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千年

（文 / 胡泳）

千禧年来临了(不论千禧年的概念与古老的中华文明有多大关系)，新未来的展望与预测成为热门商品。我有幸或曰不幸地被一些媒体选中，要求回答下一个千年将会发生什么。这当然是一项荒谬的要求，我连明年都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又焉敢妄论千年？

在网上看到一篇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谈论“下一个千年的性与性别”的文章，不禁为她硬啃这样一个力不能胜任的题目感到担心。不用说千年，20世纪百年性文化的变迁都非任何人所能想象。

1900年，有谁预见过罗德曼、麦当娜、互联网聊天室中的性对话、跑马拉松的健壮妇女和梳着马尾发给婴儿换尿布的男人？谁能够洞察避孕药和克隆术的发明及同性恋权益运动的兴起？

我和能够阅读我写下的这些文字的读者诸君都是跨世纪的人。我们的生活现在应该是什么样子，100年前专家早有定论，只不过现实与他们的期望并不完全相符。没有空中汽车(有一种飞机叫做“空中客车”，但那只是个比喻)；没有宇宙飞船载着我们奔向太空度假地(连不载人的机械装置都登不上火星)；也没有机器人替我们打理家务。

会飞的汽车曾经是人类长久为之着迷的梦想。一个世纪前，一家法国公司发行过一系列描述2000年生活的卡片，那时，人们连怎样造出在地上奔跑的汽车都不甚了了，而这些卡片却大胆绘出人们驾车升空、在空中咖啡馆喝咖啡的情景。

电影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后，所有关于21世纪的影片中都少不了在空中飞来飞去的汽车。1930年，好莱坞曾经出品过一部叫做《想象一下吧》的音乐片，其想象力也是好得可以：它设想1980年空中汽车就会在纽约普及。

事实上，福特汽车公司的设计工程师说，造出一辆能在空中飞行的汽车并非完全不可思议，但会耗资1000万美元，听起来像造波音747一样。造价昂贵倒是件好事，如果空中汽车易打易造的话，我们上街都得戴着头盔，以免被空中车祸发生后掉下的碎片砸晕。

为什么过去那些流行的预测最后成了笑柄？因为预言家们总是从已知的世界出发，预测现有事物的改进，根本无力想象崭新的、能够改变世界的发现。他们没有预见过电视和电脑，在每一个家庭、每一间办公室中出现的这种“永动装置”，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

约翰·埃尔弗雷思·维特金斯在20世纪初作过很多出色的预测，比如预言了空调器、国际长途电话服务、郊区的兴盛、彩色照相术以及冷冻食品。但他在另外一些方面过于乐观，比如他说，我们将会消灭所有的蟑螂、苍蝇和蚊子，又说，从郊外住宅到办公室上班将仅需数分钟。他似乎忘记了新的交通工具会互相阻塞。到了1950年，《大众机械》杂志宣称，50年后人们将会住在塑料房子里，使用防水家具。“2000年的时候，家庭主妇将用水龙带每日冲洗房间”。

这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没有人愿意住这种房子。人们对旧有的并不那么高效的东西抱着顽固的态度。所以在进入新千年之际，在我们仍为交通阻塞所苦、为苍蝇和蚊虫叮咬的同时，人性的变化比任何专家预测的都要小得多。

唯有一个预测是永远准确的：人们会继续作出各种各样的预测，因为人类具有天生的焦虑感和不安定感，总想探知未来。也正是为此，那些通灵者、伪科学家和煽动家对未来的简单解释才会赢得大片市场。

伪科学预测总是比科学预测更有吸引力，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伪科学家以一种确凿无疑的口吻发言，而科学家则令人烦恼地使用概率语言。大多数科学预测事关群体和趋势，与个人和特殊情况无关。因此，科学家可以准确地说，吸烟将增加早亡的可能性，但却无法预料一位特定的吸烟者是否会患肺癌。

第二，伪科学预测的基础是本能、信仰、传说和个人体验。它更具亲和力也更戏剧化。科学预测则源于统计概率，高度的数据化使其显得冰冷而遥远。科学家知道自己不能够预测什么，而伪科学家则会预测任何人们要他们预测的东西。

当然，在每一年的年尾，或者，在更罕见的百年年尾乃至千年年尾作一些愚蠢的预测无伤大雅，也很好玩；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在什么样的基础上进行预测和相信由别人作出的预测？这是严肃的问题，因为它牵涉到我们为自己的生活所作出的大大小小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