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73)

（文 / 布丁 丁河月 洪晃 孟湄）

高尚音乐

文 布丁 图 王焱

我对电台广播最初的印象是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报道，那煞是热闹，一会儿说“歹徒”如何，一会儿说“工人民兵”又怎样，我反复收听了许多次，完全是当故事听。后来，我听刘兰芳女士讲《岳飞传》，就更加痴迷。

再后来，我可以听到邓丽君的歌曲，听她唱“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我从小听歌儿就听得少，所以听歌词费劲，上述歌词在我听来总是“我每天都在洗澡，快赶走爱的寂寞”。

时光荏苒。忽一日，我买了一套音响，准备好好听听音乐，这时候当然不好意思再整天听林忆莲什么的，就雄心勃勃地准备听古典音乐。这自然有附庸风雅的意思，但内心向往些高尚的玩艺儿并不是过错，何况如今让我再听“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或“今夜你会不会来”，我也不感兴趣，早上醒不了你爱来不来。

借了一堆莫扎特回家听，觉得挺好，但因为常年没有听音乐的习惯，总免不了听着听着就不耐烦。于是我向专家请教，专家告诉我应该从一些小品听起，不要上来就听莫扎特，音乐也是一种语言，你要了解一些音乐语言后再去听复杂的作品。

我找了一些杂拌儿的古典音乐小品回家听，成效仍不显著，而且老隐隐觉得是在听“托福听力”，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

又有一天，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则消息，说英国有个孩子做了个实验，他养了3堆豆子，给一堆听古典音乐，一堆听流行音乐，一堆什么都不给听，结果显示，不听音乐的豆子长得最好，听古典音乐的豆子长得其次，听流行音乐的豆子长得最糟。这消息真让我高兴，不由得想到《射雕英雄传》里谭处端的一句话：“心开天籁不吹箫。”

但如今让我卖了音响心开天籁，我可不愿意。我倒羡慕那英国孩子，年纪轻轻就有丰富的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听，自己听不过来还给豆子听，不像我，小时候就爱听个“天安门事件”之类，还是个“四人帮”弄的“假新闻”。

男到中年

丁河月

都市女人往往是闭着眼睛找爱情，睁着眼睛找米饭班主。最理想的男人，就是像《乱世佳人》中的白瑞德那样，能将爱情和米饭一起端来的那一类。

这类男人一般都在坐四望五年纪，大器初成，有点儿地位，有点儿财富，有点儿经验，有点儿情调，有点儿来历不明的神秘。怪不得香港少女爱中亨。大亨垂垂老矣，满心满脸都是万劫不复的沧桑，经不住折腾，不好玩了。少年则是轻狂乖张，愤世嫉俗，缺少宽容，紧巴巴的爱你没商量，要命的是囊中羞涩，又心比天高，还不知道自己是谁。

中年男人来路清晰，去向明白，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也大致清楚，因而总是漫不经心，临危不惧，一副中流砥柱状。就像一张涂满颜色的画纸，添一笔不多，减一笔不少。他们经营的园地通常是这样的：不经意的角落，已经柳暗花明，蜂争蝶斗；用心良苦的地方，却可能一片荒芜。

Q哥就是其中一个，他早年一腔热血两手空空，渴望倚红偎绿，却屡遭遗弃，因而发誓有朝能“一日兼他两日狂”。他咬牙切齿，一心要出人头地。首先他攻下外语关，再考取经济学硕士，毕业后先进入一家外资企业，在大公司练够了拳脚后自开炉灶，刚巧遇上大好年头。渐渐地，挣来票子车子房子，赢得了面子妻子儿子。该有的都有了时候，他染上了“黄昏恐惧症”，之后诱发“激情死亡症”：日落之前，总要呼朋唤友，不能一人独过，死也得抓一个垫背的，搜罗红男绿女一齐进餐，表演脱口秀；而对着满桌美味佳肴会忽然丧失味觉，有一种找不着北的茫然；干什么都没劲，但工作一停就频频如厕，心慌意乱，用什么仪器都查不出毛病。这就是中年，中年男人基本靠惯性对付日子，以不变应万变，做事务求便利就手。一切鲜活的东西都格式化了，变成应用文。

Q哥有时也会对年轻的女人发生兴趣，但到了有条件去“坑蒙拐骗”时，他已成为“爱无能者”。将她弄到手又如何，你远离她她仰视你，你离婚她平视你，你和她结婚她俯视你。好不容易和一个女人结了婚，走过磨合期，干嘛再要体罚自己。撼山容易撼中年人难！

