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网络股,一场农民运动的爆发
作者:邢海洋(文 / 邢海洋)
5月19日,随着政策的松动,一轮牛市在沉寂了近两年的市场中拔地而起。不同于随宏观经济变动一轮一轮推进的运动作风,井喷式的行情一上来就吹响了斗争的号角,扯起“网络”的大旗,使人联想到美国市场上近乎疯狂的网络股神话。
应该和不应该有的联想
网络股的崛起是让人莫名其妙的一件事。因为在这之前,国内股票市场上从来没有形成这一板块,也没有这一概念。当搜狐、新浪挟美国资本在国内开讲的时候,没有一家国内企业像“长虹”那样举起“民族产业的大旗”。国内的互联网企业所处的是免战牌高悬的状态。
股票市场上的互联网股票的炒作是选准了时机。使馆被炸激起的“落后就要挨打”的信念无疑是一场高科技宣言,全国上下对高科技的热情显然不是几篇探讨谁能在纳斯达克上市,谁能凭互联网摇身而为第二个杨致远,成为中国的首富的文章所能比的。
但概念来得的确勉强。在股票市场的价值发现之前,我们甚至不知道东方明珠——浦东的标志性建筑的拥有者已经成为一家网络公司,也不可能知道上海医药已经悄悄地建立起网上医药信息的电子商务平台,更不了解各地轰轰烈烈的有线电视的网络建设情况。而所有这些,现在一下子都展现在了眼前,而且还加上不断出现在报端的传统产业公司信誓旦旦的“离网络为时不远”的宣言——按广义的网络的含义,多家上市公司很久以前就因参与有线电视的线路铺设而进军到网络产业,自然乐得趁热闹把这段光荣的历史和盘托出。所有这些公司,没有一个担当得起作为舶来品的网络股概念,更没有一个大众品牌。
互联网炒作本意是传统行业受到新兴网络的挑战,诸如电信、零售、媒体等的一部分乃至大部分的传统业务的收益,将转给新兴的互联网公司、互联网媒体,这将是异常庞大的一笔收入转移。如果投资者死抱住传统产业不放,他将与传统一道消亡,若想继续分享这一块将转移出去的收益,就必须拥抱新兴产业,在新兴产业未能壮大之前,只有与它一道承担风险。以此真义度量,诸如深桑达、中信国安、南京熊猫等几乎所有被当作互联网概念炒作的公司都够不上格。它们只是技术公司,经营的是网络建设和软硬件产品。
当然,在现有的资本市场的规范下,很难说这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没有积极的意义。毕竟,面对一个即将全面开花结果的互联网时代,肯定有上市公司会在此分得一杯羹,但是,激情泛滥的结局甚至无法在最大胆的设想里找到根据。
上海是这轮炒作里最大的赢家,受益于国务院批准的在上海进行的邮电通信网、广电网和互联网“三网合一”的大带宽、高容量的信息平台的试点,上海本地股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色,昔日的乡镇企业、街道工厂,后来的卖壳先锋开始了网络信息业的旅程。在行情的初始阶段,足有一半的人气聚集在上海的本地股上。而实际上,在全国知名的网络公司中,上海远落后于北京和深圳等地。本地的上市公司中只有国嘉实业的网站有一定知名度。
此前,新加坡政府提出的使每一位居民都享有互联网便利的计划,自然而然使投资者憧憬上海信息港的美好未来。但美好的前景是否给本地企业带来滚滚的收益却是另一回事。当年,浦东开发,所有的投资者都看好地产股,浦东“四大天王”,可投资环境的改善并未给股票持有者带来预想的收益。到目前为止,互联网上的知名品牌很少是地域性的,要么寂寂无名,要么具有巨大的品牌价值。
即便如此,一个类似于美国人炒“雅虎”的心算公式仍支撑着投资者向上的信念,比如国内有3亿台模拟电视机,7600万有线电视用户,如果每台电视机配一个置顶盒、每家有线用户都从电信公司转入有线……可是,他们似乎忘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雅虎”的成长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取得的,受到管理层、媒体以及投资者的重重监视,对“雅虎”构成威胁的公司也在投资者的掌握之下。在一个信息透明、完全竞争的经济社会,市场的大小、市场的份额是可以算得出来的,而在我们这里,投资者面临的风险几乎是无法预知的。先不必探讨置顶盒会不会成为VCD那样畅销的产品,只要想一想一年前《新闻联播》后的广告,再看一看今天的黄金时段,就会毛骨悚然了。
