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假如没有包豪斯

（文 / 钟和晏 朱步冲 困困 费多多 小贝 尚进）

在亨利·福特用装配流水线实现他的标准化理想之前的1910年，27岁的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就已经在论证美的创造和工业化的生产可以完美地统一起来。他注意到在美国，托马斯·爱迪生已经广泛地使用了浇注混凝土和铁制的标准构件，从而预见到了一个在建筑中不需要瓦工和木工的时代。这种关于标准化建筑的论证后来到了勒·柯布西埃的设想中，成了没有阶级差别的建筑美学，用亨利·福特装配汽车的方式来组装房屋并且像建造飞机一样，用同样的结构方法和轻型材料做框架和支撑。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艰难的日子里，格罗皮乌斯把筹建一所能把艺术和工艺综合为一体的学校作为理想，并努力使那个年代最先进的思想能够廉价地传达给每一个人。作为一个柏林人，他当时是希望在柏林有这么一所艺术学校，而不是在魏玛——这个与歌德、席勒、李斯特和尼采的名字有联系的地方。

这也许可以称得上是历史的玩笑之一，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由一个柏林人设想出了包豪斯，由亨利·凡·德·维尔德在1904年设计了一组建筑，包豪斯学院在这些建筑中安了它最初的家。

《包豪斯宣言》是这位包豪斯创办者兼校长格罗皮乌斯在1919年4月写的，它的主导思想是“我们都应该回到工艺上去”，他盼望着“未来的新结构，这种新结构将像一种新信念的水晶那样，通过工人的手伸向天空”。在格罗皮乌斯看来，艺术家和工匠之间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虽然艺术无法教会，不过工艺和手工技巧是能够传授的。他的学校是以工艺为基础的，是真实的劳作的世界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把教师称为师傅，把学生称为学徒，把以往互不相干的若干学科和手段结合在一起，就能创造出一个综合的整体的艺术作品。格罗皮乌斯说:“未来几年将会显示出，手工艺将是我们这些艺术家的救星，我们将不再是手工艺的旁观者，我们将是他们的一部分。”

从1919年到1933年间，包豪斯的教师中在不同时期都有它的杰出人物。上个世纪20年代必不可少的事情是要维持包豪斯作为一个实验室的存在，在那里，任何一种观点和构想都能得到实践的检验——从大规模建造的住宅原型到奥斯卡·施列默尔设计的实验性芭蕾舞，从格罗皮乌斯在为德绍的包豪斯新大楼所作的透明包围式设计到莫霍利·纳吉往淡色的蒸汽云上投射电影图像的计划，或者还有康定斯基和保罗·克利从在画布上落下的圆点起再重新思考绘画过程⋯⋯如今，可能任何一间可以称作现代的办公室都会有马塞尔·布鲁艾或者密斯·凡·德罗设计的椅子;每一所艺术院校之所以能给学生开课教授材料、色彩理论与三维设计的内容，都或多或少地要归功于多年以前德国的那场教育实验。钢管框架的椅子、可调节的台灯、住宅建筑里部分或全部采用的预制构件等，这些都是获益于包豪斯在设计领域掀起的革命。如果没有包豪斯，我们很难想象现代环境会是怎样的一番模样。

虽然格罗皮乌斯一直否认有所谓的包豪斯风格存在，强调他所追求的是一种对创造力的态度，目的就是要追求多样性。但在大众的想象中，包豪斯这个名字始终是和一种现代装饰风格相联系的，一种可以用“几何形的、功能主义的或者运用原色和现代材料”等字眼来描述的包豪斯风格。事实上，格罗皮乌斯希望的包豪斯是能够不断设计未来，建造包豪斯学校就是想囊括整个人类的活动范围——从最崇高和最神圣的到最平凡和最现实的。格罗皮乌斯试验着新的建筑形式或者日用品形式，任何一个人想要得到一个包豪斯衣橱、一张包豪斯信笺、一段包豪斯织物或者一卷包豪斯墙纸都有可能获得。尽管内部有许多分歧和矛盾，包豪斯希望给每个人、每个地方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今天看来，时代的发展已经证实了格罗皮乌斯极其出色的预见性——“在艺术家、工业家和技术专家之间建立一种伙伴关系，根据时代的精神把他们组织起来，他们最终有可能取代一切旧有的劳动要素。”■

( 1947年，克里斯汀·迪奥首次举行个人时装发布会 )

