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手记

茨威格《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的最后一章写的是列宁在1917年4月9日从瑞士回国指挥俄国革命。他说，1915年到1918年的瑞士，所发生的宣传鼓动“一半是间谍活动；貌似友爱，实际是出卖，所有这些匆匆而来的人办理的每一件公开的事，背后都隐藏着第二件和第三件事。大大小小的情报人员每天都将真实的和杜撰的成册报告交给那些外交人员，再由他们转送出去。所有的墙壁都是透风的；电话被窃听；从字纸篓的废纸里和吸墨纸的痕迹上重新发现每一条消息。在这群魔乱舞的混乱之中，到最后许多人连自己都弄不清楚，自己究竟是猎手还是被猎者，是间谍还是反间谍，是出卖者还是被出卖者”。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雇员们干的更多的肯定是出卖别人，偶尔被出卖过还心有不甘，退休后通过写回忆录来报复人家。

瓦尔特·普福尔茨海姆独自一人住在水门附近的家中，有两间房子，一间自己住，另一间是他的书房，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关于间谍的著作。如果瓦尔特还活着，他收藏这类书的爱好会得到更大的满足:近期中情局的前雇员纷纷写书，分别被冠之以“我在CIA的生活”“一个间谍的历程”“间谍王”“否认和欺骗——知情人对CIA的看法”等书名。为了收藏这些曾经的间谍写的新书，他得腾出五英尺高的书架来，书架还会被压得嘎吱作响。这时，刚刚卸任的前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内特的大作尚未写就，他拿到的预付版税都能赶上中情局的预算了。这不由得令美国书评人感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也只有在美国，间谍的回忆录才能构成一个文学题材。”

这些著述确实很重要。中央情报局的文件被视作这个国家的“潜意识”，在那里你可以找到美国领导人真正想过、干过的事情的证据，就像冰河流经之处会在岩石上留下槽孔。美国人认为这些东西能帮助他们认识自己到底是谁。中央情报局解密的文件有时能透露一些线索。虽然前间谍们的书会受到秘密的守护者的删削，但还是能提供更多的线索。随着时间的推移，从秘密的云雾中就会显现出一幅全景图。“有了外交专家和军事专家的发现，间谍史能够揭开过去60年美国在海外的力量的真相。没有这些发现，我们就生活在无知之中，不知道我们应该知道的东西也是一种罪过。”

特德·沙克利于1953年中央情报局在波兰的活动陷入崩溃的时候就职。他能说流利的波兰语，帮助多名间谍潜入波兰，结果全部遇害，“这项行动人员损失上的成本还是可以被接受的，如果搜集到的情报不是少得那么可怜的话。”他说。接着他开始试着在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招收间谍，“这比把电冰箱卖给爱斯基摩人还难，因为你卖给他们的是叛国罪”。5年后他才收买到一个波兰情报官员。

中央情报局创建的目的是防止珍珠港事件的再次发生，在《否认和欺骗》一书中，梅利莎·波义耳解释了为什么中央情报局没能实现这个目标。超级大国需要情报力量，英国有，俄罗斯有，美国一时兴起，也在1947年组建了一个。但现在那些为中情局效过力的人越发觉得，中情局已经穷途末路了，它将被一个更小、更敏捷的机构取代——曾经在老挝的间谍致电华盛顿时不得不疑惑地问，“总部到底还在不在自己人手中？”。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中情局要操心的只是为迪斯尼创造一个更安全的世界。

美国人说面对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他们确实需要秘密搜集情报，但是这种需要没有中央情报局想让他们相信的那么大。美国的总统国际情报顾问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斯蒂尔开了一个私人情报公司叫“公开的信息搜集”，证实他能通过一些公开的信息源，比CIA的秘密渠道得到更有用的情报，包括卫星照片和军事命令。再者，“谁对伊朗了解得更多，是待在弗吉尼亚州CIA办公室里的官员，还是《纽约时报》驻伊朗记者伊莱恩？一个懂波斯语的国际毕业生更愿意去哪里工作——花旗银行、美联社还是住在弗吉尼亚偏远地区的房子里检查波动描写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