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是战士

（文 / 朱文轶 吴琪）

沙特拉夫科·费多尔·列昂纪耶维奇4月23日早上接了一个电话。电话的内容让他心情低落:他的又一个老战友刚刚去世。这位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驾驶T-34坦克获得过30多枚勋章的老兵近况并不太好。残疾的双腿支撑着他负过三次重伤的身体，走路对他而言成了越来越吃力的事情了。他说，现在连一次组织15个老兵参加一个活动都是个很难的事，“老兵见面的时候都相互问‘我们还能活多久’”，他告诉记者他在“二战”后期指挥过一个坦克团，除他之外，已经没有人活着了。

沙特拉夫科退役后在白俄罗斯制糖厂工作了15年，又回到伏尔加格勒这个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参与一座铝厂的建设，现在他靠领取退休金生活。每个月由政府发放给他老战士退休金6500卢布，二级残废军人的政府补助1500卢布，铝厂退休金1000卢布，5月9日胜利日以后他还将每月多领到2000卢布。按照俄罗斯现在的物价水平，这笔钱加起来算不上多。不过，这位85岁战争英雄说，“我们没有感觉到不被重视”。

记者在伏尔加格勒列宁大街31号、一幢白色外立面的楼房里找到了沙特拉夫科和其他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老兵们。他们经常在这个地方碰头。4月23日13点，他们还要在“红十月工厂”举行一年一次的“老战士节”，今年的节日和卫国战争60周年庆典挨得很近，要更隆重一些。不过，人一年比一年少了。“斯大林格勒”这个名字也消失了。在这个从沙皇时代就存在、一度象征着苏联工业化能力的工厂里，他们的同伴曾奉行着“只要里面有我们的军人，哪怕只一个人，也要成为敌人攻不破的堡垒”的所谓“单人保垒”战术，直至战死。这个毗邻伏尔加河的工厂竟成了他们60年的共同记忆。

尽管4月下旬的伏尔加格勒刚刚渡过它最严寒的冬季，春天的阳光是最好的时候。这个“军官之家”，他们不多的活动场地里却昏暗得像战时的地堡。“老战士委员会”现在穷到没有钱拿出来交付电费。记者几天的采访在没有灯光的小屋进行。屋子里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个40年代的橙色收音机。

他们的手温暖而有力，他们仍然保持着战争时握手的方式和力量。只是每个人差不多都掉光的牙齿才显出这些老兵们的年迈。他们装了烤瓷的金牙，一笑就坦率地露出来。“那场战争一开始，我对自己说，如果我活下来的话，我一定要回到这个城市”，刚过了85岁生日的退役上校弗拉基米尔·谢缅诺维奇·图洛夫身材矮小，目光炯亮，吐字短促有力，他倔强地一笑。他真的回到了这个城市。不过这是他“一个人的城市”。他说“我不幸福”，他的老伴去世得早，只剩下他在这里。图洛夫还是“恢复斯大林格勒名字”委员会主席，他告诉记者，2003年2月2日，他在马马耶夫岗亲手把这个城市的更名请愿信交到普京手中，“普京拿了信之后，把我单独叫到一边，问我‘这样的做法会不会让人们认为，我们回到了斯大林主义？’我就反问他‘难道列宁格勒当年更名为‘彼得堡’是向沙皇主义的回归吗？’”

图洛夫说，现在俄罗斯伏尔加州杜马已经收集到了12000万来自世界各地要求“恢复斯大林格勒”的签名。他说，这个城市和这场战争留下的一切不应该再被改变，“这里捆绑着几千万活着与死去的战士的记忆”。

有时候，在他们看来，记忆甚至比历史更重要。60年后，他们能和对手杯释前仇，尽管他们在讲述60前的过去时都还只想讲自己的胜利。只是因为仍活着的拥有这份记忆的人越来越少了。哪怕记忆如此残酷。顿河方面军260步兵师侦查部队的士兵马德洛萨夫参加了整个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他今年也82岁了，他对记者说，一次在德国举行的修复俄国军人墓地的会议上，一名曾参与斯大林格勒战活下来的德国老艺术家把一幅自己画的圣像画交给俄国代表团的神职人员，“我控制不住地也走上讲台，对他说，‘当时我们互相射击，现在让我们拥抱一下’，这个德国老兵当场就哭了。”“1997年一个德国代表团来伏尔加城，我们十几个‘二战’老兵坐在一张桌子上聊天，有个德国人认出我来，问我是不是俘虏过一个德军第16坦克师的人，他说他就是那个人。我想不起来了。他又提醒我说，被俘的时候他想送块表给我，但我没接受。我这才想起来。”“这个老兵退役后在大学教书，我们成了朋友一直有联络。两年前他去世了。”

60年前的一天，一支350万人的武装军队突然袭击了450万武装人员。德国的中央军团径取拿破仑走过的最短的直路——明斯克、斯摩棱斯克、维严兹马、鲍罗金诺、莫斯科、斯大林格勒。这条路斜向大沼泽的北边，像箭一般直指这个庞大国家的中心地带。它从两条河上游中间穿过。军人们把这条路叫作干路，非常喜欢它。希特勒把战线从西边转向东边的用意到现在也没有多少人能真正明白。这场入侵，让所有人惊讶。更惊讶的是记者在伏尔加格勒采访的这些老战士们，他们当年大部分是未满参军年龄的儿童。他们身不由己地进入了大历史向前滚动的轨道，他们第一次看到从天而降的炸弹，第一次看见尸体、鲜血，第一次挨饿，第一次杀人。图洛夫说，法西斯灾祸虽然结束半个多世纪了，回头看看，他们一生也许从来就没有走出过这场战争。

8月23日· 奥尔洛夫最后一眼的红色城市

奥尔洛夫·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上校最后一眼看到那个未遭毁坏的红色城市的时候才16岁。那时候，他正在城外围一间2层木制房的偏房里面，聂克拉索夫街38号，离伏尔加河岸也就100米的样子。他听到一声巨响后，开始冲出楼房向地道跑。他看了一眼这个无比熟悉的老地方，“斯大林格勒市中心基本上是四到五层的红色砖楼，外围是更低层的小楼房，底部是红砖砌的，上面是木制的，有很多花纹”。不过，奥尔洛夫最后一眼中的“红色城市”已经不再是原先的红色了，而是又染过一道的大红。8月23日，星期天，德军16点40分开始轰炸斯大林格勒，进行了近2000架次的轰炸。

“一小时内这些飞机向斯大林格勒扔下了1000多枚炸弹。”奥尔洛夫说，因为斯大林格勒当年的建筑主要是木制的，德军扔下的炸弹一部分是燃烧弹，一部分是摧毁弹。整个市中心一下子燃烧起来。“德军一开始以为很快能攻下这里，为了尽量不破坏这座城市的生产能力，所以‘红色十月工厂’、‘街垒工厂’都没有被炸，炸弹直接扔向了市中心居民区，同时还扔下了很多彩色杂志和宣传单，宣传单上写着‘要保护好这些工厂，等待你们的是更好的生活’。”这是奥尔洛夫后来知道的，那时候，他已经成为13师42团的一名侦察兵。