克里斯汀·迪奥——创造与毁灭

玛丽·法兰西·波希娜撰写的《克里斯汀·迪奥》一书中有个场面让人印象深刻，那是1921年，刚刚上演的芭蕾舞剧《埃菲尔铁塔的婚礼》使32岁的让·谷克托沐浴在艺术家的荣光中，甚至每天早晨，有一堆年轻人聚集在他家里，像等待太阳王一般等待他起床。对照之下，那时候的克里斯汀·迪奥还是一个性情温和、无忧无虑的纨绔子弟，满足于仅仅充当崇拜谷克托的年轻观众。作为诺曼底最大的肥料生产商的二儿子，迷恋艺术的迪奥一心期望成为音乐家或者建筑师，却不得不屈从父母的意志进入巴黎政治学院学习。

( 保时捷家族的资料图片 )

如果没有1929年10月那个可怕的星期四，如果不是他父亲在1931年一夜之间破产并让全家人陷入食不果腹的境地的事实，这个世界上是根本不会出现克里斯汀·迪奥这样一位服装设计师的，当然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加里亚诺将Christian Dior的logo肆意地放置在任何可以放置的地方——包括女人的底裤上——这样一番景象。然而，在1947年以“新面貌”征服了巴黎的那个夜晚，42岁的迪奥还曾经看着悬挂在蒙田大街上他的名字哭泣说:“如果我的妈妈还活着的话，我是绝对不敢这么做的。”

迪奥的“新面貌”一直被视为时装史上的一次革命，他用90套配有折叠花瓣装饰性线条的裙子让当时乏善可陈的女装回到了“二战”前的传统，创造出一种充满女性味的新概念。迪奥魔幻般的成功预示出一个女人的欲望，并且给予了她一种表现欲望的手段。

( 费迪南·保时捷 )

将时装视为一种艺术表达形式不是开始于迪奥，在这之前设计师保罗·普瓦雷因为受俄罗斯芭蕾舞影响而作的富有土耳其后宫风格的服装设计，第一次让服装设计包含了装饰艺术的内容。但是，克里斯汀·迪奥可以说是他那个时代最接近艺术家的服装设计师，他甚至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于此。他曾经写道:“与我的责任有关的这一社会时尚代表了一种艺术的回归，那就是如何让人愉悦的艺术。都德曾希望感觉到他的作品让他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在我自己狭小的领域里，我也在追求着这一梦想。”■

“甲壳虫”之父与技术狂人

1875年，当费迪南·保时捷出生在波希米亚小城海申伯格附近村庄中的一个铁匠之家时，谁也不会想到他将成为全世界最奢华的高端汽车之父。不过小费迪南从小就表现出电工和机械方面的天才，16岁时他就为家里制造了一套照明装置。1894年，19岁的保时捷来到维也纳，在今日电气工程巨头ABB的前身贝拉·埃格公司开办的电力工业大学进修，他在1897年担任了这家电力公司实验部门的经理，并开始接触汽车。1898年，他设计出可装在汽车车轴上的电动机。这一杰作被奥匈帝国皇家马车厂——洛纳公司看中，他们聘请保时捷设计洛纳公司的第一辆汽车——洛纳·保时捷1号。这是一辆小电瓶车,它最大的特点是两个前轮上各装有一台电动机，直接驱动车轮。遗憾的是，直到保时捷去世，混合动力这一革命性的设计仍然没有得以投入大规模生产。

1933年12月16日，保时捷设计公司正式宣告成立。在此后两年中，新生的公司一直在困境中挣扎。虽然保时捷仅用几个月时间，设计出了一款小型轿车，但无人愿意投产。整整两年里，只有汪达尔汽车公司购买了保时捷公司的设计，生产一款中型轿车。就在保时捷陷于四面楚歌时，纳粹党人夺取了政权。保时捷向德国交通部递交一份报告，建议着手设计小轿车，以提高居民的机动性，又向德国政府报送大众车发展的详细财务计划。这份报告正中希特勒的下怀，这位雄心勃勃的独裁者希望每个德国人都有一辆汽车，就像美国一样。

于是，德国汽车协会接到元首决定开发小轿车的通知，并指定该协会代表德国政府与保时捷公司签订协议，由保时捷公司设计试制大众车。1934年6月，大众车面世，希特勒亲自试驾，并依照德国劳工阵线的口号将其命名为“通过欢乐得到力量”。希特勒决定建立专门的汽车制造厂来生产这种“国民轿车”。为此，在劳工阵线负责人莱伊博士筹划下，劳工阵线拨出5000万马克组建了德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任命保时捷为技术经理。1938年5月26日，大众汽车厂在德国中部布朗施威克市以北10公里的小村法勒斯累本举行奠基典礼。保时捷亲自赴美国底特律订购设备，并聘请一批美国工程师当指导，他的指导思想很明确，以福特汽车公司成功的流水线生产方式实行量化生产。“国民轿车”在1939年2月的柏林汽车博览会上首次亮相，其独特的外观被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称为“甲壳虫”。

