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父师

摄影  潘洁

儿童村的孩子们 

曹春生  

企业家，慈善家，教育家？

9月14日上午，记者拨通邢台市东方希望儿童村的电话，表达对曹春生正在进行的教育实验的采访之意。曹春生一口答应，他告诉记者，如果仍就他的慈善行为采访，免谈；但他很愿意就教育话题来探讨，因为“我也有很多困惑”。

1996年以前的曹春生身家千万。1991年时他便已拥有4辆救护车、3辆丰田、4辆蓝鸟、1辆奔驰。曹春生从1982年辞去医务公职倒腾原煤开始，1985年创办流动医院——这种请省城专家坐车下乡行医的做法使曹春生变为“曹大款”。1991年初，曹春生循着为专家们建疗养地的思路在邢台近郊野沟门水库搞起旅游，年进项200万左右。1993年，拿到办贵族学校批文的曹春生，因为对在游乐场捡垃圾的流浪儿们的一句略带醉意的承诺，成为山区农民的恩人。1994年6月1日，曹春生在野沟门创建的邢台市第一所希望小学正式成立。38名从邢台各县市挑选来的没有肢体残缺的孤儿，吃住、学习都在这里。办贵族学校的初衷改为办孤儿学校。

1996年曹春生在邢台东郊置地47.47亩，投入200万元建起拥有一座教学楼、三幢别墅式公寓、一个游泳池等完备设施的新校舍，更名为东方希望儿童村的希望小学从山里迁出。与此同时，野沟门水库的干涸及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毁掉了曹春生的游乐场生意。1996年5月11日曹春生将压仓的14辆摩托车、1辆蓝鸟、1辆依维柯、1辆达契亚轿车、4辆吉普车、3台摄影机及一套祖上住宅，以21.7万元的低价拍卖。这个突然之举宣告了被传媒当作慈善家歌颂的企业家曹春生的破产。

1997年过春节时，曹春生甚至筹不到2万元钱给员工发工资、让孩子们过节。中华慈善总会向他提供了15万元的贷款，青基会也向他伸出了捐助之手，但据曹春生说，维持一个儿童村的开支，10万元仅够用三个月，因此1997年后衍生的管理教学模式，“都是在经济压力之下想出的新办法”。目前，东方希望儿童村的成人共有6名，除去曹春生和他19岁的亲儿子以外，还有2位被称作老师的女性和2位打工的男性。曹春生告诉记者，儿童村除了必需的水电费的开支，其他都靠自给自足节流了下来。

儿童村的眼见实录

“先干完了有梨吃” 

过秤是一种数学练习

使用教学软件替代老师 

吹笛子可以得到100元奖励  

小花、小燕目前的工作就是照顾小雪、元元 

这也是一种竞争  

9月14日(星期二)

晚8:15走进儿童村时，校园内一片漆黑，刚吃过饭、洗完澡的孩子们正从公寓往操场窜，据说他们从头天(周一)开始，晚上跟着录像带学打拳。操场边的文体室里，放着一台大彩电，录像机、VCD机等设备一应俱全。孩子们挤在前后两个大门和两扇窗子外边，张望着电视里的一招一式。几个冲到室内比比划划的孩子，不多久也退了出来，有一个孩子迅速地拿了扫帚将地面扫得一尘不染。

对于我们的到来，曹春生说的话没有超过3句，他说他很累，头很痛，心脏不舒服。但孩子们操练时，曹春生却一直跟着。录像看一段，孩子们便站到黑暗中的桩子上嘿嗨地练一阵，伴着曹春生严厉的大嗓门，声音一直持续到晚上9:30。

9月15日(星期三)

早晨6:00，《放牛郎王二小》之类的儿歌开始在校园上空飘荡，孩子们像打仗一样，起床，叠被，洗漱，向外跑。集合整队，练队列。半小时后，孩子们进行越障训练。

9:00，吃过早餐的孩子们在教学楼、食堂、公寓之间跑来跑去，他们脱去夏装，换上干活穿的破旧长衣，又四处搜集麻袋。9:30孩子们来到校门左侧的玉米地，被分成五队，站在第一的孩子被封为各队队长。“每队收一块玉米地，队长负责安排，5毛钱一斤，你们如果对自己的队长不满意，可以加入别的组。”

