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38)

（文 / 耳耳 倪迅 杜比 李是）

当『家』人

耳耳

第一次接触英语的时候，发现老外造词和我们是一个方法，不论干什么的，加一个“er”，便成了干这一行的称呼。比如干活，加一个er，便成了“工人”(worker)；在“鱼”后面加一个er，就成了“打渔人”(fisher)。

这和我们在“工”后面加“人”成为“工人”，“渔”后面加“民”，成“渔民”，是一个道理。

然而时间长了，发现同一个道理却有些不同。比如在我们三百六十行中，有许多“家”，什么作家、画家、音乐家、评论家、革命家等等。

按道理，人在哪里都会分个三六九等，但在老外的英语中，却怎么也找不到“家”这个说法。以画画为例，老外画画，往往都用油彩，不用水墨，所以画的画也是“paint”(油彩)，画画的人，便是painter。至于所作的画好坏，那自有各人评说，说好的人再多，称为“家”还是不可能的。

还有所谓作家，在说英语的人眼里，就是写字的人，“写”(write)加上“人”er，就成了writer，我看还是译成“写手”比较好。你首先得写出书，才有资格用另一种称呼，即“作者”(author)，是这本书的主人。至于你写的书好坏，那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你说这个author这本书写得好，他还会说写得很臭；你找个人在《纽约时报》书评栏里捧两句，还会有人到《洛杉矶时报》骂你两句。讨论完这本书，你又没有资格称author了，仍然回到“写手”的身份。

现在的人写书都用电脑，其实就是打字机，在办公室里，专门替人把草稿打成正稿的，便是typewriter，即打字员。在中国也有这样的行当，不过即使一分钟能打200个字，也没有什么机会出名，所以也没有把“家”冠给打字员的，身份地位一目了然。虽然在英语中从来也没有人把typewriter当成用打字机写书的writer，但粗看上去两人的地位真是没有什么分别，打字员就像是“打字家”。

各个行业会有许多不同身份的“家”，过去管一个工厂称为“厂长”或“党委书记”，现在开一辆宝马或奔驰管一个快倒闭的厂就是“企业家”。演过些好戏但其实再也演不出戏的，仍然和普通演戏的不一样，前者是“表演艺术家”，后者是“演员”。经常不看戏但认识许多编辑可以随时对新戏发表评论的，是“剧评家”，而你看过了戏对他的评论甚为不满并写了反驳文章去，只能是“观众来信”。

所以我对自己的职业甚为不满，因为我是个记者。在新闻这一行里，没有“家”一说，顶多有“著名记者”，简称“名记”。日语中就把写新闻的人称为“记者”，日本人像美国人喜欢加er一样，喜欢把干什么的都叫作“者”，以示平等。我怀疑记者这一称呼，来自于日本。

我们古代向日本输出了许多文化，包括文字，但从来没有教给他们以“家”来给人分高下。

所以我觉得，郑和与鉴真和尚，白当了一回“航海家”和“外交家”。

不负责任

倪迅

有一个人，长得和我有点儿像。只这一点，就让我觉得亲切得了不得，于是成了朋友。可那些跟他有些来往的人们总爱悄悄地劝我两句：躲他远点儿，这人没一点儿责任感。

这点我多少也有些体会。有一次我懒得下楼，请他帮着把饭打回来，结果等到睡午觉也没见到饭的影儿。据见到的人说，他正和一女孩如火如荼地坐在食堂的大桌子前吃饭。当然，还有更耸人听闻的消息传来，他姐姐忙于加班加点地工作，托他去幼儿园接小孩，答应得好好的，可到了点儿却是阿姨把泣不成声的小囡囡送回家。

不过，我的朋友却不以为然。吃饭是个人问题，孩子也是自己养的，凭什么让别人跟着操心。这点我也同意，懒人总是让勤快人惯出来的。

3年前的一天，他兴冲冲地找到我，告诉我他有一个重大发现。他指的是卢梭的《忏悔录》，卢梭这厮生养了5个孩子，一个不剩地把他们丢给育婴堂，还信誓旦旦地说，这是他能想到的最好、最公正、最体面的解决之道。对熟识的人，卢梭从不忌讳谈起这件事，同时还深感遗憾，深悔他父亲未能如他一样有远见之明，使他的童年受到良好的抚育。

“多了不起。”朋友对卢梭顶礼膜拜，当然也免不了对现实社会深怀忧虑。卢梭的环境中为育婴堂添丁增口或许是件值得骄傲的事，可现在呢？我笑道：“结婚前，你不妨先跟未婚妻订个协议，当然，最好是找个志同道合的。”

“用不着，用不着。”朋友很认真，“卢梭是什么时代？他想不生都不行；现在是什么技术？一切都在控制之中。”