然而“甲壳虫”并没有按照计划成为7000万德国公民出行的代步工具，1939年8月，仅仅在投产一个月制造了630辆后，大众汽车就不得不按照希特勒的旨意将其改装为军用车，以应付即将爆发的战争。在加强了“甲壳虫”车身钢架的质量和硬度后，它被定名为62S型，其后的改进型82S搜索车与166型水陆两用军车，成为“二战”中与美国通用“威利斯”吉普齐名的多用途军用车辆，分别生产了6.5万辆，活跃在从北非炎热的沙漠，到苏联冰原的各条战线上。

“二战”的结束并没有意味着“甲壳虫”和保时捷传奇的终结，费迪南与次子费利在斯图加特重新开办了独立的汽车工厂，并设计出了时速高达130公里的保时捷356跑车，1951年首度参加当时车界“耐力指标”的法国勒芒24小时大赛的356赢得1.1升级冠军。次年，费利·保时捷发明了同步契合齿轮箱，这一革命性装置使得在1954年至1956年的3年间，保时捷在各项赛事中夺下400多项锦标，后来全世界的车厂都向保时捷交付专利费，以取得同步契合齿轮箱的使用权，而在1972年3月，重新开工的大众汽车也宣布“甲壳虫”的产量达到1500万台，超过了福特著名的T型汽车，成为世界上产量最多的汽车型号。2003年，就在大众公司宣布关闭在墨西哥的最后一条“甲壳虫”生产线前夕，美国《消费者报道》杂志在50周年汽车专刊中，将“甲壳虫”列为有史以来最经典的十款车型之一。■

名牌代言人詹姆斯·邦德

( 普鲁斯特的代表作《追忆逝水年华》 )

“来一杯马提尼兑伏特加，要Finlandia牌的，而不是Smirnoff。”坐在里兹酒店大堂的詹姆斯·邦德说，“要摇的，而不要搅”。他不忘提醒，43年了，他一直这么喝。他还穿着那身Brioni礼服，戴着Dollond & Aitchison眼镜，费劲地研究着菜单——虽然这副眼镜具有夜视和透视功能，但老邦的视力已经严重退化，看不清1米以外的任何东西。他的目光落在自己的Church低帮鞋上，里面的C & A短袜已满是破洞。他看了看腕上的钛钽合金欧米茄海马手表，见Q博士的时间要到了。

这是对明年开拍的新007电影《皇家赌场》的想象。银幕上他依旧机敏果敢。惟一的变化，是这位间谍的享乐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浑身上下都是名牌。

2002年的《择日而亡》中，詹姆斯·邦德开上了最新款灰色阿斯顿·马丁V12 Vanquish。影迷们都赞叹:阿斯顿·马丁又回来了。从1964年的《金手指》开始，阿斯顿·马丁一直是詹姆斯·邦德的御用座驾，但1995年的《黄金眼》里，詹姆斯·邦德突然换了一辆宝马，并且在此后的三部007电影里开着它。007座驾更迭的真正原因，是钱。1995年，宝马为了在《黄金眼》里露脸，花掉了2500万美元，而阿斯顿·马丁的重返银幕的代价，是3500万美元。

伊恩·弗莱明从1952年开始创作007小说，詹姆斯·邦德在书里似乎重视男子汉气多过重视风度。这个退役海军中校肌肉发达，身手矫捷，会打架，有女人缘，带点小个性。他在书中的个人魅力似乎只能通过身体展现，在《俄罗斯之恋》里，弗莱明描写詹姆斯·邦德那棕色的眼睛、登徒子一般微翘的嘴唇、隆起的肌肉、比一般人大两倍的手⋯⋯整整写了四页。但1964年，肖恩·康纳利这个粗糙强壮的苏格兰足球运动员在电影《金手指》里，通过各种身外之物，把詹姆斯·邦德塑造成一个温文尔雅的成功绅士。

( 《了不起的盖茨比》 )

他品位陡升。“香槟太温了，谁都知道喝53年的Dom Perignon不能超过8℃。”穿着黑色晚礼服，系着蝴蝶领结的詹姆斯·邦德说。这句话如同一道界限，区分了身体派偶像詹姆斯·邦德与名牌代言人詹姆斯·邦德:这个绅士无论在高尔夫球场、赌场或者富贾名媛云集的宴会，都举止得体，如鱼得水，跟人们打成一片，但又从不放弃自己的个性。当然他身上的产品并未停留在60年代，这个电影人物总是与时俱进。而看中詹姆斯·邦德代言效果的厂商也越来越多，2002年的《择日再死》，有120多个厂商提供赞助，为电影供应了1.2亿美元。