一声令下，孩子们就消失在玉米地里。“150斤玉米是多少钱？”“75块。”除了掰棒子的声音，有个小组长还在对他的组员进行一问一答的数学操练。正午临近时，空地上就堆起了五个大小不一的玉米堆。曹春生时不时地在地头嚷上一句，“先干完的有梨吃！”或是“收得最多的一组，每斤涨钱了，涨到6毛一斤！”每嚷一次，孩子们来回奔跑送玉米的脚步就会加快许多。没有人盯着，从别组偷拿几根玉米的事没有发生，每一堆之间界限鲜明。

午饭是在1:30吃的。到了3:00，孩子们继续下地劳动。玉米收净后，小个的孩子就被任命为大个的秘书，两人一组，负责铲掉两溜玉米杆。他们得到的奖赏是两大箱苹果随便吃。

8:00吃晚饭。照例是吃孩子们自己种的菜地里收来的青菜。早晨吃的是青菜面疙瘩，中午是青菜、馒头，晚上是用中午的剩菜做的打卤面。

9月16日(星期四)

早饭后8:45，孩子们又被叫回饭堂。原来有些孩子饭后没有擦桌子没有扫地。一直到10:00，大部分孩子们被罚坐在餐桌旁，无人理睬，外面是十来个帮厨的或表现较好的孩子忙碌得团团转，陈旧的米缸、久未清扫的库房、摆置不合理的家具都被拿出来重新安排、清理一遍。曹春生告诉记者，他经常会做一次大调整，这屋的东西搬到那屋，目的就是要让孩子们多动手、多劳动。至于那些被罚坐的孩子，曹春生说，“我就是要让他们体会到，能去劳动是件多么好的事！”

大扫除结束后，已近中午。昨天收的玉米被扛到文体室边上过秤。读秤、算斤两，这是曹春生贯穿于日常生活中的数学学习。过秤后，孩子们将凭借一张写明公斤数的白条，到文体室领取儿童村的流通货币——银行的点钞券。

下午3:00，30支买来不过1个月的激光打靶枪被孩子擦得铮光发亮。没有枪的是几个刚来不到半年的孩子。孩子们用军人一样标准的姿势握着他们的枪，自己喊口令训练。

4:00，令人吃惊的军体训练开始。枪托收拢、斜挎背上，小跑着踩木桩、过独木桥，跨障碍，最后从3米高墙上顺杆溜下。不能一次完成的，必须重来。被刷下者将是旁边没有枪的孩子们替换的对象。

竞争渐趋白热化。曹春生要求分别用爬杆、攀墙两种方式上墙头——顺利完成任务者可获准到“超市”领取鞋和日用品。枪头敲打着屁股的小顺只有10岁，他第二遍攀爬墙头的时候已显得力不从心，时间在一分分地过去，曹春生报着时，“还有一刻钟……”“还有5分钟……”孩子都围在小顺身边为他加油……

有七八个孩子最终没能攀着又滑又细的木棒爬上墙头。他们失去了去超市的权利。教学楼二层是个令人神往的地方，那里不仅有衣物、文具一应俱全的超市(食品除外)，还有一间有着一个超大屏幕的彩电、两部传真机、五台摄像机、一部数码相机、一部数码录像机及三台电脑、几部照相机的音像室，另有两间机房——摆放了四十几台的电脑，被孩子们分别称作互联网室、计算机房。

晚饭仍没有什么变化。曹春生要求孩子盛饭菜时头不得探向盆内，以免将脏东西掉进盆里。孩子们谨小慎微，生怕自己的举动被说成缺乏教养，盛饭姿势做作地像在蹲马步。

9月17日(星期五)

9:20，大孩子们在一教室上三年级的数学课，小孩子们在摆着18台学习机的三教室练习听写。小玉拿着第三册的语文书念一句在键盘上敲一句，孩子们凭着熟谙的五笔字型，课文听写没有什么问题——当然，如果不会，允许向旁边人请教。

