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42)

（文 / 何木 布丁 叶蕾 小满）

打官司

何木

前些日子看报纸，发现了一条趣闻，美国一中年妇女，在某个超级市场买东西，她从货架底部抽一件商品，结果上面的货品掉了下来，砸了她的头，该妇女于是状告超级市场，要求索赔若干。

有趣的不是这件官司，而是这件官司获奖了。美国人组织了个“每月诉讼奖”，奖给那些好打官司的人，评“每月讼棍”，被砸了头的妇女获得此奖。

显然，这个奖颇有些调侃的意味。

我们这儿没有此类评奖，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每隔一段时间，也必有一场官司闹得沸沸扬扬，主角像是个英雄，因为他要打的是个大官司。

说是大官司，是指被告一方都大有来头，比如某位消费者状告肯德基家乡鸡，被告方是一家大型国际企业，原告方是一平头百姓，报纸上的题目就叫“布衣之怒”；再比如一位中国乘客状告美国一家航空公司，被告又是大企业；传媒似乎喜欢这类题目：状告索尼，状告东芝，以显示我们能理直气壮地跟洋人理论了，不管它来头儿多大。

这也许是法治社会的一种表现吧，遇到不平事，就以官司论之。但我以为，打这类大官司，宣扬这类大官司，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多么地“有法可依”。

比如说某单位，租了另一家单位的房子，签下10年合同，过了些日子，房东觉得租金要得太少了，就给人家停电，按理说，这儿有一场官司好打，租房者有理由状告房东，可惜，租房者想和平相处，寻求“私了”的途径。

“私了”自然也是一种法律手段，但有些更小的事，却连“私了”也办不到。

我的一位朋友，最近颇想打官司，他的邻居装修住房，装修前跟他打了声招呼，说可能吵一些，要求体谅。打过招呼之后，施工队就搬进去，天天早晨6点多开工，如此近一个月，这位朋友的生活习惯是早9点起床，因为邻居装修，被弄得神经衰弱，睡眠不足，他想讨回一笔“扰民费”以求心理平衡：既然公家施工，要给附近居民以“扰民费”，那么邻居施工，也应该有“扰民费”一说。

当然，这位朋友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真的向律师咨询，他只是觉得，为了邻居的一声招呼就要牺牲自己一个月的好觉，太亏了些。

我倒是真的希望他能去打这场官司，这也许会促成这么个合理的办法：哪一家装修，应与左邻右舍协议个施工时间，照顾好别人的生活习惯，实在照顾不好，就出点儿扰民费。像唱卡拉OK 扰民、装修扰民的这类问题，还摆不上法庭，绝大部分要要求当事人忍让了之。

打大官司是好事，但是，如果有足够的小官司来提醒我们规范自己的行为，来表明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精细，那才是更好的事。我们鸡毛蒜皮的官司太少了，细枝末节的事不能理论清楚，生活就粗糙。

才女如云

布丁

上大学前，我不知道什么叫才女，那时的女中学生都拼命念书准备考试，我知道她们功课好，但没听说谁用“才女”称呼她们。

大学里的风气很坏，其中一条就是比谁有才华而不是谁的成绩更好。因此，我得以见识几位才女。

才女甲，说话尖刻，比如“男人有两种，一种坏，一种要伺候，没有好男人这一说”，我听了就很是如雷贯耳。才女甲说话总这个套路，好用短句，像打嗝一样。又比如她引用法国人加缪的话：“爱有两种，一是燃烧，一是存在，但二者不能共存”，我听了又是如雷贯耳，回家就翻加缪的书，想查出确切的出处，结果没查到。便再去问人家才女，才女甲告诉我，这是她从亦舒小说中看到的，接着便向我推荐亦舒的小说。

我读了亦舒的小说后才明白才女甲的风格从何而来。此后，她再对我说“女人有两种”或别的什么有两种，我就不觉得如雷贯耳了。

套用一下这恶俗的套路，可以说“才女有两种，一种是亦舒型的，特冲，一种是张爱玲型的，特大家气派。”

才女乙就是后一种，懒洋洋的，对什么都提不起精神似的，她当然也给我引用过什么，比如红玫瑰和白玫瑰，娶了红玫瑰，那红就慢慢成为蚊子血，白的依然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那白就会成为饭粒儿，红的还是心口的朱砂。这段话凡是读张爱玲的人大都会背。

我这里追述才女甲和才女乙，是想说明我对女人的一大误解，那就是女人的才华不过如此，要么来自亦舒的点拨要么来自张爱玲的点拨，没有什么更高妙的。

显然，这是井底之蛙的看法。

工作之后，我接触到更多的女人。她们嘴里的话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但绝不肤浅，比如“后现代”，比如“工具理性”等等这些词。可惜，我从来没把她们当作“才女”，觉得她们有学问有才华很正常。我消除了我的“蛙见”。