如果詹姆斯·邦德是个纨绔子，或者是以冒险来游戏人生的大款，那他的代言效果并不佳。关键他是个特工，而不是富人，他从不否认自己的出身，不赞成浪费、颓废和划分社会等级，效忠女王，尽忠职守。他承担着社会义务，无论戴劳力士还是欧米茄，都不是为了摆阔，它们都具有实际用途——这个虚构人物具备了产品代言人最优秀的素质:既有钱又高尚。007电影诞生40年时，电影制片方米高梅公司号称要发掘詹姆斯·邦德身世中“隐藏”的一面。■

( 保罗·艾伦早年与比尔·盖茨共同创立了微软公司 )

奥格威:奢侈莫过务农

◎崔小可

许多人觉得奥格威是个天才，1965年《财富》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奥格威是个天才吗?”的文章，结论是他很可能是。但奥格威在他的自传《一个广告人的自白》中写道:“大家一直都以为我的智商在145左右，比天才低，但是成为专业人员或管理者很正常。最近我做了智商测验，只有96，是挖沟工人的正常智商。”

尽管生在英格兰，长在英格兰，母亲是爱尔兰人，但因为父亲来自苏格兰，奥格威喜欢别人叫自己“苏格兰人”。在当时苏格兰人的口碑不佳，总是受到欺负和歧视，连奥格威自己都说:“苏格兰是狭隘的民族。”奥格威天生长着一个对贫富格外敏感的鼻子。他的父亲炒股失败后，全家一年的生活费只有200英镑。一次，一位有钱的表兄邀他去打猎，他去向父亲借枪。“不行，”他父亲说，“打猎是有钱人的运动，而你不是有钱人。”从那时起他开始嫌弃父母的贫穷，暗地里祈求能获得有钱亲戚的邀请。他心目中的大英雄是祖父，因为尽管“父亲热情、可亲，但却是个失败者，爷爷冷酷、令人敬畏，却是个成功者”。

( 2005年6月27日，维珍航空开通直航古巴航班，理查德·布兰森受到当地舞者的迎接 )

奥格威曾就读于爱丁堡大学和牛津大学，但都半途而废，为此他对学校教育耿耿于怀，觉得自己本应成为一个钦定的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辍学以后他成了一个厨师，后来又做过上门推销员、调研员、情报人员和农夫。38岁时奥格威才创办了自己的广告公司奥美，39岁时开始写广告，作品包括穿哈萨维（Hathaway）衬衫、一只眼睛戴着高贵黑眼罩的男人；劳斯莱斯轿车的广告“在时速六十英里时，这辆劳斯莱斯车内最大的噪声，来自它的电子钟”和多芬香皂“含1/4清洗乳霜，多芬可以在沐浴时，滋润你的皮肤”，这些广告直到今天仍是成功的范例。

奥格威的最大成就是创造了“形象广告”理论。得益于早年做调研的经验，他的广告理念十分务实，不搞凭空猜测，“奉消费者为老婆，尽量不去侮辱他们的智商”。年轻时的他勤恳朴实，是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在薪水加倍的时候，“像猎狐犬初次尝到血的味道一样，尝到了努力工作的甜头”。创建奥美后，奥格威在巨大的工作压力下，摇摇晃晃地从一个会议赶到另一个会议，撰写绝大部分客户的广告文案和向客户提案，“如果哪一天我被出租车撞死了，奥美广告也就烟消云散”。

1973年，奥格威决定退休。他用24项指标给六个国家打分，包括哪个国家有最适合做园艺的气候，哪个国家最富音乐性、最适合散步？最适合骑自行车旅行？有最好的美食？最后得分最高的是法国。30多岁的时候，奥格威曾携妻带子在阿米什务农，他不得不担心洪水、担心农作物降价，担心自己不懂机械和养殖，最后他明白自己不能以此为生。而到了老年，他买下了一座古堡，怡然自得地在葡萄园里种起了葡萄。有一次他请一位波尔多的品酒专家品赏他的葡萄酒，专家闻了闻，说“这根本就不是酒，简直是汽油！”于是他砍掉了所有的葡萄树，改种小麦。除了务农，他还骑着自行车和妻子考察法国，写了一本最畅销的广告人自传《一个广告人的自白》，其中列出了他钟爱的食谱。

1999年他平静地逝去，享年88岁。他在自传中写道:“我对天堂的想法跟济慈一样——‘给我书本、水果、法国酒，以及好天气。’”■

普鲁斯特:在时光里妩媚

普鲁斯特“像一位长着羚羊般温柔大眼睛的年轻波斯亲王”，这当然不可能只是因为他太钟爱阅读《一千零一夜》。“他的脑袋有点过大，浓密的黑发总是杂乱无章，带硬胸的衬衫凹凸不平，一条颜色有点过浅的领带，饰孔上插着一朵兰花。”作为一个象征，他被瓦尔特·本雅明称为“无足轻重的势利眼、花花公子、社会名流”。