( 哈尔岑科夫年轻时的照片 )

奥尔洛夫说，很多人在23日的轰炸中丧生。他回忆，侥幸的是，8月份是很多人的休假期，20%的城市居民都在伏尔加河以外的地方度假。

那是初夏，奥尔洛夫从房间奔下楼，只穿了短裤和拖鞋。“轰炸一结束，我的一切家当就只有这些了”。他跑向的那个地道是8月份以前刚刚修好的。“1941年战争突然爆发，上面已经指示斯大林格勒的居民做好战争准备。大伙在城里挖了很多可供藏身的战壕。在一条街道的两栋房子间挖出一条T字型的长1米、深3.4米的沟。沟里储备着水，腌制的蘑菇，面包，干黄油。我们把黄油随时带在身上，饿的时候就拿出来舔两下。空袭猛烈的几天，居民晚上要跑到各自挖好的地道里去过夜。”

奥尔洛夫说，那天的地道里有附近3栋房子的12个人，大家紧紧挤在一起。5点左右，轰炸越来越往市中心靠，又过了半小时，等轰炸渐渐平息时，从地道里钻出来。“眼前，38号楼在燃烧，黑烟滚滚，头顶好像是烫的，我的头发都立起来了。”

奥尔洛夫说，他的父亲当时已经在前线作战了，他父亲一直参加完了卫国战争打到柏林，多处受伤，活到95岁，几年前刚刚去世。他的母亲那时是人防人员，负责大家的撤退、保护小孩，也在前线。“大人都不在我身边，我不知道该去哪儿找他们，”奥尔洛夫说他只有一个人呆呆地在废墟上站了一会儿，“一个16岁的小男孩，我的第一个念头却不是想父母，而是我的好朋友都散了，不能去钓鱼了，不能一起玩了。一切儿时记忆里美好的东西都不能再回来了。”“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已经生活在另一个环境之中了。”

“另一种环境”除了无法预测的轰炸，还有和奥尔洛夫成长16年来完全两样的战时生活。奥尔洛夫回忆，1942年8月，斯大林格勒市政府开始向居民提供政府供给品，标准是每个人每个月0.5升植物油，每个孩子有100克糖。“这其实是很少的，根本不够吃，但之前人们储存在地洞里的食物帮助很多人活了下去。11月份，进入反攻阶段，政府增多了每月的供给标准，这确实非常及时，因为老百姓的存粮撑到那时候已经所剩无几了。”他印象里最美妙的食物是“干鱼”。“当年的伏尔加河里有很多鱼”，他说，伏尔加河边上有一个高地，放着许多石油贮存罐。和那些工厂的命运一样，德军认为占领后它们都能为己所用，因此这些重要的战略物资开头并没有被列入空袭目标。但没多久，他们炸了油罐，燃烧的石油流到河里，整个伏尔加河就像一条着火的蛇在舞动，石油燃烧产生的黑烟笼罩了整个城市上空。一名被俘的德国军官后来说，轰炸后，德国人曾经看到过一个很大的怪物从伏尔加河里蹿出来，这个“怪物”是伏尔加河40年代盛产黑鱼籽的鲟鱼，大的能长成一吨重。

奥尔洛夫说他在爆炸后开始使劲往军事委员会的门口跑，他那年是七年级毕业的小学生，准备去考斯大林格勒第六军事飞行学院，8月1日刚刚通过军事考试，成为飞行学院250“精壮小组”的成员。“在那里，我们被告之，一旦战事发生，要在第一时间赶到这个集合点。事实上，在七年级开始的时候，学校已经教男生怎么使用武器，怎么使用马克西姆枪，教女生怎么进行战时护理。”

( 82岁的安东洛夫上校曾在崔可夫62集团军服役 )

他告诉记者，但预定的集合点上空无一人，“一切都乱了”。奥尔洛夫看到所有临街商店的一层都在燃烧，许多楼上的人打破窗户从着火的房间里往外跳。奥尔洛夫说他看到一个很漂亮的金发女人想从一个着火的阳台上翻下来，正当她想跳的时候，上面掉了一块燃烧着的横梁砸在她的头上。“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原来头发可以那样燃烧，一个火球从头顶蹿起来，长长的美丽金发就那样瞬间化为乌有了。”

奥尔洛夫说，现在伏尔加格勒中心广场列宁雕像往下的位置是当时伏尔加河的一个轮渡点。当时很多人从啤酒加工厂附近的一所医院用推车把伤员从这里送到轮渡，再运到河对岸。他加入了这个队列。“我到轮渡的时候，这里已经聚集了80名战士，37名居民。我是第38名居民。38名居民当中有75岁的老人和小孩，几乎没有人指挥，大家都成了士兵。我们这百号人的任务就是不让德国人占领这个轮渡。”他说，那从时起，斯大林格勒的每一个男子和妇女都已成了军事机器的组成部分。■

哈尔岑科夫·除了成为战士你别无选择

“我是一个士兵，是真正从尸体堆里爬出来的人，一直从斯大林格勒打到柏林。我人生最美好的岁月给了战争，我没有办法去想象另一种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 苏军“火线入党”仪式 )

讲述者，79岁老兵弗拉基米尔·尼基芬诺维奇·哈尔岑科夫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120团活下来的最后一名士兵。1942年8月23日之后，斯大林格勒有超过600万像哈尔岑科夫这样并无战争经验的人加入战斗，生存下来的不到1/10。

1942年8月16日，德军非常严整地开进来。这是我第一次这样近距离地看到敌人，心里太害怕了。我想赶快抛开这一切，跑到姨妈那里去。说来奇怪，之前我可是一心一意争取才进入苏军的。

( “二战”退伍老兵 )

战争开始后实行食物配给，学生每人每天300克面包，工作的人500克，在最重要工作岗位的人才有800克。我在斯大林格勒34中学习，刚刚六年级毕业，在“红十月”第二技校学习金属加工，准备去“红十月”实习，与父亲一样做一名炼钢工人。对于一个16岁正在长身体的男孩来说，300克根本吃不饱，再这样下去只能饿死。我亲爱的妈妈跟我说:“你还是去参军吧，这样至少有面包吃。”

年纪未满17岁是不让入伍的，我被拒绝了，最后托了熟人，才把我安排在莫斯科近郊驻军里做简单的勤务工作。这时候斯大林下令，要把这支军队派到斯大林格勒。也是命运偶然，我从斯大林格勒出来，又被派到自己的家乡。1942年8月，军队出发的时候要赶我走，因为我没有任何技能，是一个非常沉默的小孩。我经过一番努力才留下来，没想到到了39师后，由于我熟悉斯大林格勒地形，一下子成了一个重要的陪同人物。

