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3.10〜1931.9.18

( 1904年2月，日本联合舰队出航，对以旅顺为基地的沙俄太平洋舰队进行突击 )

击碎东北近代化之梦的日俄战争

2005年3月10日，沈阳城南仙桃机场附近沙河乡。这里是100年前日俄战争的旧战场。

1904年2月8日，日本以“传统”的不宣而战的方式发动日俄战争。次年3月10日，两国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陆上战争就在这里爆发。沙俄由李尼维大将率领的一军团据守沙河正面一线，与日方野津大将率领的日军第四军在附近的烟龙山一带相遇。30万俄军和25万日军血战，双方各伤亡9万和7万人。这次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日俄最大规模的陆地战争，被称为沙河会战。《日俄战记》记载当时两大帝国的会战对这块土地上真正的主人的影响——日俄所到之处，“是物即取，是钱即劫”，“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血肉横飞，产破家倾”。

但是100年后，我们在此打听前往烟龙山旧战场的道路时，连路边放羊农民也说不出所以然。其实就在远处地平线上，烟龙山低矮的山形在宽广的平原上隐约可见。如果不是山上南北两处制高点上的两座石碑，这个有些奇怪的突兀着的土丘几乎引不起任何人的重视。在1911年于山南最先建立的日军纪念碑上，简单的铭文显示不出战争带给中国人的丝毫痛苦:“奉天会战第四军战绩”。似乎是为了显示惺惺相惜的姿态，500多米开外，日军允许俄军在此后建立了自己的东正教十字架形花岗岩纪念碑。在略微残破的碑上，正面刻着这样的俄文碑文:

纪念1904年日俄战争沙河会战中死亡的俄军将士;

献给为沙皇的信仰而英勇为国捐躯的俄罗斯军人们1904〜1905。

在沙俄纪念碑旁，刚从俄罗斯经商回国的沈阳青年收藏家余泓讲述了今天一些俄罗斯人对这段历史的看法:“今年正好是日俄战争100周年，无论是俄罗斯还是日本都通过发行邮票等活动来纪念这场战争。在我跟一些收藏远东和日俄战争藏品的俄罗斯收藏家交往时，发现他们至今认为日俄战争是在帮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反之，日本人至今也是同样的看法。”

( 1905年1月5日，日本第三军司令乃木希典（第二排左二）接受沙俄旅顺要塞司令斯特塞尔（第二排右二）的投降后，双方人员合影。正式结束了整整经历5个月的旅顺战役 )

同行的另一位沈阳著名收藏家詹洪阁向记者展示他收藏的一幅日本在此战后出版的《奉天占领纪念帖》，日本在甲午战争后为报沙俄领导“三国还辽”之仇，力图重新占领中国辽东半岛。“就在1905年3月10日当天下午，日本最终击败俄国，在100年前就第一次占领奉天。”

作为清朝的盛世陪都，奉天当时正向近代城市转化。日俄战争的最终结果，是将经营了200多年的奉天古城彻底摧毁。而日本则在1905年12月迫使清政府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从而取代沙俄，将辽东半岛变为名副其实的日本殖民地。

( 1905年12月底，被日舰掳获的俄国巨型战列舰 )

从“大陆政策”到殖民东北

“奉天大会战”37年后，日本法西斯思想家大川周明在1942年6月24日的《告亚细亚民族书》中，将日俄战争描绘为“复兴亚细亚”的“庄严”“序曲”:“日本以金刚之信，执降魔利剑，给四百年来连续侵略未曾从一人中遭受过百倍之耻辱的白人以最初严厉的一击，从而鼓舞起在白人压迫下各国的希望与勇气，激励起在列强横暴下遭受痛苦的小国的理想和与活力。日本国的名字恰如是枯木回春的生命之液一样，一直使一切被虐待受凌辱之民的灵魂久久不断的热血沸腾。”

( 1905年，日本陆军部队凯旋归国，列队前往靖国神社参拜 )

大川周明的“亚细亚主义”并非无本之源。早在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开始，明治天皇就确定了用武力征服世界的方针。1868年3月，明治天皇睦仁颁布“继承列祖列宗伟业，不问一身艰难辛苦，经营四方，安抚亿兆，冀中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的《御笔信》，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理论基础。

