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有没有自己的节

文·王锋

汪晖(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题目，话题是由一本挂历引起的。上次逛琉璃厂，看到一张二三十年代的单张月历牌，中间是一幅广告画。人物脸像古代美人，穿得却现代，衣边涂有纹路，不中不西。下面标明的时间有3个：民国多少年，纪元年，阴历年。一个民国，一个按西洋基督教，一个按自己的传统，3个时间并列。这很能说明问题。20世纪以后，整个东方社会普遍接纳了公元纪年方式，时间概念、空间概念都发生变化，这是整个文化发生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这张月历牌，广告、美女、装饰感放在一起，可以感到一种文化的渗透。

李零(北京大学教授)：月历牌是年节文化的一个部分。年节文化是人类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节”是一种节奏、节拍，是“时间的分流和切断”，它使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变得有节奏和弹性。节是一种“假”，它让我们从紧张的工作中退出来，放松一下、快乐一下。

中国农历的节气是很自然很科学的，用农作物的生长周期来框定自己的生活周期，十分贴切，社会的节日呼应着大自然的节气，很有些“天人合一”的意思。

中国的农历年节体现了一种循环，燕子来了，叶子黄了，周而复始，一个一个轮回。不像阳历，线性发展，体现了一种纵深。这是两种哲学。

中国的节还体现了一种“狂欢精神”。过节时城门不关，很早发明了火药，制成鞭炮，闹出各种响声。节日放纵了人们宣泄的本能。

吃也是节日的一个重要组成。辛勤劳作了一年，过年凝聚了人们一年到头的全部企盼，是现在平日里就酒足饭饱的人无法体会的。

历史发展到今天，天翻地覆了。各种文化的传播、交流、冲突、融汇都很急剧，年节文化的民族特性与社会现代化的变异如何协调，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赵世瑜(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古今中外都是这样，其实各种节日，既有上古遗留下来的，也有不断追加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历史上确有几次重复的节日演变，有增有减。人类社会的节日其实总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之中。社会的发展，使人们不断产生新的需要、新的活动，于是从中不断产生新的节日，如新年、国庆、八一建军节等，就是我国近现代历史上新加的；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与社会需要不符的传统节日在被淘汰。清初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中记载的一些节，如中和节、填仓节、二月二、六月六等，就已经消失了。这种情况，各民族、各地区都存在。节日的兴衰，主要取决于节日本身的可变幅度和文化兼容性。像我国的的春节本身就有新周期循环的仪式性，而且包容越来越宽，如近年用贺年片取代帖子，用电子声控机械灯会取代古老的油、蜡灯，除夕守岁还可看电视迎春晚会等，这样的节日本身那么丰富和庞杂，且吐故纳新，我想是很难被淘汰的。

李零：淘汰固然不至于，但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对帖子和蜡灯还是很留念的。现在过年过节越来越提不起劲。春节鞭炮没了，中秋月饼又太硬，只好利用节日睡大觉。

从历时过程来看，中国农业的初始形态和农业重心的转移，对节日格局的形成和变迁起着决定性作用，产生于干旱气候条件的黄河谷地、以黍稷裁培为中心的杂谷型农业，造就了北方经济的优势地位。春秋少雨，作物生长在雨量和日照都很充沛的夏季的气候特征，决定了古代中国“春祈秋极”的节日模式。

后来利玛窦进来了，说是宣传宗教，结果釜底抽薪，把历法给废了，废了你的时间表，你还过什么节呢?整个社会都不断与西方掺杂，节日的洋化就不足为怪，传统的再造已不是传统了。接下来西化愈来愈凶，从城市到农村，兵败如山倒。

赵世喻：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明末清初利玛窦带进来的一套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是有限的。首先利玛窦的影响主要在上层，而年节文化是一种身体力行的东西，主要渗透在下层民间。利氏那一套对老百姓的心理深层基本不构成冲击。再则，利玛窦带来的东西是西方文化中比较落后的，伽利略、哥白尼都没带，这样并不刺激，无法真正触动痼疾深厚的中国社会。我觉得西方历法年节真正的进入是伴随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而来的。战争失败后，老百姓的强势文化心态变为弱势文化心态，对西方那一套才容易接受一些。而这种接受至今都只是越来越强地表现在城市，对农村的影响相对迟缓得多。最近我去广西一农村调查，这村子离城镇并不远，可杀猪祭神的习俗都还保存完好。

我觉得中国年节真正的大变化是1949年以后，政府直接沿用西历的公元纪年，没有像国民党那样来个民国元年，从这点看共产党比国民党更世界化。“三八”，“五一”等西方纪念日都是1949年以后引进的。

法国巴黎的新年焰火，狂欢是节庆很重要的方面  

李零：原来中国文化中有各种各样的节，现在这些节能保存下来的除了春节，还有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西方引进的节则越来越多，比如圣诞节、情人节、母亲节，甚至鬼节、愚人节。节的引进有政治的原因，也有人们对生活本身理解发生变化的原因。圣诞节近年的进入就是因为它有圣诞树、圣诞烛光，有唱诗，这些在我们传统节日中是找不到的。生活发展了，人们的五官七窍需要新的刺激，谁能顶得住呢?我觉得，传统节日的主要威胁还不是来自西方的节日，而是我们的农业社会不可逆转地向现代社会转变。因为我们很多节日都是依赖于农业生长周期依附于农业社会的，国家一现代化，这个前提就越来越弱，节的氛围也就越变越淡薄了。

赵世瑜：应该说，是节日的氛围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产生变化。现代国家出现后，国家和民族意识空前强烈，一些现代意义的纪念日应运而生。如马丁·路德金纪念日、孙中山死后的“国父纪念日”等等。这些纪念日因不能和老百姓的休闲配合在一起，所以不能构成“节日”。在老百姓那里，它本身的政治意义相对淡漠得多。另外如“六一”的意义对孩子们来说就是看电影、少上两节课；“三八”的意义对妇女同胞来说就是能在家里打毛衣。这类节日很不稳定。

至于当代社会节日的东西方交流，是大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中国传统社会男女授受不亲，现在这点打破了，人们自然需要一个节日来粘合陷入情爱中的男女，于是来了西方“情人节”。春节应该说是中国人最稳定的节日，不管时代如何变化，春节总是最重要的。只是随时代变化，节日的表达形式也在不断变化而已。我以为，不能简单地来定义现在究竟还有没有我们自己的节。因为一方面，有许多西方的节到了我们这儿，已经换上了我们自己的内容，改造了它原来的性质；另一方面，我们自己的节也正在变化成文化输出，变成全球文化的一部分。比如以前，中国的春节在西方社会只是在唐人街里放放鞭炮，耍耍龙灯；现在不了，每年春节美国总统都要有电视讲话，感谢华人对美国社会发展的贡献，祝全国华人节日愉快。国家还要在初一发行生肖邮票。这些都说明，在天下越来越小的前提下，许多文化概念都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甚至使我们难以言说，这种难以言说本身就是我们时代的特征。

(王锋整理) 中国节日利玛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