( 装甲很厚的新型快速T-34坦克部分扭转了战斗的局面 )

可是亲眼看到战争，第一反应就是逃走。跑了很远，发现姨妈那里已经成了德军指挥部，我很害怕，根本不知道往哪里走。德军已经在顿河沿岸很多地方设立了据点。那是8月17日，我清楚记得当时只有一个信念，绝不能成为德军的俘虏。我从苏军那跑出来，发现无路可逃，又急着跑回去。后来我明白，战争已经来了，除了成为战士，你别无选择。

我沿着河岸连滚带爬，岸上布满德军，突然看见路边趴着一个年轻人，他的屁股部位有一个烂穿的大洞，伤得很严重，他说让我设法把他弄到对岸去，“如果我死了，一定把我的包交给部队”。我用尽力气也没能救活他，只好找到了他所在的部队，把装满文件的包交给了上级，我也被这个侦察部队留下来。从此，我就成了部队负责军需品的士兵。对于我们来说，最神圣的义务就是保证战士有子弹。

(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苏联卫国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战役 )

斯大林格勒的战役非常残酷，1942年10到11月，战争到了要输掉的边缘，人员伤亡非常大，我的直接上司被杀死了，黑海舰队的一个部队来增援，最后整条船只剩下一个士兵，他就到我们这里顶替被杀的上司。战争的残酷程度让人觉得到了死亡边缘，我向他请假说，“我想回家看看父母兄弟是否还活着，我也不知道明天自己是否会战死，让我回家看最后一眼吧”。当时我们部队驻守在“红十月”工厂，我家在玛玛耶夫岗旁边，回家要穿过战区，我准备冒着生命危险在德国鬼子的枪口下最后看一眼。可是家的感觉完全被德国人破坏了，成了一堆废墟。德国人把家里的草棚变成了马厩，我近得能听到马呼吸的声音。我仔细看着家里，也看了周围邻居家，什么都没有了，只有望见一个窗口里，被杀的人高高跷起的两只腿。

听着自家房子里马的呼吸声，我突然有了主意，那时我是一个16岁身材单薄的小孩，每天要运送很沉的军需品，为何不偷一匹马帮忙？我从马厩里抓住一匹马的腿，没想到它跟着我安静地走，直到我走到库兹尼左夫街，离苏军战区很近的时候，穿过铁路时被德军发现开枪，我的腿和马腿都受伤了。但我最后还是把马拖到了“红十月”工厂，由于我管理军需品，对工厂地形非常熟悉，就把马藏在大型机器和军需品后边。巷战的激烈程度随时可能使它送命，但是这匹我叫做“阿特凡”的马，一直跟着我到了柏林。我16岁参军，1952年退役，服役11年，退役时负责整个团的军需品，是功勋战士。

( 1945年，苏联士兵搭乘T-34坦克，以保护T-34不受反坦克部队袭击 )

有人问陆军是什么，我的体会是，陆军就是能走100公里的人。战争艰苦呀，最早牺牲的都是光荣而普通的战士，他们要么牺牲了，要么消失了。

有人问我，在战场上到底杀死过多少人。我不高兴听到这样的话，怎么可以这样问呢？当敌人和你近在咫尺的时候，没有人会去数自己杀了多少个人。你不杀他，他就杀你，你丧命事小，可是你作为战士没有尽到保卫祖国的义务。我们每一个脚步都是踩着尸体前进的。■

图洛夫·第一滴血

“我一把扎过去，刀子像扎到油里一样，很滑地进到对方身体，跟学校里朝着靶子扎的感觉很不一样。这是我的第一次进攻，以后这样的经历重复了很多次。”

85岁的老兵弗拉基米尔·谢缅诺维奇·图洛夫不是伏尔加格勒人，战争之前毕业于高加索地区的陆军学校。1941年7月11日，当时19岁的他作为中士派到白城附近组建军队，8月21日被派往西部战场，成为一个步兵连的连长。1942年3月，图洛夫受伤康复后回到西伯利亚组建315步兵师724团，8月，随315师增援斯大林格勒。

像图洛夫这样从各方面来增援的部队，在斯大林格勒的外围用士兵的生命牵制住德军，以保证在市区作战，六十二、六十四集团军守住城市。这些部队的损失更惨重，“一个连一般只剩下30〜40人”。

我们这一支从白城进发西线战场的299师是为了反进攻。那时西线的苏军战斗并不成功，损失很大，并后退了一些。我们部队隐蔽地来到吉斯纳河，看到河对岸德军已经安顿得很好了，士兵自由地来回走动，看到此情景，299师指挥部把所有军官级的人召集开会，要求不惜代价过河，在德军所在的地方周围展开攻击。德军当时没有看到我们，也没有想到我们会来。

我们当时的进攻方法是，50到60人一队，15米一个间隔，朝上游的一个桥抢攻，边跑边喊着“朝前冲，朝前冲”。当时德军完全吓呆了，没想到苏军会向他们进攻。当时先头部队已经上岸，开始肉搏。等德国人反应过来后，有人已经过了河。我当时在299师的956团9连，靠快攻过河。但是德国人的反应也很快，从枪击到炮击，并调来飞机轰炸，使得后面的军队没来得及过河。

在更北的地方苏军修建浮桥，准备把坦克等武器从这里运过去。白天很长，反攻很成功，苏军坦克快速地渡过了浮桥。晚上我们的进攻稍稍停滞，局面很乱。调整好后，到了早晨，因为我在军事学校里学过狙击，给我配备了两支狙击枪，让我接近德军驻扎地点。

当时第9连潜伏在树林边，德军与苏军之间是五六百米的旷野。我潜伏到前边，我选择了后面小屋出来的一个德国人，他应声倒下，走出的第二个也被我击中。当我换第二轮子弹的时候，被德国人发现了，我被迫退回到营地。我第一次离对手这么近。

之后，部队决定化解僵持局面，兵分几路朝德军的方向进发。进攻时德军开始了猛烈的还击，我们连滚带爬到离德军三四十米的地方，连指导员一站起来马上被击中。现在该怎么办？我对趴在身边的人说，全连必须马上听我的指挥。大家呈链状向后一线排开，一个个耳朵挨着耳朵传达这个命令。我下的第二个命令是，大家准备好进攻。当时整个连的战线很长，我一声令下“站起来”，大家像一堵墙一样站起来，很快冲过了德军。我第一次把在学校学习的打斗功夫用在肉搏战上。

我清楚地记得1941年12月，我指挥着步兵连在莫斯科附近反攻。那年冬天特别冷，大雪深可埋腿，我们一个连150到200人，晚上进攻，这样让敌人感觉我们势力比较大。我们到图拉州一个村庄作战时，我们打，德军跑，他们跑时把当地居民也赶走。我的士兵看到一间小屋子的景象，让我进去，我看到德军留下的照明灯还没有熄灭，一个全身是血的女子趴倒在房子中间，旁边一个吃奶的婴儿，婴儿的腿很不自然地跷着，这个孩子的胸膛已经基本上剖开了。孩子和母亲的血溅到桌上、墙上、房屋的横梁上，到处都是，直到今天我想起那一幕，也会掉泪。