普鲁斯特敬仰圣西门，因为圣西门的法兰西贵族气质；普鲁斯特崇拜罗斯金，因为罗斯金崇尚哥特风格的美学理论。读一下罗斯金描写波浪、宝石和圣马可教堂的文字就知道，那简直就是另一个普鲁斯特在颂扬、赞美。罗斯金唤醒了普鲁斯特，从而使他一反往日在社交界的被动状态，拖着多愁多病之身，积极主动地掌控起自己的生活。

“没有一个艺术家会在他一天的24小时之内始终处于不停的艺术创作之中，所有那些最具特色、最有生命力的成功之笔往往只产生在难得而又短暂的灵感勃发的时刻。”精英们的话总是彼此适用的，普鲁斯特在成为天才之前，也像茨威格说的那样，让“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让身边爱他的人们心里着急。

进入发光发亮的精英时刻之前，普鲁斯特勤奋地操练进入贵族圈子必需具备的技能。事无巨细，皆以繁复表情达意。看看他送出一篮水果要花费的工夫:葡萄是克拉波特铺子的，草莓是若雷店的，梨子是谢韦店的，每枚果子都是逐一挑选的。再想想他在宴会上是怎样地分身乏术，端着盘子转圈。在社交界，他以研究法国社会的“系谱学和昆虫学”著称。读了他的小说，音乐家、园丁、画家，或者医生都会以为他曾花了好几年的时间钻研音乐、园艺、绘画或者医学。孰不知这种无所不知，是来自于他广博的名流交际圈。他的仆人会在深夜12点按响某位朋友家的门铃:“先生派我来问先生和夫人，雪莱的心后来变得怎么样了。”

一块圆圆鼓鼓的马德兰蛋糕就能让普鲁斯特敢说“人生的灾难于我无伤，生命的短暂也只不过是幻觉”。因为这种蛋糕刚刚触及他的腭部，就能给他一种微妙的快感，“它是从各种感觉渠道一个个袭入的，令人丝毫无从知道它的起因。顿时，人生的短暂也变得缥缈。我不再感到平庸、次要、生命短促了”。奶油巧克力就像一曲应景而作的音乐那样轻柔、那样短暂易逝，“弗朗索瓦兹在其中倾注了她的全部才智。哪怕在碟子里剩下一丁点儿都会显得像在音乐会上，在曲子未终之际就当着曲作者的面起身而去那样不礼貌。”斯旺夫人很迷人，因为她身穿一件海豹皮大衣，戴一顶毛线帽，上面插着形如刀剑的鸟羽。同时，她又是裹在来自自己房内的一团人工创造的温暖之中，这从她胸前佩戴的一束紫罗兰花中即可看出。而普鲁斯特自己，则会租下旅馆里相邻的三个房间，以便确定能躲过喧哗的邻居。必要时，他会把头顶上的一间也租下，以便没有脚步声。

普鲁斯特一生多病。疾病却成了彰显他的个人特性的徽记。普鲁斯特9岁起受哮喘折磨，这种病仿佛是一种召唤。得病的人不是太受溺爱就是没人爱。生病肯定是件好事，如果生在富足而有教养的家庭里。生病成了普鲁斯特的好借口:“请您帮助我，因为我体弱、笨拙⋯⋯”雅克·里维埃尔说得多么贴切:“他死于天真无知，死于不会生火或把窗户打开。”多么贵族式的死法。这么优裕的死法，轮到谁头上都是心甘情愿。■

菲茨杰拉德:生活在不加节制的时代

24岁的时候，菲茨杰拉德因处女作《人间天堂》一夜成名，但让他更加出名的是他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文学作品。在得知小说被出版商接纳之后，“我辞掉了工作，还清了债，买了一身衣服，在前程似锦的早上醒来。”志得意满的他，名声直上青云，乘坐敞篷车游览百老汇大街，那是一个温暖的夜晚，他醉醺醺的，心情畅快。一个礼拜之后他就在纽约跟吉姗尔达完婚。菲茨杰拉德至今仍被视为“迷人的、自我毁灭的爵士时代”的代表人物。是他概括了爵士时代:“它是奇迹的时代，它是艺术的时代，它是不加节制的时代，它是讽刺的时代。”

菲茨杰拉德坚持文艺复兴和浪漫主义时期的创作观——作家是一个行动者。《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盖茨比这样说自己的经历:“我家里人都死光了，因为我继承了很多钱。后来我就像一个年轻的东方王公那样到欧洲各国首都去当寓公——巴黎、威尼斯、罗马——收藏以红宝石为主的珠宝也好，打打狮子老虎也好，画点儿画也罢，不过是为了自己消遣，同时尽量想忘掉好久以前一件使我非常伤心的事。”

