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黑了你还不想睡

（文 / 沈宏非）

AC尼尔森最近进行的一项“全球睡眠习惯调查”显示，有1/4的中国内地受访者午夜之后才就寝，晚上22点至23点之间就寝的占1/4，在23点至零点之间就寝的占40%，在20点前就寝的只有1/10，在这个传统的主流上床时段里，绝对是弱势人群。

这个结果，显示午夜的电视时段有可能从传统的“垃圾时间”变成黄金时段甚至“黑金时段”，除此之外，惟一还能表明的，就是晚上不睡觉的中国人越来越多。

不睡有二:不能睡，不想睡。不能睡是失眠，不想睡叫无眠。尽管失眠和无眠都是不睡，却有主动和被动之别，犹如失业和无业，失火和放火。接受调查的“不睡者”，显然是属于“不想睡”的，即不仅“天黑了你还不想睡”，甚至“天亮了还是不想睡”，与属于“不能睡”的失眠者基本无关，对于后者的调查，应属“脑白金”的分内工作。

为什么“不想睡”？（这个问题在尼尔森问卷里显示为“决定中国人睡眠安排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调查显示，62%的中国受访者认为“习惯”是最主要的因素，40%的人认为“工作时间”决定睡眠安排。特别是对20岁至40岁的人来讲，“工作时间”更大程度上影响到他们的睡眠安排。也就是说，决定“不想睡”的关键因素与其说是生理上，不如说是伦理上的。

几点睡是一回事，一个人所需要的正常睡眠时间，则是另一回事。虽然睡眠时间的长短因个体及年龄等因素而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从4小时到10小时不等），但是主观或习惯上的“不想睡”对正常睡眠时间在客观上必定是只有缩短而不可能拉长。由“习惯”和“工作时间”决定的“不想睡”，正应了GDP曲线与睡眠曲线之间的反向关系，即GDP越高，睡眠值越低;GDP越低，睡眠值越高（这个公式大体不错，除了无法证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人都睡得很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古人的年度平均睡眠时间，大约在4370小时左右，每日大睡12小时，若以一生而论，几乎等于睡了半辈子。起码在上古或中古时代，中国睡情大致如此。清代以来，平均睡眠时间似乎逐步减少。李渔说过一个段子:“有一名士善睡，起必过午。先时而访，未有能晤之者。予每过其居，必俟良久而后见。一日闷坐无聊，笔墨俱在，乃取旧诗一首，更易数字而嘲之曰:‘吾在此静睡，起来常过午。便活七十年，只当三十五。’”很显然，在一部分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前夜，一个清代文人已倾向于相信，把半生时间用来睡觉，算是蹉跎人生了。

针对“全球睡眠习惯调查”的有关结果，AC尼尔森中国区董事长高恩分析说，“随着24小时昼夜服务的增多，全天候便利店重要性的逐步凸显，以及互联网的普及，中国人的就寝时间正逐渐被推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活方式开始改变”。便利店、互联网，的确是导致“晚睡”及“少睡”的诱因，不仅“夜间动物”越来越多，在广州，甚至还出现了夜间动物园（我说的并不是夜总会）。然而在根本上，人类睡眠时间出现锐减的转捩点，与电力的发明和普及有关。

昼短夜苦长，何不秉烛游？汉代的部分中国人，非但有了“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觉悟，与之前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相比，后者还充分认识到夜间照明工具乃行乐之必要物质保证。1910年以来，发达国家国民的每晚平均睡眠时间由9小时减至7.5小时，当中数以百万计三班倒工人的每天睡眠时间更是少于5小时，主要原因，是工作与消闲活动所占用的时间愈来愈多。而使人类能将日间的“工作与消闲活动”继续到日落之后的重要技术保障，则正是“照到哪里哪里亮”电力。“帝力”不能干预的作息习惯，由绝对“够照”的电力一手摆平，照无眠。

电力使GDP翻番，电灯让人类不眠。美国科学家的一项研究表明，电灯发明以来，人类生活形态开始违逆大自然的节奏，人体新陈代谢逐渐失常，肥胖、糖尿病、心脏病、癌症和抑郁症等等，皆与此有关。因此，这些疾病的治疗之道也就再简单不过，四个字:熄灯上床。当然，大幅度提高电费，也未尝不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在原油价格和睡眠时间之间，不知道是否也存在着一种反比关系。

塞万提斯说:“人睡而平等。”事情也许本应如此，然而历史的经验却无数次地向我们证实，就以GDP为核心硬指标的全球化竞争而言，世上最不平等之事偏偏就发生在睡眠时段——准确地说，就是有的人睡了，有的人还没睡，甚至还不想睡。不想睡，就会做些什么，生产些什么。若以公平起见，“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这句话，则应易一字而作“卧榻之侧，岂容他人不睡？”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当亚洲睡狮一旦变成醒狮之后，想让我们天一黑就集体洗洗睡了，哼哼天底下哪有这等便宜的买卖？ 不想睡眠天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