1942年3月，我受伤康复后回到西伯利亚组建315步兵师724团。随着斯大林格勒局势的恶化，我随315师前来增援。8月24日凌晨，我们在城市北面离伏尔加河十七八公里的村庄接到命令，一定要突破德军攻势。那时我们部队左边是内务部警察，右边是工人组成的防卫队，所有人一起向敌人进攻。当时德军20多辆坦克从侧面攻击，强大压力下，我们所有部队停止行动，用链状潜伏的方式，等着德军靠近。到了8月27日，我们和另外两个团配合，在炮兵掩护下离德军很近，但进攻没有成功。后来我们才知道，还有西伯利亚方面军、乌克兰方面军和我们一样，执行北面牵制敌人的任务。虽然损失很大，但还是多少牵制了德军的力量，给其他部队留下了反攻的空间。■

9月12、13、14日斯大林格勒最惨烈三天的个人记忆

安东洛夫，一名步兵连长的9月12日

阿斯特拉汉桥下察里察河的河床是“察里津地堡”的入口。现在这片开阔的低地长满了荒草。据说，当年上面的出口通向普希金大街。记者在这条街上看到了这个出口，绿色的小门，很不起眼。没有多少人知道这里曾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惨烈的三天作为崔可夫集团军的指挥部。据曾进入过地堡的苏军士兵回忆说，这是一个被隔成十间屋子的大掩蔽坑道，天花板和周围的墙壁都用薄木板镶衬。东南——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指挥所曾设在这里。土筑的顶盖足有10米厚，一吨重的炸弹才可以穿透其个别地方。他回忆说：“那几天晚上，地堡通道里挤满了人，有集团军通讯部队的、警卫营的、行政管理部门的、各部队的联络官，他们都因有‘紧急公务’通过入口，然后便滞留在这里。掩蔽部没有通风装置，所以空气闷热污浊，臭气熏人。尤其到了深夜，空气几乎使人窒息。我们轮流到洞外去透透空气。察里察河以南的城区火光通明，像白昼一样。尽管德国冲锋枪手的子弹在头顶上、在脚下呼啸着，但这样也挡不住我们离开闷人的洞穴。”

就在这个阿斯特拉汉桥的附近，安东洛夫·彼得彼特罗维奇被德军的一名狙击手打中了左手，他当时是崔可夫62师第10步兵团的一名连长。安东洛夫回忆说，那个傍晚十六七点，黄昏开始了，他需要把一个文件通过下级转交给其他人，他所在的地方很空旷，没有什么可躲的。“我提醒我的士兵让他注意哪儿有敌军，我看到不远的地上躺着一匹死马，我就让他藏到那马后面，我正在指的时候，左手被射伤。之后，密集的枪弹就来了。”那是安东洛夫经历过的无数次危险之一。他说，当时可能我身上的某个信息告诉敌人我是个连长，可能是我身上背的包，也可能是望远镜。“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初期，我们指挥官的配备和一般士兵有区别，冬天有半长的厚大衣，有专门的背包。”

安东洛夫是斯大林格勒人。阿斯特拉汉州军事学校毕业，“到了斯大林格勒，毕业生就被分成很多部分，到第10师和其他地方。部队从四面八方向斯大林格勒进来，一切目的是止住德军的进攻”。

和奥尔洛夫参军的那个师团所肩负的任务是相同的——他们要补充斯大林格勒一个月来巨大的兵力消耗。安东洛夫说，有一个步兵团，从8月23日到9月13日，损失了37名军官和1200名士兵。这个师在9月27日补充兵员到达时，已减员3800人。像13师42团和62师10团这些不停渡河的部队虽然人数不少，但他形容说，“这种补充只不过是向大海注入一滴水而已”。安东洛夫到了他们需要支援的目的地叶利沙岗时，先在那里作战的35师的70%兵力已经损失了。他向记者提到，格拉斯科夫是这个师的师长，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全景博物馆里有他穿过的那件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的衣服。

9月12日。安东洛夫意识到，类似那次被对手狙击的危险已经是家常便饭。因为“我们与敌人距离已近到极限”，安东洛夫说，战争转到了斯大林格勒的岗峦起伏、坑洼不平的工厂区。这里到处是铁的、混凝土的和石头的建筑物。作为长度单位公里，已被米所代替；总参谋部的地图也被城市平面图所代替。最惨烈的巷战从这一天开始。

“那天，我被命令要去守住两条街的十字路口，街垒街和工农街的路口。街垒街走到底就是伏尔加河了。我的任务是守住十字路口，不让德军往伏尔加河边去。我的士兵守住了这条街两边的房子。”安东洛夫回忆，9月18日，德军在炮兵掩护下向伏尔加河边来了。朝我们方向来的有两辆坦克，我们扔了一个燃烧弹把一辆坦克毁了，另一个用反坦克弹给摧毁了，但德军坦克很多，还是冲到了我们守的十字路口跟前。

“巷战是难以描述的”，这个上校说，德军和苏军分散在这个城市里，都很难再进一步，双方交叉着，像生长在树林里面的蘑菇，根本没有严格地理位置上的界限。当时苏军内部流传着一个口号“肉搏时候，你一定要把敌人杀死，因为你不杀死他，你肯定要被杀死”。

参与巷战的人几乎一天也没有休息，最多就是拿大衣一合眯上几分钟的眼睛。安东洛夫说，“白天结束以后，是我们的进攻时间。德国人害怕黑夜，我们用晚上夺去白天失去的点。晚上我们还要做清点和整理工作，看看死了多少人，活下来多少。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工作？因为第二天还要分配新任务，要分配有限的军需品。我手下人向我汇报，我还要向上级汇报。我们最难的是，很多东西包括重炮、军需品全部在伏尔加河对岸。德军占领马马耶夫岗，看得很清楚，你做什么事都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渡河越来越困难，士兵们经常一夜一夜没有吃的”。

“当时在一栋房子里，二楼是苏军，一楼是德军，用上了所有可能的武器。巷战的特点没有连续的敌我，所有的房子都被轰炸过，我们在废墟中作战，能够运用的所有东西，钢、煤、铁，都要用上。根本分不清哪儿是敌人，哪儿是自己人。你根本不知道，从哪儿会开来一枪。突然遇到敌人的时候，就经常用枪托子砸向对手。”安东洛夫接着向记者讲述那天的情景，他说，当时他根本没有电话指挥自己的战士，他所在的指挥点，连房顶都没有了，房子被分成了两半，我在这边指挥，而同一个房子的另一半已经是德军的了。如果德军扔过来一个手榴弹，他们全都要被炸死。