一教室的情况不如三教室理想。教室前面，电视教学软件替代了老师的功用，孩子们跟着电视做习题。“从1991年到2000年有几个闰年几个平年？”“7个平年，3个闰年。”“错！”软件发出一声怪里怪气的音乐，正确答案显示在屏幕上——“8个平年，3个闰年”。孩子们不知所措。“1991年到2000年有几年啊？肯定是它错了嘛！”曹春生的到来解决了孩子们的困惑。继续电化教学。

1:15开饭前，孩子们学了一首新诗，《鹿柴》(唐，王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声。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他们争先恐后比试，以显示自己的背诵能力。吃饭时，每个能迅速背出新诗的孩子才被获准去盛饭，背不出来的则跑出饭堂，把唱歌、背诗、走步这些事重做一遍。

下午3:00，洗完衣服的孩子们自由活动。有些继续练算盘，有些在操场上玩，只有4个孩子在四教室里上自习。4:45，曹春生召集孩子们到放置着电子琴的二教室上课。点几下鼠标，就是第三册语文课本上的内容。孩子们跟着大屏幕上的声音朗诵，每个字拼音的构成、五笔字型的结构一一讲述一遍，若有错误，其他孩子喊声“反对”即可做出更正。6：20，曹起身去厨房。孩子们继续跟着光盘学习。

这天晚上，孩子们在二教室看VCD——成龙的《双龙会》。

9月18日(星期六)

曹春生对孩子们的作息时间作了调整。7:00吃早饭，7:45进入教室。今天学音乐。曹春生讲解了一下五线谱最基本的知识，就让孩子们像打擂一般，用一根塑料竖笛互相挑战。小瑞(大约是14岁)第一个站起来，吹了一首《潇洒走一回》，他获得了100元的奖赏。小英第二个站起来，吹了一曲《小龙人》，曹春生没有听过这首曲子，无从判断吹奏是否准确，小英得到了50元。小彬的《大海啊故乡》吹得很好，得到100元奖励……5个孩子吹了6首曲子后，曹春生已奖出去了390元，气氛开始沉闷，没有人再上来。

小亮在曹春生的激励下走出来吹了一首大家都听不出旋律的口琴曲。曹春生奖了他40元，“虽然吹得很不好，但是因为勇敢，所以也要奖。挣40也是挣，40块钱不是钱吗？”曹春生说，“不要以为不会吹就没事，不会吹的你就给我交集资款！”曹春生点名让大利上台吹笛子，大利犹豫着不动。“不会吹罚100，不敢到前头来的罚200 !”曹春生加重了罚金，大利便垂着头走到前面吹了一首《放牛郎王二小》，因为大家都会，他仍被罚200元。

9：20，曹春生教大家唱《人民解放军军歌》。他带一句，孩子们就用笛子跟一句，那一上午，孩子们反复练这首歌。中午的菜有了一些变化，是黄瓜、青菜炒鸡蛋。但2/3的孩子只喝到了一碗菜汤，荒废了笛子的练习是他们被罚的原因。曹春生要求大家下午必须将上午学的歌吹熟，晚上将有红烧肉吃。

这一下午，校园里充斥着塑料笛子发出的各种声音。晚上没有红烧肉，仍是青菜面糊加馒头。在吃这些之前，孩子们四人一组吹奏《人民解放军军歌》。

曹春生的教育模式

44岁的曹春生已有了50多岁人的老态，也许是他操心太多。留在学校的杨老师和葛老师，一个负责带小晨(3岁，弃婴)，一个管管后勤。曹春生是东方希望小学的校长，还是东方希望儿童村的村长，51个孩子管他叫“爹地”，曹春生说自己既是孩子们的父亲，又是他们的老师，有时还当师傅，同时又是个管理者、经营者。“辞掉那些老师，经济是一方面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用的还是传统的那一套，理解不了我的教育观念。”

曹春生建立了一整套只有他能解释得清楚的教育理念。这套理念的一个特殊前提是：他面对的是一群孤儿。他们有着相似的背景，父母双亡，家庭贫困，失学多时，四处流浪，顽劣不羁。因为这些，曹春生反复强调，人最大的尊严是自己能够独立生存的尊严。

