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文 / 高昱）

对每一个呐喊者来说，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听者的沉默。当何清涟听到辗转于国内8家出版社的《现代化的陷阱》终于可以出版的消息时，她的朋友朱学勤写道：“这一次她来敲门，门里的人都可能装聋作哑。她必须不断地敲，敲这扇禁闭的大门，敲这扇生锈的大门。”

何清涟听到了回声。被认为“代表了中国改革的良心”的《现代化的陷阱》1年内再版7次，发行量超过20万册，盗版数百万之巨。

作为一名接受过专业训练的经济学硕士，参与过80年代思想启蒙和文化讨论的何清涟为了尽可能多地接触中国社会生活，甘于在深圳一家地方报纸任记者。她的所有成就几乎都表现在她的《现代化的陷阱》中。这本给所有关心中国的知识分子阅读的经济学著作，用大量经验性体验和实证材料对20年改革的既定模式和所有经济社会现象进行伦理追问。何清涟这本书包括触目惊心的贫富差距、腐败、国有资产流失、道德失范、黑白合流、地下经济在内，所有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根源都在于改革过程发生的原点：权力市场化。由于这第三只手安排着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国家资源配置和遗产处理，中国市场化农村社会结构转变等问题。她认为出现了起点不公正、过程不公正、结果不公正这一整套的社会代价：“短短10多年的改革，中国已经走完了从平均主义到贫富差距过大这一段漫长的道路。”

何清涟用从报纸所搜集的大量材料、数据为这条“发展优先”的改革道路描绘的终点更为触目惊心——“改革在这种给定的经济环境中运行，很可能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已经被它的高价成本吞噬殆尽”，这种“社会转轨”的路径指向“只会是高度腐败的金权政治或政府和黑社会共同治理社会的‘意大利模式’”。

其实，20年来，中国并不缺乏血淋淋的叙说，但只有何清涟用政治经济学眼光向知识大众普及了过去只在既得利益者中流传的权力经济学。

对社会不公的批评永远是对的。但何清涟并不是一个道德主义者，在她心中，结果均等的平等无疑是不合理的，但机会不均造成不平等尤其让她愤怒。这种起源于60年代红卫兵理想主义和18世纪启蒙文学的道德感，使她对体制内高喊“腐败是次优选择”、试图将权力攫取默认为“改革必需的社会成本”的“价值中立”经济学界无法容忍。何获得的认同大多数来自看不明白经济术语的普通读者和人文学者，但在经济学家们看来，这本书不是一本经济学著作。

何清涟的意义在于她通过“权力市场化”这一概念，向我们提供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如何弥补制度缺陷的社会性思考。

何是一位民间学者，从当初的《现代化的陷阱》到后来的《经济学与人类关怀》，她的立场是一贯的。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独立于政府之外，在认可中国改革开放目标的同时，更着重从百姓视角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径冷静的审视与反思，对民间关注的利益调整格局中的社会公正问题作出解释与回应。中国的格局注定了民间研究的式微，而官方研究尽享信息资料、话语权力的优势，这也是中国精英经济学家基本都是从体制内生长出来的原因。这些经济学家基本上都是政府的经济学家，其研究也是“政府”视角。“精英”经济学家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无视老百姓们关注的社会公正问题，无视改革开放以来财富(包括国有资产)向少数人集中的事实，用各种时髦理论来一方面为政府继续推行这种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想使老百姓们明白，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一切都是必然的，惟有忍受才能得到救赎。甚至反过来，对于老百姓中任何不满的声音，他们不是检讨由他们出谋划策后的政策是否有问题，反而责备老百姓心理承受能力不足。何清涟的忧患意识与“精英”经济学家相比，有独特之处，她所考虑的是，改革可能会因路径的选择而造就更大的不公平，从而损害普通百姓的利益，并最终损坏改革自身。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这种经济研究的“民间视角”，因为以何清涟为代表的这种民间视角对政府经济政策从百姓的角度进行臧否，并对经济研究的“政府视角”形成制衡。

何清涟

女，现居深圳，198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经济学硕士。

文著：

1.《人口：中国的悬剑》1988

2.《财富的困扰》1996

3.《经济学与屠龙术》1997

4.《现代化的陷阱——转型期经济社会问题研究》，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中国的陷阱》，香港明镜出版社1997

5.《什么样的“发展”》1998

6.《经济学与人类关怀》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