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回顾：20世纪女性的解放

（文 / 舒善）

沙漠之花

1998年秋，《沙漠之花》（Wüstenblume）一书风靡欧美，作者是一位刚30岁的索马里妇女瓦丽斯·迪里埃（Waris Dirie）。她在书中详述了自己5岁时遭到性摧残的痛苦经历。那是非常可怕的一天。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一枚鲜血斑斑的刮胡刀片把她女人身上最秘密之处切除了。这种被称之为Clitoridectomy的割礼，弗洛伊德早在《处女的禁忌》一文中就已指出，它比对男童施行的割礼残酷许多。《美国百科全书》（Academic American Encyclopedia）Circumcision的词条下有这样的解释：In some tribal societies,female circumcision-the removal of the clitoris and the labia minora-is also part ofrites of initiation。这种对少女的性摧残主要在非洲、西亚、印度尼西亚、大洋洲和美洲的个别地区流行。它最早起源于古代母系社会的珊德（Sande）社。该社实行一夫多妻制，为了保持妻子之间的和睦而不争宠，要求入会的女子施行这种割礼。它痛苦异常，但得到会社的强大支持。为了安慰受割礼者，其他妇女为她准备了食物，并为她唱歌跳舞，还力图使她相信，现在的痛苦将确保她未来的生育能力；同时，能忍受这种痛苦也标志着她的道德和社会意识的成熟。此后，这种割礼在宗教外衣的掩盖下沿袭数千年。按照非洲多贡人和吉库尤人的说法，它是妇女成年的仪式，而班巴拉人则认为它是一种洁身礼。

“沙漠之花”瓦丽斯·迪里埃  

时至90年代，在埃及还对女童施行割礼，绝大多数舆论认为，这已不再是文化习俗，而是纯粹的野蛮  

瓦丽斯是名模特儿，一位长得非常漂亮的女人，一朵沙漠之花。人们不由得把她女性的魅力和她的悲惨遭遇联系起来，从而倾听她的控诉，同情她的命运。现在，瓦丽斯作为联合国的特使，正积极为废除这种性摧残而展开斗争。和她并肩战斗的还有许多欧美的妇女社会活动家。她们早在1979年10月就已创建了国际废除性摧残委员会，总部设在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喀尔。1982年，该委员会在达喀尔召开了一次关于“妇女和社会”的国际讨论会，要求世界各国政府禁止这种对少女的性摧残。迄今，苏丹和肯尼亚政府已宣布，切除妇女的性器官为非法行为，但是能否在穆斯林世界和原始民族中得到明令禁止，目前还有相当大的阻力，因为这种对女童施行割礼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首先，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使妇女便于保持贞操；其次，出于迷信，他们以为施行割礼可以促使女子青春期的到来而获得生育能力。按照他们的教义，女人没有生育能力是奇耻大辱。所以有些家长虽然心疼自己的女孩，却又不敢违抗族长的命令；也有一些少女担心不受割礼就不能出嫁，于是不得不忍受这种巨大的痛苦和羞辱。时至90年代，对女孩施行这种割礼，在埃及的穆斯林中还相当普遍。

弱者的觉醒

“女人啊，你的名字就是弱者！”——这一句莎士比亚的名言，概括了绝大多数女人的命运。女人何以是弱者？诚如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所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造成的。20世纪初，欧洲某些教士和医生创立的所谓“理论”，都是为歧视妇女而寻找根据。例如，1910年在德国出版的一本名为《论女人的生理性精神幼稚》（über de physiologischen Schwachsinn des Weibes），作者为莱比锡的一名神经科医生默比乌斯（Paul Julius Mobius,1853～1907）。他在书中声称：女人没有能力区分善恶。女人的本能使得自己像动物一样：依赖性、安于现状、无忧无虑。年轻的姑娘就讨厌学习，一旦结婚就变得更加蠢不可言，“常常在同床以后几个星期精力就开始衰退，智力大减，妇人们都会变得头脑简单”。当时一名年已69岁的德国女作家赫德维希·多姆（Hedwig Dohm，1833～1919）挺身而出，批驳这种谬论。她在1902年发表的文章中写道：“据我所知，有4类反女性主义者：一是正统的旧基督徒；二是大男子主义者——我把他们纳入性格软弱和智力贫乏者之列；三是讲究实际的利己主义者；四是痛苦母亲（圣母玛利亚）的卫道士们（其中包括在女性的坟墓上抽泣的悲天悯人者）。”多姆的言词显得泼辣而又轻蔑，给人的印象，好像当时的德国已有一股女权主义势力。其实不然。20世纪的头10年里，关于妇女问题的探讨，还仅仅局限在思想领域之内，例如争论这样的问题：生理必定能决定命运吗？——于是不少欧洲妇女为了争取男女平等，拼命锻炼身体，形形色色的女子体操班应运而生，如雨后春笋。但总的说来，一个女子在当时是不能勃然大怒的，更不能取笑一个男人。1900年生效的普鲁士公民法规定：丈夫是他妻子的监护人，只有丈夫允许，她才可以去挣钱。她不可以参加选举。在一般情况下，她也不能上大学。普鲁士的集会法禁止“妇女、中小学生和学徒”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尽管如此，德国女权主义的先驱者们在20世纪之初就已积极行动起来。她们主要是在大门紧闭的妇女联合会里讨论诸如妇女选举、妇女教育，妇女就业和堕胎等问题。历史的脚步迈得很快。1908年，她们已争得了妇女上大学的权利。同年，普鲁士的集会法作了修改——终于使德国妇女能像英国的女权参政主义者一样上街集会游行。