菲茨杰拉德是一个能容得下两极的人:知道享乐之后的空虚，也知道物质生活的妙趣。

有一个时期，菲茨杰拉德的一篇小说能从《星期六晚邮报》得到4000美元的稿费。菲茨杰拉德不是当时稿酬最高的作家，他的小说版税并不高，他的收入主要来自给杂志写故事。上世纪20年代，靠给杂志写稿子，他的年收入平均有25000美元，当时教师的平均年收入是1299美元。但是菲茨杰拉德夫妇的生活过于奢华，他们老是欠债。1922年10月，菲茨杰拉德夫妇租了一套房子，房租是每个月300美元。房子里安置了他们的女儿，还有一位保姆（月薪90美元），一对瑞典夫妇做仆人（月薪160美元），还有一位兼职的洗衣工（36美元一个月）和一条叫弗里茨的警犬。1924年，这对快乐的夫妇发现他们四年里花光了113000美元，于是菲茨杰拉德写了一篇幽默随笔，题为“怎样靠36000美元过一年”。他重复了他对他妻子的评论:“我们太穷了，节约不了。节省是奢侈的事情。我们惟一的救赎是铺张浪费。”

1936年，海明威在《君子》杂志上发表了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小说写道:“有钱人很无趣，要么耽于饮酒，要么沉迷于下棋。菲茨杰拉德一篇小说的开头说，‘有钱人跟你我不同，有钱人跟其他人惟一的区别是，有钱人有更多的钱。’”只是海明威省去了菲茨杰拉德的小说《有钱孩子》的第二句话，“他们拥有的早，享受的早，这对他们的影响是，这让他们在我们很艰难的时候他们很顺利，我们认认真真的时候他们玩世不恭”。■

保罗·艾伦:没有目标 只有兴趣

◎尚进

当比尔·盖茨常年蹲在《福布斯》财富榜首富的位子上，保罗·艾伦总会陪伴在老二的位子上。以至于《福布斯》说:“艾伦最大和惟一的成功就是与盖茨共同创立了微软公司，在10年间他的身份始终是财富老二。”自从1982年保罗·艾伦因为早期癌症，退出微软的工作，原来就颇受60年代反叛文艺熏陶的艾伦，一夜之间转变成了享受生活的逍遥派。20年来的商业界基本上将艾伦定义为一位失败的经理人，那么这20年的投资界却出现了艾伦这样的兴趣派。

凭借作为微软创始人的36%股票，作为篮球迷和吉他手的艾伦，更热衷于如何充分地享受人生。艾伦在物质享受上的奢侈，远远超过比尔·盖茨大笔破费的智能豪宅，但艾伦却并不是一味地追求纸醉金迷。保罗·艾伦在80年代就买下了NBA波特兰开拓者队，由他担任吉他手的“屠户店男孩”摇滚乐队时不时与其他音乐人合作，跑出来演唱艾伦自己写的《时间炸弹》，艾伦还在家乡西雅图建立了一座名为“体验音乐计划”的大厦。1967年的一首歌叫《紫色阴霾》被保罗·艾伦推崇备至，他说:“吉米·亨德利克斯把自己想象中的天堂称为天空教堂，在那里，无论年龄、背景和兴趣如何，所有人都能走到一起为音乐而庆祝。体验音乐计划的太空教堂就是试图重现梦想上的空想，因为这个球星没有几个人有能力收集鲍伯·迪伦、伯·迪德莱、穆迪·沃特斯以及库尔特-科拜恩等艺术家使用过的乐器，我试图干一些音乐热爱者疯狂的事情。”

更疯狂的是艾伦始终坚信外星生物的存在，为此他投资1350万美元设立了外星智能探索研究所。而2004年夏天，艾伦更是抛出2000万美元建立了一座外星人博物馆，《探索》杂志称艾伦是最富有的UFO迷。除此以外2004年最热闹的私人太空飞行，艾伦也慷慨解囊，伯特·鲁坦最终取胜的“飞行一号”，就是艾伦旗下的飞行团队。

斯皮尔伯格创造视觉神化的梦工厂也是艾伦的投资项目，梦工厂24.5%的股份可以算是艾伦最成功的商业投入。《商业周刊》曾经专访过保罗·艾伦，试图揭示这位微软创始人的精神世界。艾伦解释道:“1982年的疾病让我意识到生活的意思，与保持商业上的充分成功相比，精神上的乐趣更有意思，也许我不是那种拥有远大理想的人，但我更喜欢延续自己的兴趣做事情。”