曹春生说：“学习其实应该是习学，人总是先接触事物，再认识它，那么只有孩子们自己先感兴趣了，他才会去进一步摸索。”在曹春生看来，生活本身就是学习，知识是什么？有用的才叫知识。曹春生他开设真枪实弹的汽枪射击训练，是为了锻炼孩子们的注意力集中；开设摄影课让孩子们懂得观察；开设军体训练强化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学吹笛子是为了让孩子们学会感受……

文化课的学习在儿童村从来没有上升到第一的重要位置。曹春生让孩子们自学。一本新华字典和一套五笔字型口诀，解决孩子们对作为基础的字词的掌握能力；计算机、互联网，是孩子们接触最新事物的一个窗口，他们必须要见识过。至于一套套从书本上转移下来的教育软件，曹春生说，那只是迫于当前中国的教育环境，他不能让孩子们脱离的太远。

在这一系列学习中，曹春生将竞争意识贯输其中。记者问过通过竞争跟“爹地”一起去湖南卫视的小瑜(13岁)，“竞争和比赛有什么不同？”小瑜说：“竞争就是不能再让着别人了，不管他是不是你的好朋友。”小瑜告诉我们，竞争去湖南的机会时，本来她的各项成绩(学习、军体、劳动等)总分并不是第一，但因为站在讲台前接受同学和“爹地”的提问时，回答得最好，才被推选了出来。好的奖、差的罚，有限的机会，随时被替换的可能，曹春生说他还没有给我们展示更残酷、更激烈的竞争——那种竞争，有时是让孩子们面对面针锋相对地说自己的优势，点别人的不足。

懂得了竞争，曹春生更是在校园里营造出做任何事都要跟钱打交道的现实环境。在二层的超市里，记者看到，一根笔、一袋洗衣粉定价都是几元，而簇新的衣服却不过几毛钱。曹春生说：“日常必需品贵，不常用的贵东西倒便宜，我得让他们知道赚钱不易。”孩子们挣钱的方式多种多样，奖励是一种，自我经营也是一种。冬天，孩子们要招标上岗，两个澡堂，竞争经营，5毛钱一张的洗澡票还是提供免费的毛巾或搓澡服务全在自己——恶性竞争(例如私自降价)将受到惩罚；钱如果省着不用，可以存在银行里等待升值——经营过洗衣房的小花就曾存了1年500元而得到700元的利息；发的一箱苹果如果吃不完，也可以卖给别人。在儿童村里的孩子们最初不是特别懂得钱的意义。有时钱多了，会随手乱丢，或者随便拿一把给人。曹春生说：“这样就得采取平衡手段，有些人钱一多，就容易骄傲自满，找个借口我就把他们的钱罚了。”

从早晨睁开眼到晚上睡觉的近18个小时内，曹春生对孩子们行为的矫正可谓一刻不停。但曹春生告诉记者，他的管理权下放的方式已经初见成效。脖子上钥匙挂得最多的，是小瑞。他从3岁时被人拐出家门，就一直在大半个中国流浪。1997年刚来到儿童村时，脾气坏得像头驴子，总找人打架。现在他管着7间房屋的钥匙——这是一种被信任、重用的荣誉。每天的晨练，吃饭集合时的指挥，教室里领着大家读课文的人，都是由孩子们流轮上岗，一天一换。“你别看每天有这么多事，其实很好管理，你不用管，孩子们都替你管了，现在不过是这套东西还没理顺，慢慢成熟了我就完全轻松了。”

孩子们·儿童村·未来

小键被石家庄的好心阿姨送到儿童村不足一个月。据葛老师说，小键从东北流浪到石家庄已有一年多时间，他的父母双亡。但小键向记者编造了另一故事：他说爸爸妈妈很有钱，但对他管得太严了，他就从家里偷拿了3000块钱出来流浪，现在他的父母很快就要把他接回去了，他不会在这儿待太久。

有着“走”的想法的小键对很多活动都不投入。9月16日早晨8:00，从廊坊来了一个想收养一名男孩的李女士，但她不想带走小键。李女士的挑剔令她失望而归。小键因此而被罚绕操场走500圈——他边哭还要边给自己喊口令。9月17日小键老实许多，他主动举手表示愿意给大家唱《潇洒走一回》，下课后，他借了根笛子勤奋地胡乱吹着。

