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注之年：贫富之间的新分配运动

（文 / 任波）

平民与彩票

1999年11月底，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募办相中新建的平安大道宽街段上的一块空地，精心布置了一番。抽彩的人们随后从四面八方涌来，邻近的街道基本被人流和车流堵死。女主持人通过高音喇叭发出号召：“在场的各位大概一辈子都没攒下这么多钱吧，而我们将为参与者提供先富起来的机会，只要2元钱，特等奖‘都市贝贝’外加50万元就有可能属于你我这样的普通人……”这一切俨然是年初彩票席卷全国的非凡热闹在年末的延续。《中国青年报》编者按称：久蛰不动的居民储蓄终于按捺不住了，近一段时间以来，彩票发行纪录不断被刷新。

继1998年110亿元的发行额度之后，民政部在今年继续发行彩票用于“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彩票金额的30%左右将用于社会福利，这是常说的“微笑纳税”。然而一项调查表明，认购彩票者绝大多数属于低收入阶层，所谓“微笑纳税”无非是把穷人的钱换个口袋。据统计，1994年我国最贫穷的20%家庭仅占全部收入的4.27%，而最富有的20%家庭则支配着全部收入的50.24%(这种差距已超过了美国)。也就是说，20%的富豪阶层的收入已超过60%中等收入者的收入总和，他们反倒难以成为民政部的“税源”。

然而，这却是一种两厢情愿的选择。通常我们用基尼系数来说明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程度。(所谓基尼系数是指社会成员的总收入分配状况与绝对平均分配状况的相对差距。此系数介于0到1之间，数值越大，表明社会成员之间相对收入差距越大，反之越小。国际上通常认为，系数在0.2以下为绝对平均，0.2～0.3之间为比较平均，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0.4～0.5之间为差距较大，0.5以上为差距悬殊)。我国的基尼系数已从1975年的0.15上升到1988年的0.382再到1995年的0.445，这个数字今年仍在增大。社会成员之间悬殊收入所对应的是他们占有资源(生产要素)的悬殊，按要素分配的经济学传统使低收入阶层的前途蒙上了宿命的悲剧色调，而中彩简直就是缩短收入差距的最快路径。这种分配方式的“公平”之处在于——每个人都有迅速翻身的机会。

企业与上市

同样的热闹几乎仅见于股市，这里的发家奇迹足以令彩票创造的幸运者望洋兴叹。年初，刚发动过“学习的革命”的宋朝弟又出人意料地紧接着策划了一次借壳上市，“科利华”入主“阿城钢铁”，公司的市值在追涨的旺盛人气之中翻了将近5倍，人们从一口气掌握近20亿资产的宋朝弟那里领教了资本运营魔力。然而需要融资的企业是如此众多，国内资本市场的吃水量显然已经很难承载，于是乎移师海外或是求助于二板市场成为企业融资的诱人选择。而今年注册资本仅100万元人民币、挂牌营业才半年多的的深圳中贸网以及在中国排到20名开外的中华网在Nasdaq的成功上市则无异于一针兴奋剂。

事实是，资金的匮乏和规模的局限已经严重制约了各种不同出身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发展。经济学家张曙光提供了一组数字：全国的30多万个企业，总资产约9.6万亿，减去6.8万亿银行负债，净资产3万多亿，每个企业平均不过1000多万，难以和国外的企业相比。即便是各行业的龙头老大，也远离国际上的顶尖席位。

Nasdaq的魅力在于，它的电子交易系统、做市商制度(Market Maker Ruler)以及较低的上市门槛为一时难以进入一国证券主板市场的高成长行业的新兴企业提供了更加宽松的融资环境。“中国的企业实在太缺钱了”，在“二板热”中表现积极的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巍对此深有感触。11月25日，3年累计大亏6700万港币的天时软件公司作为第一批企业在香港创业板上市，以当日收报价计算，“天时”市值突破20亿港币。这也正是内地企业之所以对二板市场寄予厚望的原因。王巍指出，如同流行的“资本经营”、“企业重组”、“买壳上市”一样，国内企业，尤其是高科技民营企业对海外上市以及二板市场的热情恰恰反映了国内现行投融资体制的“唯成份论”等某些制约的困惑。这些企业需要的是短时间内以小搏大的更多可能。

