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子女之过，“株连”父母？

（文 / 刘芳）

父母越来越难进入子女的秘密世界

“敲响警钟，让别人的孩子免遭噩运”

5月31日，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科伦拜恩中学1800名学生返校上课。他们失去了15位同学，其中13位是40天前那起枪击事件的遇难者，校园旁边山坡上新添的13个木十字架上刻着他们的姓名。

丹佛市民原本树了15个十字架，似乎希望艾里克·哈里斯和迪伦·克勒伯德年轻的灵魂面对死在他们枪下的同学，在赎罪中乞求宽恕。可葬礼第二天，艾里克和迪伦的十字架就被加注了“畜生”二字，后来，遇难学生以撒亚·肖尔的父亲麦克干脆让这两个不受欢迎的十字架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以撒亚的父母还表示要起诉艾里克和迪伦的父母，麦克说：“我不能让儿子白白死掉。这种事情该结束了。”

仅1998年，“这种事情”就发生了4起，持枪入校扫射同学似乎成了问题中学生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和以撒亚的父母一样，许多遇难学生家长表示，少年杀手的父母必须承担法律责任。不久前，芝加哥妇女玛莎·诺斯克就把女儿班上一个同学的父母告到了法院，因为他们的儿子拿刀捅死了她13岁的女儿。玛莎说：“我想敲响警钟，让别人的孩子免遭噩运。”

子不教，父之过。据美国国家立法委统计，1995年以来，阿肯色、亚利桑那、爱荷达等16个州相继颁布了《父母责任法》，规定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时，其父母除了经济赔偿、口头道歉外，也有被拘留的可能。据说该法律在新奥尔良颁布之后，已有24对父母受罚，未成年人犯罪率也下降了39%。

美国大部分关于父母责任的立法都以社区服务和罚款为惩罚方式。许多州规定，父母必须赔偿未成年子女给他人造成的物质损失，但是赔偿上限从30万美元到3500美元因地而异。其实，孩子损坏他人财物并不非常可怕，买了保险的话就更可放心。只是现在青少年犯罪的本领越来越高强，他拿几桶油漆在共设施上涂鸦，你会收到一张罚单；他偷走家里的枪去横扫校园，你就可能入狱。

“忽视”和“监管不力”是父母的失职罪

艾里克和迪伦带给父母的就是这种可能。即便遇难者的父母不采取行动，政府也会起诉他们失职。枪击当天，当被问及惨案由谁负责时，科罗拉多州州长就说，有“一点”文化上的原因，但“显然家长缺乏责任……大部分家长都会观察孩子的变化，从而让不该发生的事情不发生……任何成人给这两个未成年人提供枪支都会被当作同党而面临起诉”。

到目前为止，艾里克和迪伦的父母一直拒绝回答任何人的提问。法律界人士称这种做法相当明智，因为他们一不小心就会说出对自己不利的话来。

艾里克的父亲是退伍军人，在航空公司工作，母亲在饭店上班。迪伦的父亲是地质学家，母亲是小学教师。儿子突如其来的暴力行动令他们震惊，其程度不亚于受害者的父母。可是，身为父母，不会见不到孩子“变坏”的征兆吧。案发之后，人们回忆起来的“征兆”还真不少：一年前，艾里克和迪伦突然迷上黑色战壕雨衣，不管天气多热，均穿黑衣上学；一到周末，迪伦就开着一辆价值3万美元的“宝马”(他家有8部轿车)来找艾里克，两人整天打电脑玩战争游戏，还参加实弹打靶训练……

视“征兆”而不见，是为人父母者的严重失职，在父母责任法里的罪名是“忽视”，如罚款最高可达5万美元。“监管不力”也是父母的失职罪，可判处一年监禁或罚款数万美元。新墨西哥州一个中学男生不断参与犯罪团伙的抢劫、偷车活动，结果他的母亲因失职被拘捕，交了1万美元保释金才被放出来。伊利诺州一个中学生把女友带回家并给她喝伏特加，结果他父亲被罚款1500美元，因为“父母必须保证未成年子女在家接触不到烈性酒”。

“起诉的话，至少能找到一二十个被告”