劳拉·里奇在2003年底以艾伦作为主人公写了一本《不小心挣下亿万身家》，在书中艾伦被描绘为20世纪最不商业的商业投资人，Asymetrix是艾伦离开微软后创办的第一家公司，这家开发人工智能财务分析工具的软件公司，直至关门之前从未开发出一个完整的产品。1988年艾伦开始看好互联网，3000万美元砸出家庭宽带服务公司，但似乎他总是过于超前，美国在线、多媒体生活、数字电视等诸多领域都留下了艾伦的投资痕迹，有统计显示他每年平均投资32笔，每笔投资平均额度在500万美元以上。

“你还拥有梦想吗？”有传说这是保罗·艾伦招聘私人助理时面谈的一个问题。“我十分热爱编程，但是这无法与音乐相比”，当“章鱼号”游艇驶往巴厘岛的途中，艾伦亲自弹起吉他与著名音乐人彼得·加布里埃尔联袂表演，他那首《时间炸弹》必定是保留曲目，于是这位54岁的物质大亨失声吼道:“我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错的，但我的心气仍然高昂。”■

顽皮富翁:理查德·布兰森

◎困困

1970年，《学生》杂志主编理查德·布兰森正在跟英国IPC杂志集团谈判。这本创办于两年前的杂志做过几次名人专访（比如列侬、米克·贾格尔）。创办人，20岁的布兰森决定把它卖个好价钱。IPC杂志集团已经同意购买，但最后《学生》杂志没有卖出去:对方觉得这位主编是个疯子。

但《学生》杂志的邮购部——维珍（Virgin）唱片生意不错。后来维珍又干了什么？实际上到1993年，这位《学生》杂志的前主编、维珍集团的创始人兼老板理查德已经在英国是个名人。一次他打车：“到比林斯门”，之后发现出租车司机从后视镜里似曾相识却欲言又止地看着自己，说:“给点提示。”理查德·布兰森开始提示:“一家唱片公司，一家航空公司，一家铁路公司⋯⋯”

前面这个趣闻只提到维珍公司的一部分业务，维珍涉及的行业从唱片公司（1993年，维珍唱片以5.6亿英镑的价钱被百代唱片收购）、连锁店到航空公司、铁路、旅馆、金融服务、计算机软件、可乐、化妆品甚至婚纱、伏特加⋯⋯维珍已成为英国最大的公司之一，旗下有近200家大小公司。如今维珍的名号无所不包。“维珍意味着一种生活态度: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叛逆、开放、崇尚自由以及极度珍贵的浪漫。大多数消费者把它看成品质、价值、创新、娱乐、挑战的代名词，维珍品牌就成为‘一种终身关系’，这样就不会限制它跨行业的延伸。”这是有人对“维珍”精神的分析，而这样的内涵，来自于理查德·布兰森的个人魅力。

一个惊世骇俗的富翁肯定大学毕不了业，以便日后被总结为传奇。理查德·布兰森具备了这个条件，但他大了以后还保留着珍贵的未被“教育”的品质——顽皮。每一次维珍品牌延伸时，布兰森都会身体力行地作一次秀。他曾经只穿三角短裤和美国肥皂剧《海滩护卫队》的女主角合拍维珍健力饮料的广告；他和20个几乎全裸的模特打着“所见即所得”的标语在伦敦街头为维珍手机做促销宣传；他开着坦克驶入纽约时代广场宣传维珍唱片连锁进军美国；他飞到新德里，骑着一头白象到印度国会演讲；他对竞争对手毫不留情:维珍协和客机的吹气飞机上印着:“英航不能让它飞行，但维珍能”；百事可乐的罐子换成蓝色后，维珍登出广告:“维珍可乐已经发明了新型可乐罐，当可乐没泡的时候，罐子会变成蓝色。”“布兰森盛装出场，穿着一件价值一万美元的白纱新娘礼服⋯⋯大家都在期待他的花招，甚至更诡异的行为，他愿意做任何事，只要能宣传他最新的投资事业。”这是《福布斯》杂志对理查德·布兰森的描述，事实上他的顽皮也卓有成效——“和他以非传统手法所经营的新兴帝国相比，他被大肆宣传的学噱头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1987年，理查德·布兰森乘坐印有“Virgin”标志的热气球飞越了大西洋；1991年，他又与同伴以同样方式从日本飞到了加利福尼亚，跨越近7000英里，成为世界上首位乘坐热气球飞越太平洋的人。当被问及第二次飞行有什么危险，他说:“飞行中我们必须有一个人保持清醒，所以我门不能使用上次飞越大西洋时用的非常舒服的维珍航空椅，而是向英国航空索要了他们的两把椅子。”对为什么热衷冒险，理查德·布兰森自己的解释是:“我内心有股力量让我尝试新的冒险，想要挑战极限，这增加了我从事商业的乐趣。”如果按照《富人的物种起源》的说法，他这样不怕死的富翁，纯粹是为了炫耀财富。不管怎么理解，理查德·布兰森的冒险让他与维珍更出名，也更有魅力:他不但会挣钱，而且活得很有劲头；这种具有某种美学价值的生活哲学也让他代表的品牌熠熠生辉。2004年，他又驾驶一辆水陆两栖跑车，以1小时40分零6秒的时间打破了横渡英吉利海峡的世界纪录。