国家与创新

应该承认，彩票和股票对“拉动内需”功不可没。但从技术的角度分析，社会财富原有基数和增长速度的差距使得有限的增长仍然是杯水车薪。更何况，没有就业岗位增加的经济增长对于今天的中国没有任何价值。这不是耸人听闻：1997年，GDP增长率为8.8%，从业人员增加了1.1%；1998年GDP增长率为7.8%，而从业人员只增加了0.5%。国家计委有关专家预测，1999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约为7.2%，而从业人员将比1998年末仅增加0.36%。

政府为经济增长和增加社会福利作出了种种尝试。在一连7次降息之后，被比作第八次降息的“利息税”也终于开征。经济学界的流行说法是：“目前，20%的人拥有80%的存款，80%的人的存款只占20%。”按照这个估计，除了“启动内需”，利息税还被称为“济贫之举”。利息征税收入主要用于对国企下岗职工的生活补贴、维持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补发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和用于农村扶贫资金等，设想将惠及4000万的低收入阶层。

据统计，截至1999年6月末，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742万人，集体企业约有下岗职工240万人，全国各地共筹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89亿元，其中财政安排占46.6%，企业承担占30.9%，社会筹集占22.5%。从全国平均水平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每月领到基本生活费170元，加上代缴的社会保险费，月人均为253元。目前，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的资金缺口在50亿元以上，全国养老保险基金今年的收支缺口也在100亿元以上。而且国家规定自今年7月1日起把国企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失业保险金以及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30%，同时提高离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当前财政增收计划为每年1000亿元，资金的压力可想而知。

数字显示，美国的GDP约相当于我国的9倍，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比我国的40倍还多。日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十几位世界级专家对174个国家进行调研后在日内瓦发表了《人类发展》年度报告。该报告指出，近9年来，世界174个国家中的前15名与后15名的收入差距从60倍扩大到74倍，而在60年代这一差距只有30倍；有80个不发达国家的收入比10年前减少。目前，全世界仍有10多亿人每天消费不足1美元。世界贫富差距不断加大。

“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可以预料，21世纪科技创新将进一步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当今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8月23日，全国技术创新大会在北京开幕，它的重要性得到公认——如果说还有超越的捷径，那么“创新”就是中国最重要的筹码。

本世纪初，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出版了《经济发展理论》，书中对企业家及其功能的最早论述在世纪末预言般地应验了。人们已经很难否认，80年代到90年代日美盛衰交替的重要原因在于美国拥有有效的创新体系：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资本市场的相互促动。由于学者和企业界的一致努力，对于“创业”和“风险投资”，全国上下基本达成了共识。

作为培养创业家的理想基地，大学校园在今年异乎寻常地热闹。在清华大学由学生自发组织的“创业设计大赛”上，一个叫作“视美乐”的团队在恰到好处的时机获得了5250万元风险投资。此后，中国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等都先后推出了自己的“知识英雄”。人们急于为“创业”创造条件，清华大学又一次首开纪录，允许学生休学兴办企业。到目前为止，已有23个城市建立了留学生创业园区，大大小小的风险投资基金也应运而生。创业之火迅速形成燎原之势。资金也已经不是稀缺资源，连连地降息更使其显得廉价，风险投资不再是钱的问题，而是钱的存在方式问题。

“8848”、“搜狐”、“新浪”都是今年创业成功的典范。他们无一例外，都在筹划到海外融资上市。资本市场的认可和扶持显然是令创业行为功德圆满的一剂良药。但不是每一个创业者都能成为幸运儿，这无疑是另一种抽彩。按照熊彼特的逻辑，企业家越多，经济发展就越快、越健康。创新为他们带来丰厚的“企业家利润”，而又恰恰由于创新可能带来可观的预期收益，那些潜在的企业家才从经济发展的后台走向前台，而他们利润的源泉则是创新为社会带来的进步。不过成功者永远是少数人。“社会的上层有如旅馆，里面的确住满了人，但那些住客总在变动不息”，熊彼特说。国家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