所谓“大陆政策”，正是明治以来日本政府确定以朝鲜、中国为主要侵略目标的扩张政策，其具体内容正如后来的《田中奏折》所言。这份奏折由旅日爱国华侨富商蔡智堪通过日本政坛元老派代表人物宫内大臣牧野仲显帮助，描摹在碳酸纸上带出皇宫，翻译并呈报张学良，最终递交南京政府。尽管日本军政界至今否认这份奏折，但随即将书库官员小下勇以下28人全部免职。

( 1911年，担任奉天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的张作霖一身戎装，威风十足，右边为长子张学良 )

“其实《田中奏折》反映的内容，在日本政要的言论中都有具体体现。”辽宁大学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张学良东北军史研究会副会长胡玉海教授认为，即便没有《田中奏折》，日本从1905年来对中国的侵略也有明显的一贯性:“1919年到1920年协约国干涉苏联革命时就数日本派兵最多。在协约国撤军后，日本反而增兵东北，在控制了南满铁路后进而控制了中东路（北满铁路），并不断利用中日之间的各种争端非法出兵，扩大在东北的势力。日本从日俄战争之后对于中国东北的侵略从来没有停止过。”

选择张作霖做代理人

( 1905年，日俄战争中遭日军占领的敦化城被迫张挂日本国旗 )

“对于日本对中国主权的剥夺和破坏，有一个人在政治上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抵制。”胡玉海说，“这个人就是张作霖。”

日本“东亚同文会”编写的《对华回忆录》一书中，记载了日本人所抱怨的张作霖通过“以夷制夷”的手段，在日俄战争时开始的政治投机。“（张作霖表面上）对日俄会战采取旁观态度，暗中却给亲日派响马团体以相当便利。”该书中还抄录了日本间谍土井市之进少佐关于张作霖的一段日记，显示在日俄奉天大战开战前，“（营官张作霖）对日本军抱有非常的好感，今后愿为日本军效力”。在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中，出身绿林的张作霖在日本的支持下逐渐成为“东北王”，付出的代价是经济上给予日本各种权益。

( 1904年3月，日俄战争爆发，日本第一军由朝鲜镇南浦登陆。图为运兵船将日军送上岸 日本在日俄战争后，为炫耀战绩在奉天中央广场修建的纪念碑。沈阳光复后被拆毁 )

对于张作霖这个日本选择的代理人，日本“满铁”理事木村曾说:“我国在满蒙之特殊地位，虽得自日俄战争，而许多既得权益乃得自张作霖时代。”对于这个代理人的优点，日本帝国的著名“谋士”后藤薪平男爵有一段经典的评价:“（张作霖）在满洲有一种特殊地位，彼非有任何官历，也与中央政府无因缘。张离满洲，则失其地位，故满洲为张之惟一地盘。其心中唯知权势利欲，别无何等经纶。且张以为日本在满洲有绝大势力，知背日本之不利，而顺从日本之有益。若利用此特别地位，具有此思想之张作霖，则满洲之事，生杀由我，不仅一张也。即满洲之事，日本皆可借此势力横行无阻。”

然而张作霖并不满足于只当个东北王。尽管张作霖聘请了大批日本顾问，仅在1928年就达十人以上，但在建于1915年的沈阳大帅府里，一副上书“望重长城”的匾额，透露出张作霖的野心。在帅府西院的浮雕上，“太少英狮吃各果（国）”和“雄狮举掌握环球”图案设计及题款，显示出张作霖入主关内的雄心。这显然不符合日本对于中国分而治之的政策。

胡玉海提示了当时的历史:“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大陆政策是一致的，但手段则有通过军事占领和经济控制两种殊途同归的手段。在试图策划‘满蒙独立’和两次倒张作霖运动后，日本发现张作霖在东北的实力，于是确认了和张作霖的合作。但是张作霖和日本人合作时的矛盾一直存在。”

被淹没的“掠食者”

( 1904年，日俄战争中俄军不利，迫使俄国派出大量增援前往远东战场。图为增援部队出发前夕，由沙皇尼古拉二世亲自主持阅兵仪式 )