最近，朋友们告诉我另一大说法，问我是否知道“中央台三大才女”，这儿的“中央台”当然是中央电视台，三大才女是说那儿的3个节目主持人，一个出国了，念了硕士，写了书，最近在全国签名售书呢；另一个曾参加过什么辩论会，不仅嘴厉害，小说也写得好；还有一个是主持新闻节目的，在刊物上写专栏，发表自己的日记等等。

我想，中央台有本事的女人绝不只这3位，但她们被放到一堆儿说，只因为她们除了电视之外还写作，好像干了什么份外的事似的。接着又想，才女这称呼是不是也有类似的起因：一个女的，非得显示出自己有才华来，结果才被人叫成“才女”。

玩具的理想

文 叶蕾 图 王焱

人们说，玩具的最高理想是变成人。

去年的电影《玩具总动员》里，巴斯光年的最大悲哀是：它是玩具，不是真正的宇航员。它不能正视这个现实。

传统的童话《木偶奇遇记》告诉我们，也许是通过我们转告玩具们，只要不说谎，听话，好好读书，木偶匹诺曹就能变成个真正的男孩子。

我的女同事家中养了一只小狗，居然名叫“虎虎”(这个名字十分具有讽刺意义，当联想到“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时候)。同事的母亲爱此活动玩具甚于爱老伴和两个女儿，经常学了越剧《红楼梦》里紫鹃指鹦鹉骂宝玉的话来针贬家人，翘了兰花指指着此犬道：“世上的人儿不如它！”

我上学时陪住美国留学生，女同屋有只玩具熊，我用音译法给它取了个中文名“伯菲”，那女同屋让它和她自己同姓，完完整整地喊它“霍伯菲”，仿佛是她的弟弟。她说她父亲是个中学教师，独自开车上班，她就让霍伯菲坐在父亲右边的座位上，还替它绑上安全带。“它陪他一起上班。”这是只有十一年“岁数”的小棕熊，已经可以修炼成人了，还是个美国人。霍伯菲屁股上有个标签，上面印了三个字：MADEINKOREA。

我自己也有只玩具熊，我对它日久生情，常说的话是：“泡泡(我的熊的名字)要是个真小孩就好了。”

而庄子那段饶舌的话是怎么说的来着。你非玩具，你怎么知道玩具的心事呢？你非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玩具的心事？

在变不变人这一点上，它们真实的想法究竟是什么？

无牵无挂的日子

小满

30岁那年，我和一个朋友从北京骑车去了烟台。一共一千余公里的路程，我们只是走之前看了看地图，量了量距离，在一些我们认为合适的地方画上圈，那是准备要投宿的地方，把自己正在骑的自行车又修整一下，就上路了。后来事情的进展竟然一如我们所事先计划的，每个画了圈的地方我们都住了，整整走19天，第20天我们乘火车返回北京。事情就这么简单。

说这件事简单，是说我们说要走抬腿就走了，就像是去趟动物园那么简单。我不用考虑家里怎么安排；我也不要考虑这趟旅行要花多少钱，这钱该怎么攒，或是能找什么地方资助，因为这趟旅行特省钱；我也不要考虑我的工作怎么办——说这话真有点对不住我当年的领导；我连车票上哪去买都不用操心，只惦记着要带上打气筒子。我要操心的只有一件事：我怎么弄出这19天假来。其实这事的解决也很简单：我每年有15天法定的休假，再加上国庆节有4天的休息，这样就谁也拦不住我去了。

现在回想起那趟旅行，满脑子都是金秋十月华北平原的灿烂景象。我们行进在丰收的田野之间，脑子里只有一个单纯的念头，就是把今天的里程走完，再不想其他的事。真有点隔世之感，因为这日子大概是一去不复返了。在今天我要想再做这种事，好像是天方夜谭。首先家里有了拖累，孩子当然是最大的牵挂；其次是我的体力和财力都是不可忽视的考虑因素；再有一个最大的掣肘，就是你怎么能有这20天的无牵无挂呢？那时候好像整天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就是20天什么都不干，也看不出对生活有什么影响，哪像是今天，时间就是金钱，金钱就绝不能被浪费，每一天都是有目的的，都被周密安排好，每天像是有操心不完的事，你从东城奔波到西城，去赶场，从西城又奔波到东城，去应付，好像是这许多事没有你就真的不行了？或者反过来说，没有那么多的事你就不行了？我们担心工龄不够升不了级，担心关系没拉好谋不到好位子，担心该分给我的房子因为谁谁走后门给抢走了……我们每天打不完的电话，做不完的例行与不例行的公事，今天比从前忙多了。

我知道，时间不可倒流，日子不可逆转，现在让我过从前的日子我肯定接受不了。但是我真想还有那种——我也不知道今天二三十岁的人还能不能有——无牵无挂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