“我就派我的政治指导员卡拉奇科夫，和几个士兵绕过去，把这伙德军干掉，没想到，我们士兵绕过去的时候，德军正有一个人躲在窗下台阶的转角处，一下子把这个小组走到第一个的指导员的脖子砍断了。”安东洛夫说，他当年只有19岁，他的指导员35岁，和他父亲一样大，“这个任务的命令是我下达的，我到现在也心怀不安。”

巷战的残酷对苏军的战局却是有利的。安东洛夫说，毕竟，在城市的废墟上歼灭德军比在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的大草原上要容易得多。

奥尔洛夫，一名侦察兵的9月13日

奥尔洛夫回忆说，11月之前，德军优势一直非常明显，他们好像故意要污辱苏军，早上先绕城市一圈，然后吃早饭，吃完再来轰炸。奥尔洛夫对记者说，他的记忆里，晚上19点，德国人就准时停止射击，开始吃晚饭，唱歌。苏军就在这段时间里开始抢救伤员，修战壕。德国人晚上经常要喝酒，喝醉了酒，就乱放几枪，还会由军官指挥着唱苏联最著名的歌曲《卡秋莎》，唱到后来，就唱成“伊万投降吧，我们一起唱卡秋莎”（“伊万”是俄国最常见的姓）。然后，这边就扔几个手榴弹过去，大伙也唱“卡秋莎”。

斯大林格勒对于德军的重要性在于:伏尔加河只要被占领，他们可以到乌拉尔，到莫斯科，整个战役就是他们的了。9月14日，德军不断向伏尔加河边发起进攻。火车站、马马耶夫岗几个战略重地被夺走。那些运送物资、伤员和向斯大林格勒输送后备军队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伏尔加河上的渡口变得岌岌可危。奥尔洛夫说，“9月13日以后，从伏尔加河对岸把炮弹运过来，再运进城里已经很困难，有时完全行不通。因为白天德军监视着从东边通向伏尔加河的所有道路。他们向每一只渡船实施直接瞄准射击。在夜间运送弹药和军队也很冒险，因为我们的渡河区域他们一目了然，他们不断向河面上空投照明弹，使伏尔加河整夜都亮如白昼。我们的火炮和机枪用曳光弹尽量把它们击落，但这很复杂。把弹药运过这一公里宽的水面，比从100公里以外把弹药运到伏尔加河岸边还要困难”。每一次强行渡河，苏军要损失一半的兵力。

奥尔洛夫所在师的侦察连有50个既了解城市又能作战的人，但其中只有20个壮年，其他都是像他一样的小孩，还有女人和老人、吉卜赛人。“我们的主要任务很清楚，是要打进德军所在地，搞清楚他们哪里是仓库，哪里是屯兵重点，人数大概有多少，搜集尽可能详细的情报，向指挥官汇报。我们通常伪装成居民，做出去偷粮食、偷水的样子，一天要出去十几次。后来德军察觉出来就开始抓经常在附近出没的居民，这招失效了。”奥尔洛夫说。

他说，“那天，在第一个师渡河之后，其他师也开始渡河。但后来发现，每次渡河不到10分钟，德军的飞机就过来轰炸，我们损失惨重。指挥部于是有个假设，认为渡口附近肯定有飞机场。这个机场的战略目标不是城市，而是专门针对渡河军队。我被师部派去找这个机场。后来知道，有很多女人也被授命寻找机场所在位置，几支不同的队伍同时在执行这个相同的任务。”

指挥部根据已有情报推测，机场在离斯大林格勒30公里的村庄马林洛夫附近。但确认这个假设，要通过敌人已经占领的后方。奥尔洛夫说他混在被德军抓去做劳力的居民里，跟着这帮人穿过敌占区。

“对这些人，德军看得并不是很严，只有5个兵守着。我晚上偷偷跑出来，太累了，还睡了一会儿。醒来时候，太阳已经很高了。我就赶快跑，看到一个突出的高地，高地下有一片很大的平原，按假设，这个平原再过去，应该就是机场了。我隐约看到挂着枪的德国人在那儿走。”奥尔洛夫回忆说，“我正在想办法怎么过去，突然看到旁边坐了一个老太太在那儿打盹，旁边有许多羊。我没放过羊，我把大羊绳子解开，大羊跑了，小羊也跟着跑，然后我装作去追羊。没想到绳子开了，羊都不动。我就摸出口袋里的干黄油，让羊闻了一下，羊群跟着跑起来。德国人发现了，有人朝我喊‘停住’，这时我已经看到了一个军用机场，三条跑道，有40多架轰炸机停在那里。”

奥尔洛夫因此获得了他的第一枚勋章。

哈姆雷特，一名通讯兵的9月14日

今年85岁的哈姆雷特当年是斯大林格勒战役总指挥司令部的通讯兵。战后他写了一本描述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书《我爱过他们》，“他们是指士兵们，从亲历者的角度来说，这是一本最好的书，”他对记者说。

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现在仍能看出当年一望无际光秃秃的草原战场的模样。这使苏军当年能够纵深地观察整个地形。地形对他们有利，起伏的地貌、深沟、坍塌的建筑物、障碍物及大大小小的弹坑更利于哈姆雷特这样的通讯兵行动。

9月13日深夜，德军距伏尔加河的最大距离不超过10公里，而沿河绵延50公里的斯大林格勒市的最大宽度仅5公里。这就是说，要夺取斯大林格勒，特别是夺取城市的北部工厂区，只需在战斗中向前推进10公里。“整个指挥部撤退到伏尔加河以外，因为留在斯大林格勒市区非常危险。”哈姆雷特说，这个举措非常对。9月14日，德军早上占领火车站，1个小时后苏军占领，到9月27日，两方有4次来回的争夺，这之后一直被德军占领，直到战争结束。

指挥部撤退，留给哈姆雷特这些通讯兵的工作要更多。哈姆雷特回忆说，9月13、14日，有线通讯经常中断，无线电枢纽站经常出故障。全体通讯兵都被派出检修线路，就连掩蔽部里的电话员，也经常放下电话去寻找和排除线路上的故障。“故障频发，以至于那天崔可夫和总指挥仅通了一次话。我当时负责把信号从地堡传回指挥部，一共有8条通讯线，要在整条线上跑。”他回忆说，那时在城边码头旁边，有个叫做“灯塔”的餐厅。旁边一个建筑房檐上翘，类似中国的建筑，当地人把这里叫做“上海”。检修通讯线要通过这里，只要出了问题，通讯兵们就会开玩笑说，“赶快去上海看看”。

保证指挥部转移后的通讯畅通成了他的首要任务。哈姆雷特回忆说，“当时总指挥叶廖缅科，我是他的通讯兵。指挥部两个总指挥，下面还有空军、坦克兵各分部的指挥官，总指挥要通过下级总指挥把命令下达。指挥部撤离到河对岸的格拉斯尼亚斯劳后面的森林中。当时要把信号从这边，通过伏尔加河传到那边。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我跑去找直接上司，给了我一个带马达的船，通讯线，要通过河水给信号，必须有专门的防水地下通讯线缆。这种专门电缆当时没有，只有电影中能看到的，背的一捆一捆的普通线，非常容易断，一般的线200米一根，伏尔加河两公里，非常长，这样就要10卷线，还要互相连接起来，需要专门的高伏的焊接物。但我还是完成了任务。”