位于沈阳柳条湖附近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内，一幅馆藏《满洲农业移民入殖图》，反映的正是日本大规模移民中国东北，试图将中国变为日本殖民地的历史。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作为推行“大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开始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移民中国东北。1906日俄战争后，日本政府明确指示臣民:“满洲为日中两国国民共同生活的地区。”1929年10月，日本驻华公使佐分利贞南在上海日侨俱乐部演说，声言“中国为日本海外发展第一线”。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28年，日本在东北的“居留线”突破20万大关。1929年2月，“满铁”又决定以1000万日元巨资向辽东半岛继续移民。“九一八”日本侵华战争后，日本又系统制订了大规模的移民政策，从1932年10月至1936年7月，向中国东北进行了五次集团性武装移民，并计划从1937年起用20年时间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试图使日本移民占东北总人口的1/10以上，彻底改变中国东北的人口构成。

(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得胜利，归国官兵举行盛大的凯旋仪式。图为明治天皇（左边搭乘马车）在东京校阅日本陆军 )

收藏家詹洪阁向记者出示了他收藏的日军在“九一八”时期拍摄的照片，照片上许多持枪看押中国军民的，正是身着便服的日本在乡军人。胡玉海指出，这种武装（发枪支）移民，使大量日本在乡军人（退伍军人）有计划地集居在东北铁路沿线、边境和农村抗日游击区边缘，平时守卫铁路;这种军事性设施，成为军事后备力量、兵源，镇压东北人民反抗的别动队。“对于日本在主权问题上的逼迫，张作霖经常采用非常规手段予以消解。比如在日本终于获得梦寐以求的商居权和经商权后，张作霖却下令禁止租房给日本人。类似的限制中国人提供日本人服务的法令多达百条。”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杂志的编辑李华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那就是张作霖的移民行动。“张作霖对抗日本人一个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早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通过开发东北，大量从河北，山东，河南和安徽等地吸收关内移民。如果不是中国东北的日本人最终被中国移民所淹没，中国东北的归属问题将会有更大的变数。”对于这一点，曾经在俄罗斯生活工作多年的余泓从另一个方面表示了相同的看法，“相比之下，俄罗斯人在占领中国领土方面做得比较彻底。我去海参崴时，那里已经没有了哪怕一座中国建筑。当时沙俄把那里居住的中国人全部赶走，中国人在那里生活过的遗迹现在已经荡然无存”。

( 1905年，战胜的日军强征中国百姓用牛车运送俄军战俘与伤员 )

抛弃张作霖

1928年4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联兵北伐，奉军节节败退。张作霖因战事吃紧，急调吉林军入关，但日本控制的“满铁”却拒绝运送。日本的政策是，让奉系势力局限在关外，造成中国东北脱离中国的事实以阻止中国统一。与此同时，日本再次借张作霖落难之时，逼迫张作霖在5月13日签署了一直处于搁浅状态、严重侵害中国主权的满蒙五条铁路的合同。

( 设在奉天的日本总领事馆 )

张作霖既不愿意接受日本提出的所有苛刻条件，也不愿意在失败情况下退出东北被日本人操纵。“他没有办法，让张作相签，被张作相推辞了。”胡玉海说，“当时张作霖的铁道部长常荫槐说，宁可不当铁道部长也不能签字，免得被后代骂成是卖国贼。于是张作霖只好自己签。”说到这里，胡玉海讲述了张作霖当时使的一个小小花招:“据说他签了个阅字。”

曾经在1928年前后担任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的林久治郎在谈到中国人的外交能力时说，拥有3000年文化的中国人的思维，是西方人无论如何无法比拟的。日本政府按照既定的“大陆政策”方针，不断向张提出各种所谓“满蒙悬案”问题，步步威逼。屈服于日本实力的张作霖则不断通过回避推托的态度予以拖延对抗。加上张作霖在此时日益接近欧美，让日本逐渐失去对张作霖的“信任”。

( 满洲医科大学旧址 )

1927年6月到7月，在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义一主持的东方会议上，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强调武力解决（张作霖），对此田中首相也表示同意。从而确立了以武力解决为正当的基本方针”。对于两次东方会议，亲自策划暗杀张作霖的河本大作大佐在《我杀死了张作霖》一文中供认当时的决策是:“一定要杀死头目，除此之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办法。只要干掉了张作霖就行。”

