，成功抢到了几千元后，倍感刺激，“这钱比老爸一个月挣得还多”，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与青少年犯罪研究所的学者们认为，目前的教育体制就是制造挫折，否定自我，给孩子们带来极大心理负荷、环环相套的非人性体制。针对报道频仍的少年杀人、自杀现象，他们激动地指出，“人是有差异的，主流文化非要把一种道德、一种标准传播给每个孩子，完全不管这个年龄段的游戏规则。外部的世界明明多元而开放，孩子们的教育却依然封闭而保守，这种扭曲的状态必然导致压抑，大多数孩子把这种压抑感自我消化掉了——在校内规规矩矩，死气沉沉，到校外为所欲为，都是些双重人格！极端的只有杀人和自杀。”

冷漠之恶

美国心理学家罗洛·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恨并不是爱的对立面，冷漠才是爱的对立面。生活在冷漠中往往会激发暴力，暴力又会促进冷漠。当人的内在生活枯竭、感受力下降、冷漠感增加，当人无法影响甚至无法真正接触到另一个人时，暴力就迸发为一种魔鬼般的接触癖，一种以最直接的方式强行接触的疯狂驱力。”这位研究爱与意志力的心理学家认为，“许多儿童或青年都曾借破坏性行为强迫人们认识到他的存在；尽管他会受到惩罚，但至少人们已注意到他。”

“城市化的发展，带来24小时的生活方式，大人都忙着挣钱了，小孩谁管？犯罪的青少年多结成自我团伙，虽然盲目性很大，但这是他们娱乐、生存的方式，是在寻求刺激，也是在寻求相互的依靠和温暖。”北京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中心的主任宗春山说。在各个中学用团队游戏的方式开展“自我保护”教育的宗春山认为，与沉迷于电视、游戏机的冷漠比较起来，“一直存在着的校外抢劫，在某种意义上倒让孩子们的成长更为真实，它实际上是孩子们中间的一种社会游戏，是学习好的孩子与学习不好的孩子权力上的重新分配，起码让他们懂得人和人之间可能有的形态是什么。”

一个少年杀人犯

汪庆一直说他在小学、初一时的学习很好。改变发生在初一第二学期的某个下午。第七课，自习，他没有上(不是故意的)。但班主任汇报了家长。汪庆旷课令父亲暴怒，他把汪庆脱得只剩一条内裤吊起来打。汪庆说，那时是冬天。他的母亲不敢过来拦，因为父亲急了，连母亲一块打。汪庆说：“那是我爸打我打得最狠的一次，我特别恨他，更恨老师。”

从此，汪庆拒绝再学由班主任教的英语，他也拒绝像往常那样，负起生活委员每日汇报的责任，很快，他的职位被老师撤了，很快，他的英语成了考试排名的落脚石……初二，学习不好，压力骤增，但最让汪庆感到恐慌的是，老师已经对他不闻不问，无论他干什么，都当他不存在，“我旷了两个星期课，回去后她连说都不说”。初三，汪庆嫌学校憋闷得慌，就辍学了。

由此，汪庆开始出入游戏厅。游戏厅里的麻将机有着无穷的吸引力，少则几十，多则几百上千，赢赢输输的，人就陷进去了。汪庆结交了一些大孩子，“跟他们一起玩，游戏，滑旱冰，都不用花钱了，特风光”。汪庆喜欢和这些人在一起，那些只知道学习不爱玩的“好同学”没劲，“跟他们在一起舒服，想干嘛就干嘛，特刺激。他们对我也挺仗义的，老说我不错，打架特有胆”。

挺仗义的“大哥”在一次口角中把随身带着的刀子递到了汪庆手里，人就是汪庆捅死的。被判无期后，妈妈第一次到看守所看他的时候，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就是哭，哭到该回去了，人就晕倒了。汪庆说到这儿，沉默了一会，又说起他的爸爸，“我爸看我打架，就说，要打就得打胜了，打输了回家也别说，说了就打我。这回，他就怪我不该为别人冒风险。”

北京市少年管教所探视日安排的涮羊肉午餐，让分离的孩子和父母重温天伦(娄林伟 摄)   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