朋友很自信，带着无所谓的态度和一个他也说不上是喜欢还是不喜欢的女孩恋爱了一段，又结了婚。结婚以后，他常给妻子读《霍乱时期的爱情》。对这本书，他的评价是：一部教男人如何生活得快乐的指南。小说里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个男人有3个情妇，每个都在外边干活，男人过得像皇帝一样，而3个女人则拼命挣钱，为的只是晚上能受到君主的临幸。

朋友最近总向我打听冷冻精子的技术，在做手术前，他想先做些储备，以备翻悔。他老婆处心积虑地想给他生个孩子，为保障不做父亲的权利，他只有先在自己身上动点儿手脚了。

我的“Game病”

文 杜比 图 王焱

刚接触《Pipe Dream》这个电脑游戏时，我是蛮紧张的，后来渐渐放松；直到有一天，有个家伙指导了我一番，并告诉我他的记录是22万分，这一下培养了我疯狂的热爱；每天花两三个小时去“接水管”，一个月后，我的纪录已接近70万分。到了这个境界，我感到有些无聊。于是，我删去了所有的“高分纪录”，像古代剑侠功成身退，一笑不留名那样。

接着我开始玩《立体俄罗斯方块》，刚开始，我和我的“方块导师”的目标只是超过10万，没过多久，这目标就达到了。此后，我每天要打“方块”，看着最高纪录慢慢上升，17万，17万5，18万，终于在某个午后，我打到了22万分。

“立体方块”有自动档，由电脑演示，我常常盯着看，幻想有一天能玩到电脑那个水平，游戏的乐趣早已不复存在，我所想的就是再打出个最高分。

玩《Pipe Dream》时，我每晚睡觉前，头脑里全是水管，玩“立体方块”，睡前则是纷乱的方块在飞，这症状在白天也发作，解决之道是坐到电脑前接着玩。

当然，还有个办法就是换一种游戏，比如我开始打《Doom Ⅱ》，这样，头脑里纷飞的方块不见了，现在的症状是，一看见电脑，就觉得《DoomⅡ》里的魔鬼冲我呼唤：来跟我们杀一阵。

沉迷于电脑游戏时，人总是很神经质的，游戏本来是让人放松的，可惜，玩电脑时不会放松。

轻松、简单、缓慢，这些词不是电脑游戏的“主旋律”，紧张、繁杂、快速才是好的电脑游戏的标准。

这标准由电脑界定并影响着现代人的生活，我的日子够紧张够复杂够快速了，但每天的缓解方法还是坐到电脑前，度过一段更紧张更繁杂更快速的时光。

理想

李是

昨晚接一长途，是兰州的小秦。好像是在路边，卖桔子的嗓子哑了，一个小孩在哭。电话挂了，像是关掉老也调不准的收音机，有些无聊。

小秦说了，“我最近完成了《为我颠沛流离的青年时代》，邮去你看看”；“我下月去北京布置一下工作，顺便看你。”

小秦今年22岁，《为了》是他的第三篇自传。他在兰州的一家保健品公司的办公室里做文字工作。

3年前的这时候我俩在大学里相识。那时候我的发梢及腰，因为暗恋着一个暗恋别人的人，多少带了点漫不经心的绝望。我这副自虐狂的表情被戴眼镜的小平头小秦捕捉到了，他“认准”了，“这就是迷茫”，他说要帮我找到理想。

大学里常有这么一类人，“打远方来”，居食无定，谈话总是从中间开始，头发打着绺披在肩上，喜穿黄军装或背个绣红五星的书包，平日里神情淡远，但在女生宿舍前面，烛光诗会上你常可看到他们活跃的身影。他们不是学生，他们是流浪诗人和摇滚歌手。小秦很讨厌别人错把他和他们归为一党，“我是要进中南海的”。

小秦的政治理想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他不仅以姓氏称呼领导人，而且写了一些“试论”“刍议”“之我见”之类的他所谓“手稿”，天天背在他称作“行囊”的布袋里面，随时准备应付“集会”“讲演”以及大一女生。当然小秦也写诗，“南方”“瘦瘦的足踝”“白马过芦花”一派。侠骨柔情，齐了。

小秦在北京的日子长了，“中南海的话题”一天比一天含蓄。小秦舍小饭馆进食堂了；小秦贴出合租启示了；小秦在水房门口卖打卡磁带了；小秦说“哥们儿这饭谁请了”……小秦从家里带来的钱用完了。

终于收到打着小秦家乡邮戳的信了——小秦是什么时候离开距中南海只需20块钱“面的”的红平房了，什么时候离开北京了？

小秦工作了，念“自考”大专了，找女朋友了。小秦又来信了，“在一个复杂的时代做一个复杂的人要比做一个纯粹的人更艰难更伟大。……”

小秦是选择艰难还是放弃了理想？但不管怎么说，小秦爱用书面语说话的气势保留下来了，像我们的——弟弟一样。 电脑卢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