1928年6月3日下午4点30分，也就是张作霖准备乘车返回奉天的两个小时之前，日本驻北京公使芳泽谦吉还专程前往中南海，逼迫张作霖在《日张密约》上正式签字，该密约是郭松龄反奉倒张时，日本人逼迫张作霖所订。张作霖在办公室破口大骂日本人总在关键时候掐脖子要好处，“我不能出卖东北，免得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我什么也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想要了。”芳泽在客厅里听得一清二楚，最终未能被张作霖接见。

( 20世纪30年代，伪满时期哈尔滨的圣索非亚教堂，这是远东地区最大的东正教堂 )

如果芳泽谦吉留心到张氏帅府后门内张作霖特意建立的关帝庙，他也许会意识到这次会见将引发双方的彻底决裂。在那个象征着“忠义”精神的关羽像两边有这样的对联:“汉家忠义无双士，千古英雄第一人。”

事与愿违

在张氏帅府罗马风格大青楼前的太湖石假山上，至今保留着张作霖的手迹:“慎行”。

早在穿岛浪速策划的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中，张作霖就成功地逃脱过暴乱者的暗杀。1916年5月27日，张作霖在前往奉天南满站迎接关东都督中村的归途中，遭日本陆军预备少尉三村丰持炸弹袭击，当场死伤卫兵十余人。张作霖逃到奉天图书馆时又有人向他投掷炸弹，但仍未成功。“他虽然没有什么文化，头脑却很机敏，洞察力强。”胡玉海说，“张作霖在北京调停期间，段祺瑞也曾经派人暗杀他。他当时从段祺瑞的眼神中觉察不对，接口上厕所上车直奔天津，从天津返回沈阳。”

( 20世纪30年代的伪满时期，一名俄罗斯妇女在街边买花，前方的药房写着中文、俄文、英文、日文等多种文字，显示了这段时期哈尔滨繁杂的文化面貌 )

岛田俊彦在《满洲事变》中认为，当日本田中内阁无论是对中国的政策还是对张作霖的评估都长期摇摆不定时，日本关东军却已经完全放弃张作霖。胡玉海认为，这正是张作霖最终死亡的原因。“无论如何，张作霖离开北平返回奉天之前，已经和日本签订了铁路合同，日本的经济利益已经有了收获。但这个合同让与政府政见不同的强硬派日本军人认为，一旦铁路动工，日本对东北的经济控制即将形成。按照张作霖的日本顾问所说的，如此一来，日本军人未来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23分，当张作霖乘坐的当年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入侵外逃时乘坐的花车到达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的三洞旱桥时，日本关东军东宫铁男大尉引爆了炸弹。在今天的皇姑屯铁路桥，当年爆炸的痕迹清晰可见:两座花岗岩的桥基有一座被炸毁，至今弥补的水泥痕迹与另一桥基形成对照。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里，当年日本人现场拍摄的爆炸录像成为日本人贼喊捉贼的物证。

“1935年张学良的老部下卢广绩到英国见到曾经抢救过张作霖的施得阁医院创办人、英国人传教士施得阁时，后者告诉他‘张作霖当时就死了’。”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邢安臣说。邢安臣回忆起对卢广绩的采访:“卢广绩说，施得阁描述张作霖被炸后的情景:（张）左肱骨被炸断，血流如注。后来施得阁对大帅府的人说，不要对外说张作霖已死。”

森岛守人在《阴谋、暗杀、军刀》中写道:“本来策划爆炸者的企图，并不只是为了杀害张作霖一个人，而是想趁爆炸列车和张死亡引起社会紊乱之机，立即出兵，进而挑起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然后使用武力彻底解决满蒙问题。”按照预定的计划，河本事先在奉天大和旅馆前集结了足有1个旅团的兵力，事件发生后，再令参谋尾崎大尉紧急集合关东军，同张作霖卫队交战，搅乱局势，再以“维持治安”之名出兵占领沈阳乃至东北。但是，由于不了解河本计划的关东军参谋“在3日夜里解散了那个旅团”，紧急集合命令又被“参谋长斋藤中将严厉地命令阻止”，而奉天省长臧式毅“也阻止了奉天军队的行动”，河本的阴谋才未能得逞。田中内阁的外相冈田启介后来在供词中说:“如果那时能紧急集合的话，大概‘满洲事变’当时就会发生。”