节育运动的先驱

时至90年代，在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发达国家，例如德国，仍然禁止人工堕胎。合法堕胎需得到教会的认可。罗马教皇坚持反对人工堕胎，而在实际生活中却又行不通。因此，堕胎与反堕胎的争端一度在德国闹得沸沸扬扬，至今未了。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所取得的成功，证明节育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不过，最早提倡节育的，并不是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领袖们，他们当时还站在反对节育的立场上。

德国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领袖蔡特金（约摄于1890年）  

1905年欧洲的一个妇女体操班。生理必定能决定命运吗？

1913年8月22日，克拉拉·蔡特金在柏林当着4000听众（其中2500名妇女）的面宣称：她反对“生育罢工”（Gegen den Gebarstreik），因为不久前“肚皮罢工”的口号从法国传到了德国。两名医生带着有关避孕方法的小册子在德国宣传这一口号。他们的目的是，清楚而又戏剧性地抗议剥削、抗议无产阶级妇女的悲惨社会地位、抗议无法忍受的生活条件。可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知名人物，包括蔡特金、罗莎·卢森堡，都反对节育。蔡特金在4000人的集会上说，党需要工人阶级群众，需要“为革命而战斗的士兵”。但是，从人群中传来这样的喊叫声，打断了她的讲话：“我倒想听听卢森堡女士怎么讲，如果她必须养活10个孩子的话。”

德国女权运动先驱赫德维希·多姆（摄于1863年）  

为节育而奔走高呼的先驱是美国的桑格夫人（Margaret Sanger，1883～1966），她是美国节育运动的创始者和领导人，早年学习护理课程，1900年与建筑师威廉·桑格（William Sanger）结婚，尔后在纽约曼哈顿的一家医院当妇产科护士。后来她和桑格离婚，但仍使用桑格这个姓。1922年与企业家斯利（Noah H.Slee）结婚。1912年是桑格夫人一生中的转折点。当时有一位年轻的女性因堕胎而死于她的怀中，她从此决心要使那些非自愿性怀孕的妇女从苦难中获得解放。1913年，他前往欧洲，学习那里较先进的避孕知识。在欧洲学习期间，她创造了“节育”（birth control）一词。1914年，桑格回到美国，先后编辑出版《女反抗者》（Woman Rebel）和《节育评论》（Birth control review）。1916年，她公然违抗纽约法律，在布鲁克林开设了全美第一家节育诊所。诊所开设不久就遭到攻击，她本人也被逮捕。当时美国法律规定，禁止邮递与节育有关的邮件，由于她积极宣传节育，使她经常触犯这条法律，因而多次被捕，但从未被判刑。面对强大的反对声浪，她毫不畏惧，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她认为，生育是基本人权之一。节育也是基本人权之一，适用于任何人。为了推广节育，她经常在美国国内和国外四处旅行演说，并写过大量有关节育问题的文章和书籍，其中1931年出版的《我为节育而斗争》（My Fight for Birth Control）最为著名。1921年，她创建了美国节育联合会，任该会主席至1928年。1927年，她组织了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国际人口会议。她是1953年在孟买成立的计划生育国际联盟的第一任主席。1966年卒于亚利桑那州的图森，享年83岁。

女性不应是二等

1949年，法国女权主义者西蒙·德·波伏娃的名著《Le Deuxième Sexe》问世，不久被译成其他文字，但书名不太好译，英文译成The Second Sex，德文译成Das andere Geschlecht（另一种性），中文译成《第二性——女人》，女人两字系中译者所加，但无论何种文本，似乎都很难把原作者想要表达的内涵表达清楚。西蒙·波伏娃的意思是：男性和女性原本应该平等，但是由于后大的社会因素所造成，性别居然也能出现等级，男性第一等，女性第二等。这就是她所谓的“第二等性”。

1945年在废墟中重建家园的柏林妇女  

好莱坞女演员梅·韦斯特（摄于1933年）。她常说的一句话是：“是你裤袋里的一支枪，还是你非常喜欢看到我？”  

