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与一部书的传奇

（文 / 李菁）

( 1956年在北京新馆会议室，王芸生（右三）与《大公报》同事 )

“1931年”，是王芸生重述自1871年始、以60年为时段的中日关系的终点，却是他个人对纷繁复杂的中日关系开始研究的起点。

说起王芸生与这部书的“缘起”，离不开中国新闻史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原《大公报》总编张季鸾。

1931年在沈阳爆发的“九一八事变”令举国震惊。当时在国内颇有影响的《大公报》除了在第一时间报道了事变、第一时间采访了张学良外，据王芝琛介绍，事变第三天，《大公报》很少有地召开了全体编辑紧急会。会上张季鸾宣布两项决策，一为“明耻”，二为“教战”。“明耻”即尽快开辟一专栏，记载自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直至1931年的重大事件，帮助读者了解甲午以来的对日屈辱史，栏目名称定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那时刚刚30岁、算不上名气很大的王芸生成为张季鸾期望的人选。20年代，为《华北新闻》写社评的王芸生，因与《大公报》笔战而被张季鸾赏识，进而进入《大公报》，成为一段佳话。

“张季鸾对父亲一向很赏识，这是他把这个工作交给父亲的首要原因;另外，张季鸾可能也意识到这个任务工作量浩大，年轻又刻苦的父亲也是一个合适的人选。”王芝琛说。当时王芸生还只是《大公报》地方新闻编辑，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很坦诚地写道:“我当时只是一员编辑，对历史并无研究。但以义不容辞，率尔操觚，实甚浅陋。”

( 王芸生 )

按照筹划，新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如果每日刊载一段，大约需要两年时间。王芸生的办法是边搜集材料、边写作、边发表。从1931年10月开始，王芸生连续三个多月，奔走于京津之间，往来于故宫博物院和北平各图书馆，此间，尤其得到了故宫博物院单士元老先生的帮助。“父亲与单士元很要好，他把压箱底的史料都拿给父亲看。”如果说王芸生在后期的名气与《大公报》本身的名气彼此辉映，那时尚属无名之辈的王芸生，更多的是凭借《大公报》得到了这些帮助。

单老先生曾著文回忆这一段，他说，清朝后期编写的一些外交材料，“已无忌讳”地系统地记录外交来往文件，而这些历史档案又在溥仪出宫后公之于世，所以他也毫无保留地提供给了王芸生，这也使得我们后人得以窥探很多重要历史人物几乎原汁原味的对话。

“我父亲后来跟我开玩笑说，他自己‘史运亨通’。”王芝琛微笑着回忆。但在儿子眼中，使父亲最终有所成就的因素，除了天分和运气，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为外界所忽略的，其实还是“勤奋”。

那时王芸生面对的是浩如烟海的史籍和档案，白天在这些未加整理、杂乱无章的材料中耐心寻找、精择细选，晚间还要伏案写作，经常是通宵不眠。同在《大公报》的老报人曹世瑛后来回忆，《大公报》迁到法租界电灯房后，“王芸生坐在没有自然光线的数据室里”，终日孜孜不倦地写作。

这种品质从王芸生的早期开始，一直伴随了他一生。“父亲真是太努力了!”王芝琛感慨。出身贫寒的王芸生只读过几年私塾，在茶叶店打工时捡小蜡头留晚上读书用，“他身旁放一盆冰水，发困时就把脑袋放在水里泡一会”，在王芝琛的印象中父亲好像无所不知，“我随便提起某个历史人物，他就能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一大堆故事，还有古人诗词，甚至可以倒背如流，我真的服他!”

1932年1月11日起，《大公报》隆重推出专栏“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每日一段，连载长达两年半之久，无一日中断。首篇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这16个字，铿然有声，爱国之忱，跃然纸上。这一系列长文虽然以“中日关系”为切入点，但实际上是在60年来远东国际关系的大格局上，推演出中日关系的来龙去脉。

“这一系列文章受到的欢迎和造成的轰动是我父亲没有想到的。”王芝琛说。王芸生借此文章一下“声名鹊起”。“那段时间找父亲的人很多”，王芝琛说，包括一些仍旧“扎小辫”的前清政府的官员，也包括袁世凯的一个儿子，他们把自己掌握的史料提供给王芸生，由此形成了一个良性效应，王芸生手上的材料也越来越多。