当时曾与张作霖同车的日籍顾问町野武马（在天津提前下车，对暗杀并不知情）在得知张作霖被炸死后，回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给三本写信说:“一切都完了。”对于激进的青年日本军人的极端手段，深谙利用张作霖控制东北的町野武马认为，这些军人的行为破坏了日本的利益。因为“已经信仰了三民主义的张学良，已经不可能建造（张作霖被迫同意的）满蒙五铁路了。唯有张作霖才能压住其部下⋯⋯张作霖的死，的确很可惜”。

张学良的国难家仇

“一切亲日军阀，我们统统抓住，能利用的时候就援助，不能利用的时候，就设法去消灭。”河本大作后来的供词表明，日本军人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完全占领中国东北，然而张作霖之死却加速了中国南北妥协、全国统一的进程。

日本前驻华公使林权助在张作霖死后曾来奉天会见张学良。林权助当时以日本历史中“关原战役”为说明，暗地将张学良比作丰臣秀赖，将杨宇霆比作德川家康，以此鼓励张学良自立。而张作霖时代的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回忆张作霖死后，日本司令官村冈在奉天满铁公署初次会见张学良时的言语，则比林权助更加直接。“当司令官提醒张学良好自珍重，注意有人虎视眈眈、暗怀阴谋（指杨宇霆）企图取而代之时，据说张学良感激得声泪俱下。”

然而一年后，林久治郎从当时担任翻译、此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委的王家桢那里获悉张学良当时内心的实情。当时张学良在会见结束返回时在车上问王家桢:“你能理解我今天为什么落了泪吗？”张学良无限感慨地说，“在不共戴天的仇人面前，我还得俯首致礼，反躬自问，实在太不争气，悲愤之极，不禁泪水奔流了。”

林久治郎在1928年7月16日拜会张学良时，对于当时日本政府最为关心的东北新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对张学良施以高压政策:“国民政府标榜革命外交，主张单方面废除不平等条约，企图以武力收回租界。我国同东三省的关系与中国内陆地区各国关系不同，是极为重要而密切的。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我国在东三省保卫既得权益方针是绝对不能两立的。与南方合作就无异于要同我国对抗！”

日本人看似关切的拉拢，实则试图让张学良放弃张作霖一贯在日本和英美之间相互利用的手段，望其成为彻底的亲日派。然而从小就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张学良，却常以“国难家仇丛集一身”的话来提醒自己，最终决定支持南京新政府，与国民党合作，毅然决定实现国家统一的理想。

1928年12月29日上午7点，奉天城内外的政府机关全部取下北洋政府的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改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同日设立了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张学良接受了国民政府授予的总司令委任状。日本军人为了夺取“满洲”的主导权而炸死张作霖，最终导致政策上的完全失败，并导致田中义一为首的第27届日本内阁垮台。

经济危机下的战争狂热

自1920年起，日本国内连续发生经济危机。此时正值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和中国国内日趋高涨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浪潮。1929年初，东北的国民外交协会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收回大连、旅顺主权，收回南满铁路等四项要求，将反日独立运动推进到一个新高潮。同时日本国内也掀起了反华声浪，如果不是当时中日政府高层的克制，中日战争也许在1929年就爆发了。

“经济危机是加速日本策划‘九一八’的原因之一，但不是本质原因。”邢安臣说，“在当时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中，受到影响的国家远远不止日本一个国家。从根本上来看，日本的大陆政策才是侵略中国的根源所在。”1931年5月29日，在日本侵华军第二师团的一次军官会议上，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发表了《关于满蒙问题》的讲演，他说:“打开我国目前经济困难局面的根本政策，不外乎是向海外发展。”板垣征四郎和被称为日本军界“思想家”的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都认定，1931年是使用武力进攻东北的极好时机，坚决反对日军参谋本部“一年以后行动”的计划。因为同样陷于经济危机的欧美各国正处于无暇东顾的时刻。在石原、板垣等人策划下，关东军司令部制定了《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强调“关东军应有自行决定颠覆张学良政府、占领满蒙之决心”。此后，当年7月的“万宝山事件”和8月的“中村事件”，把武力侵华的战争狂热推向高峰。