哈姆雷特说，他们通讯兵所有的通讯设备上都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小心，敌人在监听”。“通讯信号是不同的，有普通的，普通讯号即使被截获也没什么用。一种是指挥官给的信号，比如给斯大林的，指挥官说俄语，通讯兵发出的是另一个频率的声音。可能被德国人监听的地方，不能说名字，不能说军衔，要注意保密。”

9月14日下午，顿河边的一条线路坏了，哈姆雷特维修的时候遇到空袭，背部受伤。“运输伤员都是晚上进行，我就趴在那里，等到半夜。”他说，和他一起趴着等待救护的人还有很多，许多人等不到医护人员来就已经没有呼吸了。

哈姆雷特最后被送到离斯大林格勒40公里远的军需医院。伤员会得到不同的安排，最严重的送到大后方哈萨克斯坦。比较轻的留在当地治疗。当时我在那里躺了30天，然后回到斯大林格勒，这时已经10月份。苏军的反攻在部署中了。■

马德洛萨夫·反攻

讲述者，马德洛萨夫，顿河方面军260步兵师，侦查部队，士兵，完整地参加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现年82岁。

1942年10月份时，德军想要最后一击，一举夺下斯大林格勒，但是我们的军队打退了一次次进攻。当时苏联军队在抵抗上已经很危险了，朱可夫元帅决定采取反过来包围德军，他把这个计划向斯大林汇报后，只有3个人知道这个计划，朱可夫、斯大林和拉索夫斯基。这是秘密的准备，到了11月，从伏尔加河运来了军队、炮兵，从北面开始秘密准备。1942年的冬天来得很早，11月份已经开始下雪了，德军只有薄大衣。

实际上，1941年的冬天已经让德军无比恐惧。那是一个140年来未曾遇到过的严冬，从德军战地厨房里端出来的滚热汤汁，两分钟内就结成了冰块。奶油得用锯子锯成薄片，为了要把大片肉劈成小块，斧柄也被震裂。数以千计的坦克、大炮和车辆被遗弃在战地，悄然无声地淹没在地毯似的茫茫白雪之中。士兵们冻得发狂，许多人都被冻死。这年年底，共有10万个冻伤病例，其中有14000多人由于病情严重，不得不做截肢手术。德国本想在1942年冬天前结束这场战争，但斯大林格勒10月一过，德军的希望已经很渺茫了。

一切准备就绪，11月18日到19日，开始包围德军。被包围的德军人数达到了335000人。整个苏联军队成功地向前推进，当时运输工具以空军为主，天空中能见度很低，德国军队用飞机运人，空降食品，由于天气不好，德军物品会错投到苏军的地盘。天气原因在整个苏德战役中一直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在同样的道路泥泞和寒冷里，斯大林格勒的妇女还在城市里参与挖防坦克壕、堑壕，设置桩砦，修筑障碍物，搬运沙袋。

德军当时武器不够，军需品极其短缺，子弹、炮弹都不够，最不够的是食品。德军有时候把马杀了，吃马肉，最后马头、脚都被用来吃，马腿的毛刮了也用来煮。这种情况之下，苏军经常发布通牒，“不要再无谓的流血，投降吧，我们保证战俘安全，保证你们战后能够回家”。但德军指挥官没有接受最后通牒，希特勒还使劲把军队向前推，让士兵送死。当时苏军发布通牒后，一整天都不开枪，等待德军考虑。当时我曾带着俘虏，在斯大林格勒25公里处离德军最近的地方，让俘虏用大喇叭说德语劝他们投降。

严冬也再次让德军束手无策。1943年1月10日，苏军已经到了最后歼灭德军的阶段，当时天气非常寒冷，德军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穿在身上，有些人冻僵了，甚至冻死。我亲眼看见德军似乎在野地里烤火的样子，但实际上已经冻死了。20天之内，苏军前进了25公里。1月30日，当时德军全部被包围在城市里，包围圈越来越小。苏军最后一次用炮火还击德军用了54分钟，这一次袭击后，德军开始挂白旗投降，很多士兵排成队从房屋中走出来，德军中的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都停止主动攻击。2月份，保卢斯已经投降，苏军慢慢进入德军的驻地。很多人已经放弃战斗，还有人在刮胡子，做投降准备。整个德国军队35万人，俘虏了9.5万人，一大半人死掉了。德军把自己人的尸体捡起来就走，有的就地烧了。

我作为顿河方面军260步兵师的侦察兵，那时的任务是观察敌军，在地图上标出交火点，把进攻点的信息传给我们的进攻部队，从而摧毁他们。这要求我们的数学要非常好，能够准确地确定方位。比如要调整射击的目标，第一发炮弹发出去，如果不对要马上调整，“再打远50米”。第二个任务，抓住活的俘虏，把战俘送给指挥官，让他们交代敌方情况。

在最近的反攻中，我测量出两个带火炮的坦克的精确位置，让我们的炮兵准确击毁了它，因此获过三级荣誉勋章。

1949年，我从西伯利亚被派到斯大林格勒的街垒工厂。这真是很有意思的巧合。回到战斗过的地方。■

沙特拉夫科和他的T-34坦克

卫国战争初期，“烟”是苏联人害怕的东西，那是德国军队马克坦克一路扬起的灰尘。俄国坦克兵却信心不足，他们的坦克火炮射速太慢，结果经常被德国马克IV型坦克从四面八方把他们团团围住。某种意义上，装甲很厚的新型快速T-34型坦克部分扭转了坦克战的劣势。而这又依赖于像“红十月”、“拖拉机”工厂这些日夜转动的战时军备生产单位，和一起加入战争机器的生产工人。

记者在伏尔加格勒找到的这位拄着拐杖，身材魁梧的坦克兵沙特拉夫科已经是这个城市里很少几个仍然在世的T-34坦克驾驶者。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一个德军的团长在战时9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在这个无边无际的国家里，要征服的土地真够多的。然而，步兵与摩托化部队的看法迥然不同，因为他身后的每英里路都是靠他本人花费力气走过来。只有步兵能懂得这一点。他们一连好多个星期和污泥、雨水打交道，有时热，有时冷，吃得差，且不能按时就餐。他们拖着疲劳的、长满虱子的身子，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进攻，保护他们的只是他们身上的一张皮。”

步兵的处境的确是最惨的，不光德国是这样。沙特拉夫科·费多尔·列昂纪耶维奇是乌克兰人，毕业于哈里科夫第二坦克学校。他对记者说，“为什么战争前两年我们死的人特别多。实际上更多的是步兵，和坦克兵、飞行员相比，步兵最没有保护的，我们有句话‘步兵是放在案板上的肉’。”