另一个刚来不久的是小宙。如果养父不出车祸，他本该在邯郸市里的小学读四年级。身患绝症的养母把他送到这里，随身带的好衣服、好玩具让孩子们羡慕不已。知道没有退路的小宙告诉记者，他更喜欢这里，因为这里有电影看、有集体宿舍，还有好多玩的，“他们学的东西好多我都不会，太深了”。小宙来这里学的第一件事是走步——像军人一样的走步，他被罚走了182圈。与儿童村的老成员们比起来，小宙很多都不行，他爬不上3米高的墙，五笔字型也不会，劳动就更不行。但小宙很努力，他伸着磨出血泡的小胖手对记者说：“我没收过玉米，但可以学啊，干得慢点就是了。”

曹春生告诉记者，每个新来到儿童村的孩子，一开始他都不去管他们，让他们自己跟着看，看大家都在做什么，“新来的孩子总是要把外面的一些东西带进来，有时对我们的孩子影响很不好，但一开始不要急于去矫正他，就让他看。时间一长，谁都不喜欢落单，他自然就想跟着大家做一样的事了。”曹春生说，这个转变的时间只需10天。

统一的行动、统一的意志是东方希望儿童村的特色。几天中，每当我们问起孩子们今天会做什么事，没有人能给出答案。孩子们懂事、规矩，校园里的各个角落总是干净有序的，见到我们，孩子们都会恭敬地敬礼，说“阿姨好！”他们常挂在嘴上的话是：“明白！Daddy!”“Thank Daddy!”

9月15日中午和孩子们在晒着玉米的操场上聊天。他们快乐地往嘴里抛着一粒粒的老玉米粒，一边嚼一边比谁投得更准。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的抢着说了很多话，谁谁父母怎么死的，谁谁怎么来到这的，谁谁表现不好挨罚，只是有一些话题他们一律沉默不语——例如想不想上学或者怕不怕“爹地”。小瑜说，她感到最快乐的时刻是“爹地”跟他们开玩笑的时候。

东方希望儿童村的网页上，写着每个孩子的梦想，小瑜将来想当电脑专家，小彬想当音乐家，小闯想上大学……问小瑜是不是真的喜欢搞电脑，她腼腆地笑了一下，不说话。后来，在翻一本翻得很旧的卡通书时，她笑着告诉我，“长大一定能挣很多钱，到时像爹地一样，帮助孤儿”。到读初中年龄的大孩子们大多没去外面读书，也许正如曹春生所说，没有人愿意离开这里。在儿童村生活了5年的小花已经14岁，这些日子她的工作是每天带有癫痫病的小雪，喂她吃饭，给她把屎洗尿布，小花对未来的想法是这样：“俺爹地说了，将来等我们大了，男孩都送去当解放军，女孩就在当地找个人嫁了。”

曹春生的理想是等待着一位有着远见卓识的大企业家出现。曹春生相信，他在东方希望儿童村所进行的实验，正在创造一种品牌。他计划能和媒体搞一项全国性的竞赛——融户外生存、网络生存为一体，私立、公立学校的任何孩子都可参加，看最终谁的素质最强。曹春生坏笑：“到时，肯定集体奖、个人奖都是我们的孩子拿。”曹春生等待着，他希望当有人看出他所从事的这项教育实验的价值时，能吸引来更多的资金、更多的支持来完善他的教育思想。事实上，已有很多顽劣不堪、无法管教的孩子们的父母打来电话申请把孩子送到曹春生这里。曹春生基本都拒绝了，但他告诉记者：“我这项实验一定非常有前景。”曹春生期望，当有一天家长们肯签定一纸契约、完全授权由他来管教孩子之时，他所培养的这群孤儿们中间将有一些得力助手，共同辅助他来完成一项更伟大的教育产业。

不知道有没有这一天。曹春生说过：“人家可怜这些孩子，就没指望里面出几个人才，所以宽容我的教育办法。” 儿童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