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地铁的爱情

（文 / 小宝）

如果你喜欢王文华的《蛋白质女孩》，你应该会喜欢捷克人米哈·伊维的小说，喜欢他的《六封布拉格地铁的情书》（林莳慧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米哈·伊维是捷克文坛的少壮派作家，聪明、勤奋、自负、不在乎得罪人，在捷克的文学圈里，喜欢他的人和讨厌他的人一样多。但他在读者中的人气极旺，是捷克收入最高的作家——《六封布拉格地铁的情书》在捷克一年就卖出8万本，他的作品被翻译成18种文字。米哈·伊维的小说有两个特点:第一，易于翻译，他去丹麦参加他的作品朗读会，发现他的谐谑文字在丹麦读者中产生的效果，和在捷克读者中产生的效果一模一样；第二，易于改编成电影，根据《六封布拉格地铁的情书》拍摄的影片已经上映，片名是《来自地铁的爱情》，片长100分钟。

地铁情书是一个好莱坞规格的噱头:男人要追回离他而去的女友，异想天开地包下了布拉格地铁半年的广告牌，每个月在上面发布一封情书——女友坐地铁上班，每天都会经过地铁的广告看板。这个噱头是情节花边，主要故事讲述的是一对母女——20岁的妇女周刊编辑罗拉和40岁的翻译雅娜不知疲倦、没有尽头的爱情追求。米哈·伊维的文字有力，译成中文后仍然能感觉它的分量，很多描写已经达到骂人不带脏字的境界:“我注意到，他有一双十分漂亮的眼睛——有这么漂亮的眼睛做什么用呢，假如它们是从100公斤的肥肉之中对你眨眼的话。”

同样是言情小说，我觉得《六封布拉格地铁的情书》比《蛋白质女孩》更有思想性。罗拉、雅娜的爱情就是生活、生活就是爱情，她们放胆追逐放心享受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爱情，就像一个老饕要享受不同餐馆的美食。她们也期望长期稳定的关系，老饕并不排斥有一处包饭的食堂，但她们不会用食堂饭票兑走自己所有的爱情现金。她们一辈子都要保持与不同对象恋爱的能力，如同一辈子都要保持身体的活力一样，那是健康生活的基本指数。她们的感情生活里充满了拈花惹草见异思迁和出轨，但她们的高明在于出轨以后还能找回诚实的爱情。

经过几十年的颠簸，大陆的人文学界现在是一片狼藉，斯文一脉，早被雨打风吹去，媒体上多是伪专家，校园里少有真学者。

参加媒体活动，有时候会被人尊为“学者”，不虞之誉，开始特别不敢当，后来一想，连余秋雨都能当学者，我为什么不能？虽然我和他一样从来不做学问，但我起码在20岁之前就知道致仕是辞官的意思。现在人们乱封学者，常常错把老鼠当老虎，因为他们没见过真正的学者。

杨联是真正的学者。读新近出版杨联的《国史探微》（新星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你能看到“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说十分话”的学者修养，言必有据，言不轻发，每发必中。杨联学贯中西，有西学的方法，有国学的根底，讨论问题无论大小总是梳理得清清楚楚，犹如拨云见日，让读者眼前一亮。

举个例子。杨先生专攻中国经济史，他专门讨论过中国经济史上的数词和量词。他说，中国的数字一、二、三非常容易混淆，“四”字的古体是四横，愈发加重了混淆的情况。而七和十在古体中也十分近似。所以，古汉语中数字的大写（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正是出自古人避免混淆的谨慎。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古代文献中实数和虚数。古书中有些措辞，看上去是实数，其实是虚数，比如“千金”，通常用来指一大笔财富，并不一定是一千个单位的黄金。三和九往往表示“数个”或“许多”，与字面的量值无关。相反，有一些看来像是虚数的文字实际上却是实数。比如“太半”（或“大半”）和“少半”（或“小半”），在汉代以前，明确地用来表达2/3和1/3。有意思的是，日本过去的土地文书也是用汉字的“大”、“半”、“小”来表示2/3、一半、1/3。

杨先生的论文，珠玉缤纷，有太多这样令人叫绝的地方。1965年，费正清主持了一个专题讨论会，会后费先生主编讨论会的论文集，卷首扉页上的献辞是“全体撰写人献此书与哈佛燕京中国史讲座教授杨联”。这是真正学者的华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