有人戏称,互联网股票的炒作是正确的时机,正确的地点,却是不正确的对象。可对全国的投资者来说,他们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无论是“搜狐”还是“新浪”,一上来就是为美国的投资者准备的。就连国有资产为背景的“瀛海威”也错过了融资的机会,再无缘上市。以高智力、小规模、少启动资金为特征的互联网公司显然不适合服务于国有企业改造的A股市场。
一个原农民的网络情结
在网络股出现革命性的行情以前,一家“保级”边缘的上市公司的原农民、现加拿大籍华人的董事长就曾导演过一场进军网络业的战斗,但那次的结果远没有现在的这样风光,这样有大团圆的结局。
这人名叫翟建国,是上海最老资格的上市公司、老八股之一的申华实业的董事长。翟出身浦东乡下,1987年申华电工创建时以1万元入股,当时的“申华”只是家生产漆包线的乡镇企业,上市之前,资本规模只有100万元。
翟建国遇到烦心事是在去年“申华”大股东“君安”出事以后,经营陷于被动的“君安”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对自家的公司关爱有加,“申华”的业绩一下子出了大问题。配股及格线年净资产盈利率10%眼看就要不保,翟只好亲自出马,大肆寻访能尽快给公司带来盈利的项目。这一找,便自然而然地撞到了高科技的网络公司上。
翟建国找到的是江西最大的民营企业科环公司。该公司拥有图形工作站、服务器、显示器等多种计算机类高科技类拳头产品,但最有吸引力的恐怕就是科环网际学校系统,一套力图覆盖全国众多学校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在“申华”相中“科环”之前,这家公司据说已经投资近亿元,在全国5省市70多家学校建起了网络。网际学校的利润账是这样算的,每所学校2000人入网,每人年费百元。一所学校带给网络公司的就是20万的收入,70所学校就是1400万。当然,这与网络公司的胃口相差还很远,网络公司都是以市场的饱和来计算自己的收入的。至少,“科环”目前盯上的是教育部的“千所工程”——2000年前,在全国的1000所学校里构建网络。
但是,在“科环”与“申华”达成的协议中,旁观者却看到了高科技公司的心酸之处,为被“申华”收购,“科环”得保证1999年提供不少于1亿元的利润。除此保证外,“科环”还得接受诸多的“不平等条约”,即1亿元的利润得以“科环”几大自然人股东的个人资产做担保;“申华”以4.5倍市盈率收购“科环”的1.5亿元,“科环”还要拿回来买“申华”几十倍市盈率的股票——这样的非等价交换意味着“科环”拿几元钱与人家交换一元。使人费解的是,“科环”居然对如此苛刻的条件满口应承,并在“申华”股东大会之前购买了股票。
不妨让我们对两家公司在股东会前的举动作一个对比。农民出身的翟建国对网络知之甚少,所以请来计算机专家对项目进行了评审。“科环”方面为接受不平等条约,甚至动用副省长出面访问了交易所。“科环”之“媚态”可见一斑。“科环”抱着如此有前景的“金娃娃”而委曲求全,无非看中的是上市公司的融资能力。尽管“申华”几经折腾,主业尽失,但就是凭着它没有国家股,法人股的“三无”身份,引得无数知名纷纷来折腰。身为一省高科技魁首的民营企业居然还要如此“低眉折腰”,网络、高科技、置顶盒之类引人垂涎的可爱字眼在这个市场频频出现,真令人有黑色幽默之感。
在中国的资本市场,资源究竟喜爱择何地而居?是高科技还是上市公司的名份,在“申华”、“科环”的收购中已经一目了然。农民背景的翟建国无疑有着敏锐的眼光,但可惜的是,制度给予了他与其身份不对称的权利,在网络面前,他倒像个国王,而真正的给社会带来巨大财富的民营科技公司却像臣民,匍匐在市场前不敢有半点杵逆。这样的资源配置,权利分配结构显然不符合高科技的生存与发展,制度问题不解决,再大的市场,再好的技术恐怕都难以成就未来经济的统治力量。
吴敬琏先生最近曾说过,一项好的制度安排比一个好的技术创新更重要。有了好的制度,技术创新就会源源不断,它创造出的财富也会源源不断。美国的高科技公司之所以独霸天下,也是因为背后有NASDAQ撑腰。不幸的是,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在国内找不到办法,纷纷跑出去为人家的风险投资打工,4000万股的血汗却用来支撑某些公司为更多地从投资者兜里掏钱而买来买去的“资本运营”。这不能不说是大牛市里真正悲哀的地方。
难怪经济学家汪丁丁说,他不相信美国网络股的神话会在中国香港和韩国重演,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在中国内地上演的可能性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