英国女作家多萝西·塞耶斯（1942年）  

四蒙·波伏娃1908年出生于巴黎，14岁考上大学，16岁获学士学位，21岁成为高校哲学教师，同年结识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从此和他结为终身伴侣，但始终没有结婚，只是同居关系。1955年两人同来中国访问。1986年西蒙·波伏娃在巴黎逝世。她一生著作丰硕，《第二等性》影响最大，此书被人誉为是西方妇女的“圣经”。她在书中提出了不少著名论点，如“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人为造成的”，“解放妇女也就是解放男子”，等等。而贯穿全书的则是要求男女在性观念方面的平等。在性生活领域内，女人也不应该沦落为第二等，从而使此书成为西方“性解放”的理论经典。西蒙·波伏娃本人不仅是一个划时代的女性主义理论作家，而且是一个敢说敢干的实践家。1970年10月，法国爆发第一次争取流产自由化的示威游行。1971年初，包括西蒙·波伏娃在内的343名法国妇女共同签名发表《流产宣言》，她们宣称自己都有过人工堕胎的经历。由此开始了法国全国性流产问题大辩论。1971年11月，法国有三四千妇女参加争取堕胎合法化的游行。西蒙·波伏娃也在游行队伍之中。经过多次示威性的斗争和反复辩论以及新闻媒体的舆论攻势，法国政府于1975年1月通过议案，废除1920年颁布的刑法第317条款中禁止人工堕胎的规定。70年代的最后一年，法国议会正式通过了《自愿堕胎法》。而在20世纪上半叶，欧洲各国都禁止人工堕胎，它不仅给众多的普通妇女带来不幸，有时也殃及女中豪杰。英国女作家多萝西·塞耶斯（Dorothy Leigh Sayers,1893～1957）以创作系列侦探小说驰名英国和欧美，可是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位享有盛名的未婚女作家在她30岁时的1924年悄悄地生了一个儿子。她把只有几个月大的儿子送给一个表妹抚养。一直到1957年，也就是在她死前不久，她的33岁的儿子才知道多萝西“姨妈”原来是自己的母亲。

从何时妇女可以参加选举  

后女性主义者麦当娜（1991年）  

惊世骇俗的德国女歌手尼娜·哈根  

梅·韦斯特（Mae West）是好莱坞的著名女演员，同时又是自己参与拍摄的大部分影片的编剧。如1933年拍摄的《她害了他》（She Done Him Wrong），她在影片中扮演一个名叫罗夫人（Lady Lou）的荡妇。影片上映后，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票房价值已达200多万美元，从而拯救了濒临破产的派拉蒙公司。可是由于她喜欢用写实的手法，因而遭到检查官的非难，在美国和英国，大量镜头被剪掉，在立陶宛和澳大利亚完全被禁演。36年后的1969年，此片才在德国上演。当年她被人指摘为伤风败俗的“性弹”（Sexbombe），今天她被社会学史家誉为“对妇女的性生活产生过具有解放意义的影响”。

西蒙·波伏娃的《第二等性》带有浓厚的存在主义色彩，强调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而美国新女权运动的杰出代表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代表作《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一书则侧重在唤起女性的社会意识，争取妇女在政治和职业生活中的平等地位。此书出版于1963年，作者为写这本纪实体的书，跟踪调查了200位美国妇女，力求在书中表达她们的心声。作者在书中呼吁美国妇女必须出自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生活的使命感而坚持从事创造性的劳动，使自己获得新生。此书不仅被公认为是美国新女权主义运动的纲领性宣言，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人，而且成为继《第二等性》以后世界新女权运动的又一部重要著作。

有“铁女人”之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1989年摄于斯特拉斯堡欧共体首脑会议  

美国新女权主义者贝蒂·弗里丹

20世纪法国女权主义者西蒙·德·波伏娃（1949年）  

和西蒙·波伏娃一样，贝蒂·弗里丹也是一位敢于把理论付诸实践的人。1966年，贝蒂·弗里丹成立了美国“全国妇女组织”，亲任会长，该组织的宗旨是“要让妇女充分加入到美国社会的主要行列中去，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和职责”。1973年，该组织有会员1.5万人，1979年会员猛增到100万人左右，成为美国具有重要影响的全国性妇女组织。面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再次掀起新女权主义运动的高潮，美国总统约翰逊于1967年正式宣布，在联邦政府机构内雇用人员时禁止性别歧视。1969年尼克松总统又把这一规定扩大到军事部门。

回顾百年，今天认为理所当然的事——选举、上大学、就业、管理国家等各项妇女权利，在20世纪之初，每取得一项，都要经过艰苦的斗争。抚今追昔，确实令人欣慰。但当目光从历史的回忆中转到现实时，又不能不感到忧虑。许多事实众所周知：在阿富汗，塔利班人囚禁了全部女性。在印度，继续有妇女由于嫁妆而遭谋杀。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小姑娘遭到像瓦丽斯所经历过的那种性摧残。贩卖妇女，对女性的强暴，雏妓，等等，都迫不及待地需要改变。当然还有经济生活，据估计世界上2/3妇女的劳动，得不到报酬。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粮食由妇女生产，但她们拥有的土地仅占世界的1％。至今全世界还有13亿人口处于贫困之中，其中70％是女性。至于性观念的男女平等，也还存在疑问。一个名叫尼娜·哈根（Nina Hagen）的女歌手于1979年8月在电视台接受采访时，谈到自己在性饥渴时怎样用手进行自我满足，一时成为不齿于口的大丑闻；后女性主义者麦当娜（Madonna）的一身打扮，也是遭非议者居多。可见，在当今的世界上，真正的男女平等依然还是一种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