沙特拉夫科说，因为开始时步兵损失很重，就把炮兵、坦克兵当作步兵用，直到后期战事缓和，这些技术兵才重新回到自己的岗位。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前，沙特拉夫科已经在莫斯科保卫战中受过一次重伤，他说自己怕被拿去做步兵，“我知道斯大林格勒很缺专业技术的人，就要求来这里了。斯大林格勒也有很多专业的学校，有通讯学校和装甲学校。我在那里教了很多学生。拖拉机工厂把这些人招去，装配坦克。装好后，这些坦克就直接开去前线了”。

即时的培训、生产，用于战争。沙特拉夫科讲的这个高效率战时生产体系在卫国战争开始不到一年就已经在为这个国家提供着充足的军需供应。沙特拉夫科在坦克学校时看到的T-34还是苏军最新型的坦克，当时俄军坦克中大部分是体积较小、较易受攻击的T-26型坦克和BT型坦克，这些坦克使用汽油发动机，很容易中弹着火。半年后，这种新型坦克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被广泛使用。沙特拉夫科说，他在学校的时候两次爬进坦克里去看，刚爬进去，就被人叫出来了。他说，10月14日以前，在拖拉机厂里，工人们一直在帮助坦克手修复被打坏的坦克，在街垒工厂里，工人和炮手们一起修理火炮。

改良后的T-34坦克重37吨，里面有五个位置，射击手、机械师、司机、加油员，还有一个指挥官的位置。五个人可以互相替换。沙特拉夫科一开始是射击手，在斯大林格勒时在指挥官的位置。

沙特拉夫科刚到斯大林格勒是1942年5月，离战役开始还有两个月。“我要求上前线，但上级让我留下来。7月初，我最后一次要求上前线没有被应允的当晚，就被通知，你们已经是第67独立坦克团。”他回忆说，“我们就被送上火车运走了，但去哪儿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大概走了350公里左右。突然有德军飞机向我们扔炸弹，离铁路一公里的地方就是树林，我们把坦克开到树林里躲了三天，三天后又有了命令，让我们回到火车上。”

“突然发现我们又被往回拉了。上级通知我们解除装备。不远就是顿河。我们边走边停，记不清走了多少公里，终于走到谢洛菲莫维奇小城。这里是斯大林格勒防线的开始。这里集结了很多军队。7月24日左右，我被任命为坦克连的连长。我曾经是惟一一个下士当连长而且是驾驶T-34坦克的。”

沙特拉夫科说，当时一起作战的还有652独立坦克团。这两个团同时一起作战。“我们向斯大林格勒走了300公里，停停走走，我们都忘了到底走了多长时间。”沙特拉夫科这次漫长的调动在六十二集团军司令崔可夫的计划之内。在德军准备用重兵进攻工厂区之前，我们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施，加强沿莫克拉亚梅切特卡河、维什涅瓦亚山谷、马马耶夫岗一线的防御，沙特拉夫科的坦克团所属坦克第84旅就为了要布置在这个阵地上，以加强这个地域的防御，并且已经开始准备10月对德军的反攻了。

他说，1942年T-34还没有经过改良。“我们整个部队已经走了很久了。当时人员也很累。坦克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战斗，很多已经需要修理维护。有些坦克一面还可以，另外一面残破不堪了。他们来到了伏尔加格勒的北面离拖拉机厂不远的地方，那里可以对坦克进行维修。拖拉机厂的6个人组成的一个维修小组。”

到拖拉机厂的路上，沙特拉夫科看到，在战场上可以看到被打死的身穿工作服的工人，他们那已经僵硬的手还握着步枪和手枪。在被击毁的坦克驾驶舱里，坐着被打死的身穿工作服的工人。“我们到工厂，工厂的人跟我说‘你知道吗，我们已经两个月没有出工厂了，又饿又冷’，部队还有一些压缩食品，我就把这些所有的储备食品都拿出来了。我想，首先要把这一关给过了，把坦克修理好，要不然后面的仗就没法打了。我们来之前，德国人几次想把工厂夺走，但他们还在继续生产。当时有工人在组成的守护队，他们一边生产一边战斗。北面的这三个工厂都是这样的情况。德军坦克开来是非常大的规模，他们直接指向城市的要害地区。这些工厂的位置很重要，而这些工厂的坦克又要支援其他地方，还不能全部用来作战，并且德军阻断了交通，这些厂又没有增援的部队。所以他们的情况特别危急。”

沙特拉夫科说，他的团出厂的时候，大概是9月23日，德国的坦克正好开始新一轮进攻。“刚出拖拉机厂就看到一辆德国坦克在前面，我让坦克手加油开，把前面的坦克给打掉了，却发现后面有一大堆的德国坦克。我和手下说，快用雷达和部队联系，我们已经和几十辆坦克开始交战了。这时候副手告诉我，德国的反坦克炮从右边来了。我们只能扔手榴弹去炸那个反坦克炮，我们距离很近，只有5米左右，我们自己的坦克也受到很大震动，坦克的一边整个爆开了。我被炸伤了，我的同伴把我拖出坦克，我已经昏迷过去，到傍晚才恢复知觉。我知道有一个不认识的士兵把我送到一个学校临时改成的医疗点，又转到军区医院，因为伤势很重，又被转到阿拉木图。醒来的时候，我身边躺的人就是送我来的那个，就这么短的时间，他也受伤了，我是从他的口中得知这一切的。”

军事医院给沙特拉夫科开了一个受伤证明。他看了证明才知道，他的部队名字已经变了，647和652两个坦克团合并了。“我才知道我们死了多少人，”他说，“这一线走下来，我们开始组建的这个坦克团已经没有几个人活下来了，我们都没有等到10月份的反攻。”■

“只是一瞬间”

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费多托夫:1925年生于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原属第三坦克军第120师下士，参加过第涅伯战役，解放基辅战役，柏林、布拉格等战役，在解放乌克兰战役中和地雷连士兵到离德军近的前线爆破了对方5座铁路和公桥，排除了数千颗反坦克雷并在德军后撤和向西线运输军需物品和军事设施的线路上布雷，因此获得过二级和三级荣誉勋章，两枚红星奖章。已在伏尔加州老战士委员会工作超过25年。

费多托夫上校说自己4月27日要去德国，该国一个叫做“保护军人墓地委员会”的组织帮助修缮的又一座苏联“二战”士兵墓地刚刚完工，他被应邀在竣工典礼上发言。记者离开老战士协会大楼的时候，他送给我们一本斯大林格勒战役60周年纪念图册，书名叫《只是一瞬间》。

——专访伏尔加州老战士委员会主席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费多托夫

三联生活周刊:先跟我们说说为什么这本书会以此命名？对于像您这样亲历过战争的人们，战争到底留给你们的是什么？

费多托夫:“瞬间”在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人的生死只是一瞬间，每个战场都是这样，任何一个瞬间都可能夺走人的生命。二是说，战争是个很长的时间段，这本书里记载的只是许多个瞬间，瞬间代表着永恒的主题。