校园恶性暴力事件频频发生，人们再次关注父母责任法。早在19世纪中期，伊利诺斯州就把未成年人违法归咎于父母不称职，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对此法律持否定态度，它评论说：“父母责任的问题每隔20年将社会唤醒一次，匆忙之中，人们又多颁布了几条法律。实际上，被解决的只是愤怒要发泄，真正实施法律却非常困难。”

“谁都不会随随便便就成了杀人犯，尤其是小孩子。”吕克伍德海姆，18岁，两年前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前女友和另一名女同学。他认为，母亲的冷漠和同学的敌视是自己变成魔鬼的主要原因

取证首先就难倒了许多检查官。“子女犯罪，株连父母”也使美国公民权利组织大为警惕。他们说这方面的法律界定模糊，某些地方甚至有违宪之嫌。俄勒冈州立大学的哈里斯教授还说，即便是出于威慑目的，或是为了强调家庭预防在预防青少年犯罪中的重点作用，父母责任法也还是一纸空文，“哪个父母敢说他管教子女从不曾失误？如果谁都有过‘忽视’或‘监管不力’，那岂不意味着为人父母就不可能不是罪犯？”

就算他们处处尽职尽责，从不失误，单凭父母之力也控制不了孩子成长的方向。美国青少年信息交流中心的项目主管玛格丽特·戴顿说：“该为科伦拜恩少年杀手负责的不仅是父母。要起诉的话，至少能找到一二十个被告。”

事实上，前几起校园枪击案遇害学生的父母起诉的对象就已经够多了。肯塔基州的被告包括凶手的父母、40多名教职员工(他们“忽视”了凶手的潜在危险)和计算机暴力游戏的制作生产厂商(他们唤起了凶手的暴力倾向)；阿肯色州被送上被告席的主要是枪械生产商和销售商；科罗拉多州，与艾里克和迪伦的父母陪绑的还有地方官员——据说市民早就向地区官员反映艾里克暴力倾向明显，而官员充耳不闻。

同龄人的影响将父母排除在外？

去年8月，美国作家朱迪·里奇·哈里斯在《我们的孩子何以至此》一书中甚至完全否认父母对子女成长负有责任的说法。在她看来，决定孩子未来面目的，一是基因，二是玩伴，而父母根本就是过客。哈里斯教授本人和她女儿的经历、她身边的移民子女和双胞胎都被用作例证，总之，为人父母的确重要，可尽心尽力并不确保成功，现在是“一个孩子一社会，一代子女一重天”，好父母如果怎样都不能使儿女不悲观、不出轨、不犯事，大可不必自责太甚。

哈里斯的著作在美国和欧洲均遭批判，《出版商周刊》一位女书评作者说，“照哈里斯的逻辑，战场上士兵倒下时，叫的为什么不是战友的名字而是妈妈呢？”许多其他研究人员也表示反对哈里斯的论点。1995年，美国青少年健康研究中心针对9万名青少年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少年行为研究。去年第一批研究成果公布，最显著的发现就是，与父母感情亲近的少年最不可能从事各种危险性活动。

法国《快报》今年2月介绍这本书时，直言指哈里斯错误地为父母开脱责任，还说她的研究主观臆断，“就像玛普尔小姐一样，她的推理是私家侦探式的，她的论证总是基于对人性的事先判断，而且最后她一个罪犯都没抓到”。

欧洲人历来重视父母在子女教育中的作用，家庭被他们视作预防青少年犯罪的主要阵地。那里一度流行的父母短训班就是帮助父母认识什么是举止得体，如何少发脾气，如何持之以恒地、精妙细微地对待有反社会行为的青少年，如何温文尔雅地、民主平等地与子女沟通……

可就在批评哈里斯教授极端论调的同时，《快报》也承认她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新特点——“青少年成长经验的主要来源不再是‘代代相传’，传统的垂直传递已被同龄人的影响代替，玩着玩着，他们就把彼此社会化了。”

5月10日，美国《新闻周刊》也撰文证明同龄人的强大影响力，“自本世纪初作为人口实体出现以来，每一拨‘青少年’都自成体系，他们有只属于自己的风格和行为方式，成年人是被排除在外的……美国目前这1100万青少年与其说被爸爸和妈妈养大，不如说是被电视和互联网养大的。眼看着他们蹬着鼠标键盘跨入新世纪，他们的父母恐怕就更难进入他们的数字化虚拟空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