不惑，就是什么都看明白了。把什么都看明白了也就不需要再做什么了。

所有人都说我坏

洪晃

我原来坚信一条真理，就是如果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说我好，那我肯定是个坏人，至少是个变色龙。理由是世界上的人形形色色，如果我能讨所有人的喜欢，一定是我对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然的话不会有这么多人说我好。可是近日来我开始深深地怀疑我的座右铭，至少可以说我已经意识到其相反是不成立的：就是如果认识我的人都说我坏，这并不意味着我好，而恰恰相反，如果大家都骂我，那我肯定是坏人了。而更可怕的是骂我的人可以是与我丝毫无关的人，甚至是不认识我的人，他们骂我的原因也是由于我的私事。

具体地说故事再简单不过。我的母亲看不惯我的生活方式，我们一对话就吵得天翻地覆，因此，她擅自向我的朋友们宣布要和我断绝母女关系，并且把我最难为情的事情都拿出去说，以便证明她是对的，我是错的。这些都让我恼羞成怒，一咬牙，一跺脚，两个月不理她，恨不得给她嘴上贴胶布。谁知道我的这种做法不但没有制止她在外面乱讲，反而引起了公愤。

其中当首的很像美国演员Richard Gere。这个曾经是个奶油小生，年轻时在电影节有点名气，这个“Gere”不喜欢我是因为我得罪过他的恩师。另一个领头骂我的人长得像Harrywu。这个人有政治野心，已经侨居美国。我认识他，并且得罪过他。敲边鼓的人中有一个女的，很像Blanca Jagger，她曾经嫁过一个名歌手，离婚之后成了一个社交专家。还有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当过军官，倒过军火，很像Oliver North。这个人自己的名声也不太好，但是他一骂我反而得到了一种同情，他总认为正义是他们家发明的。

骂我的人里最让我伤心又受不了的是一个外交官的妇人，她像Bettybao Lord。她看我长大，应该很清楚我混到今天也是经过一番艰苦奋斗，可是她不但骂我，骂完之后还要共进晚餐，真是矛盾极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经过几个晚上的失眠，我意识到骂我的人之所以这么轻而易举地把社会舆论说服到他们那一边，是因为我帮了他们的忙。我总是强调这些属于私事，实际上已经成了公开的话题，不如实话实说，把家底亮出来算了。我也别天天抱着我的座右铭，还是先把我的错误澄清，向不该得罪而得罪了的人道歉。这样也许社会舆论就会理解我了。

(本栏编辑：苗炜)

从擤鼻涕到窗前的绣球花

孟湄

意大利儿童心理学家前辈，著名教育家蒙德索理(Montessori)在《儿童》一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回，她给幼儿园的孩子讲解关于什么是最好的擤鼻涕的方式。她先是仿了各种使用手绢的姿势，最后示范给孩子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最为文雅的方式：就是尽可能小地出声音，并且尽可能地隐蔽自己的动作。出乎她的意外，孩子们非常认真地听，没有人出任何声音，当她讲完的时候，孩子们爆发出一片叫喊：谢谢老师！

这是一群不过五六岁的孩子，他们把心理学家感动了，在这个小小的经验里，蒙德索理发现的是更多的东西：孩子需要尊严。我们要培养他们的尊严。她意识到我们大人常常大意了。我们的责怪太让他们感到屈辱，孩子们不愿意我们给他们的身上系上一条永远的抹鼻涕的手绢，不愿意我们训斥他们的邋遢和不干净。

这个小小的故事，我在夏天假日的火车上读给了上中学的大儿子。我以为少年的儿子会觉得好玩儿，笑一笑西方人的优雅。没料儿子当即说：妈妈快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吧，让更多的人都读读。我怔住了，又一次确信孩子经常比我们大人能够更直接地进入最重要的问题。他们希望我们改掉训斥的习惯，他们需要得到和守住他们自己的很重要的东西：尊严。可是我们大人呢？我们却太多地只注意些别的：他们的学习好吗？他们的考试成绩如何？他们比起同班的同学怎么样？他们该有什么样的特殊技能？怎么才能有更大的成功机会？我们偏偏没有注意像擤鼻涕这样的细节。

9月初，法国的电视报道了开学的情景，镜头从法国的学校一直走到莫斯科，电视镜头对准了第一次踏进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们。俄罗斯的习俗是开学第一天孩子们都穿节日的盛装，小男孩子打上了蝴蝶领结，小女孩穿着花裙子。报道说，有的中小学生弃学，他们一小时打工挣的钱，高过老师一天的工资，但是镜头前的老师依然温和从容。校长对学生们说：从今天起，你们开始了人生的大旅行，在卢布急剧贬值，经济黯淡的背景下，孩子的喜悦和校长的庄严让人感动，尊严从这里开始。

蒙德索理在半个多世纪前已经注意到了怎么对待自己和别人，怎么守住尊严，是我们大人应该给孩子的最简单最普通最首要的东西。她看到在自己办的幼儿园里那些出身平民的孩子们很快学会衣着整洁和举止文明；很快，他们把自己家里阳台上的破锅烂铁扔掉，换上一盆盆鲜艳夺目的绣球花。 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