三联生活周刊:“老战士委员会”现在所做的一切也都是要让曾经的瞬间被人永远记住吗？

费多托夫:对于我们参加过战争的人来说，现在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让人们永远记住这一切，我们应该记住的是战争一切真实的东西，我们希望年轻的一代要讲战争的真话。这是一个自然规律，离战争的年代越久远，从战争留存下来的事物、战士也越来越少。要记住他们，要讲出战争的真相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在您看来，关于60年前这场卫国战争和这场改变历史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真话”是什么？

费多托夫:我们作为战争的参加者，应该讲出当时的的确确发生过的一切。比如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到现在仍然有许多人说，战胜德国法西斯的是“严寒将军”，天气严寒帮了我们的忙。这不是全部的真话。我认为，严寒对于任何部队都是一样的。1941年夏季的进攻我们也曾经措手不及，有我们自身的原因，也因为德国一开始就处在更有利的条件下。它已经打了两年仗，把所有的生产部门都转入了战时轨道，它拥有的军事经济资源几乎相当于西欧国家的总和。战争的关键是战士。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保卫巴甫洛夫楼的59个昼夜，德军用了一切手段，炮击、飞机轰炸，我们12个不同民族的22名战士还是守住了这个楼。这就是我们的军人。我们每一个战士都无数次看过死亡的真实场景。

三联生活周刊:斯大林格勒的精神和那场残酷的战争让人们记住了这座城市。但我们也知道，斯大林在1942年7月底颁布的国防人民委员会227号命令，规定任何人没有命令不得退出阵地，这个极为严厉的命令和士兵死守城市的勇气有关吗？

费多托夫:我是从一个最普通的下士开始战争生涯的。我记得我的最后一个战役是在德国柏林的地铁里，因为上面指示，为了防止希特勒的指挥官们从地下转移，我们受命炸毁所有地下的可利用工事。这场战争对任何人都无比残酷，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有许多村庄整体消失，那里1/4的人口被毁灭。我自己的家庭也失去了三个亲人。应该这样说，最重要的是每个人保卫自己的城市，自己的村庄，自己的小屋子，凡是保卫自己国土的人民是不可被征服的。后来当我们迈过德国边境的时候，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有极为强烈的复仇愿望，应该说，在那时候，这样的愿望是很难被阻止和遏制的。

战争后期，当我们穿过波兰进入德国边境前，我们甚至专门开过会，人们在会上呼喊“要报复法西斯”，每个士兵的心里都是死去的亲人，这种仇恨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进入德国后，我的士兵看到几乎所有德国居民的房子都空了，他们都跑了，我们就拿着枪向空房子扫射。士兵们太需要发泄了。到现在，经常有人对我说，苏军当年入境后，枪击过和平居民，我就对他们说，你们应该理解，如果你的一家人被人杀死，你会体会到什么？我们不排除有个别这样的情况，但把像法西斯那样把人赶到一间房子里活活烧死的事绝对没有过。而且，越往德国境内深入，德国居民越来越多，苏军高层为此专门发布命令，一旦有烧杀抢掠的人，要就地枪决。5月2日柏林攻克，柏林投降了，每个居民房子的窗户都挂着白条，所有人臂上都缠着白条，这时候，我们还会经常被一些房子里射过来的冷枪袭击。

“227令”的确也是和战争本身一样非常残酷的命令。但战争开始时候也确实不排除有人害怕而后退，也有人慌乱，投降。这个文件是在斯大林格勒和国家处在最艰苦危急的时刻下达的，不能再后退一步了。当时兵临城下，城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步也不能后退了，伏尔加河后面再没有一寸土地”。

三联生活周刊:这场卫国战争的另一些瞬间同样悲壮，比如，因战争初期高层决策失误造成的大量战俘却在很长时间里都被作为叛国者对待，甚至包括他们的家属。近年，俄罗斯解密的苏联档案材料显示，整个战争期间苏军战俘总计405.9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1941年6月〜1942年被俘，因此牵连的公民至少达到1600万，也就是说，有近1/10的人口因“战俘罪”受到政治上的歧视。战俘问题的平反持续了很长时间，恢复一些战士的尊严、还原战争真相也是老战士委员会努力的内容吗？

费多托夫:是的。当年很多集中营里有各个国家的战俘，但苏联战俘受到的待遇是最差的，我知道，英国几个国家有专门的军官负责给他们的战俘寄送衣服和食品，而我们却对战俘和他们的家人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检查。国家对他们有很多歧视，不让他们的家属读书，不给他们提供好的工作。90年代以来，战俘问题虽然很大程度上被平反，但这些老战士的生活一直算不上好。作为一个老兵，我和其他老兵一样，认为这是完全不正确的。我们老战士委员会有一个专门的战俘问题部，帮助很多被遗忘的战士们重新获得“卫国战争参与者”的称号。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知道伏尔加格勒有一个由老战士组成的组织叫“斯大林格勒恢复名称委员会”。的确，更多人记忆伏尔加格勒是因为这场震撼人心的保卫战，他们更愿意用“斯大林格勒”来记忆这个地方。您介意这个曾经战争过的地方不使用当时的名称吗？

费多托夫:斯大林是个非常复杂的政治人物，他在战争初期犯过非常严重的错误，他的大清洗一下子也使国家失去了4万名年轻军官，这让卫国战争初期的前线根本没有合适的人可以指挥战争。但我也同意朱可夫元帅在他的回忆录《回忆与思考》中对斯大林的评价:“的确他有过失误，但在战争收尾阶段，斯大林表现出了杰出的指挥品质。”斯大林给我们的印记是很深的。我当时冲锋的时候心里想着自己的家，却习惯地喊着“为斯大林而战”。

正是这样的历史导致了对于改名的不同看法。伏尔加格勒原本叫察里津，1925年因在该城下粉碎白军的军事胜利而被更名为“斯大林格勒”，1962年因赫鲁晓夫的“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而被更名为“伏尔加格勒”，连纪念碑石上的“斯大林格勒”也被改成了“伏尔加格勒”。当年为什么要改？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也可以提。

不久前，纪念碑石重新更名，普京说，“斯大林格勒战役是‘二战’中根本的转折点，应当尊重斯大林格勒保卫者的英雄主义精神，并去捍卫俄罗斯国家的历史”。总统令没有将城市伏尔加格勒改回旧时的名称。

我知道现在对城市更名的争议很多。有30%的人希望恢复到察里津，中年和青年一代希望保留伏尔加格勒，老一代人包括我们这些老兵都希望恢复到“斯大林格勒”的名称，当然我们这群人越来越少了。现在更名的问题再次非常尖锐地出现在面前，但谁也不知道结果。普京建议伏尔加格勒的人举行一次全民公决。我们看看再说吧，我是没有信心的。

“更名”是件花钱的事。我想更重要的是，让现在的伏尔加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