许多市场专家乐于分析维珍的精神所在，甚至连“Virgin”标志也评论一番——这是理查德·布兰森的手迹，或许那个V从左到右上升的过程中藏着什么秘密⋯⋯理查德·布兰森认为这些专家要窥得秘诀，必须看清“Virgin”标志全貌，他们应该在大西洋海面仰望自己的热气球，那上面有世界上最大的“Virgin”标志，旁边还印着“维珍能源饮料”的广告:谣言止于智者，维珍能源饮料绝非春药！■

史蒂夫·乔布斯

乔布斯的60年代反传统风格悄悄的成为今日酷的注解，一双穿旧跑步鞋，一件套头的深色线衣，一条磨旧的蓝色牛仔裤，一脸的黑白相间胡子碴儿，只有乔布斯敢于穿着这样的装束参加商业活动。

从1976年家酿电脑俱乐部木头外壳的苹果1，到1984年被《时代》杂志评价为个人电脑大众化普及开拓者的麦金托什，再到2001年引爆数字音乐革命的iPod。乔布斯在近30年的时间里始终担当数字技术文化代言人的角色，不同于甲骨文老板拉里·埃利森和微软创始人保罗·艾伦的极度物欲，也不同于Linux的创始人李纳斯·托沃兹的清教徒风格，乔布斯在80年代初所兴起的禅宗与酷精神的结合，始终坚持一种特立独行的姿态。

“难道你想一辈子都卖汽水，不想有机会改变世界吗？”这是乔布斯当年邀请百事可乐总裁约翰·斯高利加盟苹果时的说辞。实际上在乔布斯的哲学中，做一个特立独行的变革者，远比做一个商业富豪有意思得多。而正是这位被乔布斯邀请来的约翰·斯高利在80年代末将乔布斯挤兑出了苹果，恰恰在乔布斯退出苹果的10年间，二次创业的NeXT和Pixar为苹果统治好莱坞打下了基础，当《玩具总动员》、《怪兽公司》和《超人总动员》这一系列的动画电影大获成功的时候，乔布斯的身份已经不再是个人电脑先驱，乔布斯俨然是全球先锋数字文化的教父。当有人问乔布斯，他创立的苹果公司和Pixar动画公司有没有相似之处时，他绕口令般地答道:“Pixar是技术最先进的创意公司，而苹果则是最具创意的技术公司。”

乔布斯的商业经历颇具曲折，他创立了苹果却被踢出了公司，而后他又被请回来挽救苹果，1997年仅象征性地拿了1美元薪水，但此后的6年他却高居全美最高年薪榜首，以至于《时代》周刊毫不吝惜地肯定:“乔布斯毫无疑问是我们这个时代数字流行技术文化的风向标。”曾经有好事者统计过，乔布斯在30年间登上了包括《时代》、《新闻周刊》、《连线》等杂志封面人物累计超过57次。但是乔布斯很会修饰自己的形象，没有人关心他买了什么豪宅，也没有人关心乔布斯开什么跑车，因为在乔布斯的生活哲学中，这些物质消费品并不需要过分奢侈，反倒是他更热衷收藏诸多另类的藏品。譬如苹果公司80年代的前台休息室，摆放着乔布斯钟爱的宝马摩托，完全一副中产情结的物质消费创造者面孔。在乔布斯50岁的时候，《财富》对他进行了专访，当问及人过中年与年轻人有什么不同的时候，乔布斯故作一副长者姿态说:“50岁让我看得更远一点，但是当我们搬进一座新房子时，我第一件事肯定是让电话公司把固定电话线接好。而孩子们呢，他们带着手机就来了。立体声音响也一样，孩子们只带iPod，他们不再需要JVC或者索尼的立体声系统了。这个时代被我们这拨儿前辈改变了，而我们也不得不跟随自己创造的变革改变。”

当乔布斯被查出癌症的消息不胫而走的时候，CNN甚至第一时间写了一篇《如果没了乔布斯苹果未来会怎样？》的文章。在他们看来，乔布斯的患病令华尔街坐立不安，苹果公司股票当天就下跌2个百分点。而背后更深层次的疑问在于，面对数字消费电子与娱乐的汹涌，除了乔布斯以外，似乎再也找不出一位能够依靠一种文化精神，来驾驭一家电脑公司与一个动画片制作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