记者笔下的历史，与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有何不同？王芝琛说，也许是得益于做记者敏锐，王芸生能从纷繁复杂的史料中抽丝剥茧，找出大众关心的故事，再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出来，“每一段历史都是一个故事”，较之于板起面孔说话的历史学家，更易为大众所接受。

但很显然，王芸生影响的受众并不仅仅是普通大众。1934年8月，由张季鸾介绍，王芸生到庐山，为蒋介石讲了两个多小时的日本问题，王芸生后来告诉儿子，蒋介石似乎对“三国干涉还辽”特别感兴趣，问了很多细节;同在庐山见到的汪精卫则对王芸生十分客气，表示需要资料的话他也可以提供。而那时已经开始长征路的毛泽东据说也在阅读此书，它的影响可见一斑。

自1932年起，《大公报》将已连载三个多月的文稿汇集成册，出版了第一卷。以后又陆续推至第七卷;但王芸生的专栏并没有如愿将60年写完，1934年5月，写到1919年的时候，已擢升为编辑主任的王芸生搁下了笔。“他实在太忙了，《大公报》一篇篇社评写得很吃力，他不得不停下来，想着以后有时间再写。”虽然只写了48年，但在结集出版时，这套书仍定名为60年，这也预示着王芸生，也是大公报的一个心愿。

但对王芸生而言，这一“等”已是匆匆数十载。1957年，周恩来遇见王芸生，重提此事，王芸生与历史学家刘大年商议的结果是:大改困难太大，小改意思不大，倾向于中改。所谓“中改”，其实也近乎重写。“父亲从那时开始为第二版做准备，积累了很多资料”，但如王芸生自己所言，“到1966年5月，国家形势有了变化，个人遭遇也很不平常，于是再度搁笔”。

此前，王芸生“受邀”为《大公报》写史，在那个历史时期，王芸生也不得不学会用最流行的政治用语，后来也致力于研究《大公报》史的王芝琛说，他有一次留心观察了一下，父亲在短短两页的篇幅竟有14处把他热爱的报纸定义为“大资产阶级”报纸。晚年的王芸生告诉儿子:“那是我最违心的文章。”私下里，王芝琛得知王芸生对写史已有了本能的抗拒。

被视为自由知识分子的王芸生虽然被毛泽东“钦点”而免去“右派”，但境遇不佳。对王芸生一家而言，“最戏剧性的变化”来自1972年。“那年田中角荣访华，和毛泽东谈话时，数次提起父亲的这本书，毛主席扭头问周总理:‘王芸生现在干嘛？他还可以为中日关系再做贡献嘛!’”第二天，王芸生就收到了参加国庆23周年招待会的请柬。所以后来有人议论，究竟是毛泽东、周恩来还是田中角荣“救”了王芸生，而王芸生在晚年流着泪告诉子女的答案是:是这本书救了我，让我多活了好几年。

修订之事再次被提起，1979年，自感身体不支的王芸生，后经历史学家建议，从1920到1931年中日关系史用大事记形式补上。1980年，三联书店在最短时间内将这套书出版、发行。3月，王芸生终于在病榻上见到了由赵朴初题写书名的新版《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八卷本的第一卷样书。弥留之际，老人捧着书，执著地要将书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5月30日，王芸生在北京病逝。“第二版只是在史料的细致和真实性上有修改，并没有太多地受意识形态影响。”王芝琛说，但他也承认，王芸生在第二版中对李鸿章、袁世凯的看法做了调整，王芝琛坦率地说，王芸生在再版序言中也刻意加上“国无常仇”这样的话，很显然也是出于70年代末中日友好的大局而写的。

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2005年，《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第三版由三联书店出版。在中日关系更加错综复杂的今天，这套书却仍然可以冷静地引导人们重新寻找历史的枝枝蔓蔓。“现在很多人提及日本只知道盲目发泄一种情绪，却并不知道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什么，这些现实问题是如何产生的。父亲的这套书对此提供了‘透明’的材料，如果说过去它的历史功用是‘明国耻、救国难’，那站在今天再看这套书，显然它又具有更丰富的现实意义。”■ 一部一个父亲大公报王芸生中日关系张季鸾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