1931年7月，驻守京都的日军第16师团第3飞行联队出动飞机，向金泽、福井、富山、松本等地散发了10万份题为《醒来吧，为了国防》的传单，传单中极力鼓吹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并附有注明日本在东北特殊权益情况的地图。“炸死张作霖虽然得手，但是日本的全盘协调却并没有到位。当时日本并没有在舆论上做好准备。但是在‘九一八’之前，‘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都被日本人大肆渲染。”胡玉海说。

在中国方面，当时被张学良聘为东北外交委员会委员的老资格外交家顾维钧发现关东军的变化时曾写信予以提醒，但张学良对此缺乏重视，并没有对东北的兵力部署作相应调整。1931年9月6日张学良自北京致电辽宁省主席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在误判日本人企图的同时，张学良最终严守了国民政府不抵抗的决策。

曾任张学良总部副官的刘余庆之子刘振永回忆起1931年9月18日晚的北平：副司令行营为纪念东北军出兵关内、和平结束中原大战一周年，特地举行招待会，张学良带兵作陪英国武官等人，在前门外中和剧院观看著名京剧表演大师梅兰芳演出的《宇宙锋》。半夜时分，参谋长荣臻来电，告知日军攻击北大营。在日本方面，1931年9月19日凌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也接到关东军电报：“我军正在出动主力，扫荡满铁沿线之中国军。”日本陆相南次郎在手记中写道：“该发生的事情终于来了。”

当时的关东军只有一万多人的兵力，本无力攻占东北全境，于是向政府请求派遣日本驻朝鲜军队增援。在9月19日上午7点于参谋本部召开的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联席会议上，尽管对关东军是否应该增兵增援，但参谋本部《满洲事变机密作战日志》记载：“最后全体对增加兵力达成了一致意见。”显然，派驻朝鲜军队增援关东军乃是日军参谋本部既定计划的一部分，但按惯例，向国外派遣部队，必须先由内阁批准，再由天皇下达命令。然而军国主义的狂热氛围，终于让一切阻碍侵略的可能全然消失。

据说田中义一得知河本大佐谋杀张作霖时，曾长叹“孺子不知父母心”。田中首相起初向昭和天皇报告张作霖谋杀事件“不幸有帝国军人的参与，现正在调查中，一定要对肇事者依法严加惩处”。然而由于日本陆军总部对于河本大佐“无私的爱国行为”的动机的支持，田中义一最终宣布辞职,成为日本历史上惟一一位因天皇的不满而辞职的首相。这种以“爱国”为理由，对军人不法行为的纵容，导致了后来下级狂热军人“下克上”行为的泛滥。驻朝鲜军司令林铣一郎就是在没有向内阁通报的情况下，独断地派出3万多人的军队增援关东军，使得关东军占领整个东北成为可能。

日本陆军中央部的默许和纵容，并不是林铣一郎惟一的靠山。违背军令私自出兵的林铣一郎此后竟在1937年由天皇授权组阁。而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则深受日本天皇赞誉：“卿以寡克众，为此，皇军已威震四海，朕甚佳之。”

尾声

当我们在寒风中驱车前往北大营时，如果不是邢安臣教授指路，想找到这个被无数杂乱建筑淹没的北大营最后一个原始营房遗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座当年奉天城东北约5公里的正方形军营，曾经是东北地区经营多年的惟一军营。在1931年9月18日，那里驻扎着东北军最精锐的部队，王以哲的第7旅。这残存下来的北大营惟一一间历史见证物，如今也已残破不堪。

从1905年到1931年9月18日，无数次日本挑起的冲突都没有“九一八”这次引发了如此巨大的连锁反应。后来曾任日本外相的币原说:“‘九一八事变’是吞下了一颗炸弹。”但对于东北3000万同胞，“九一八”侵略战争开始了东三省14年沦亡和抵抗的历史。■

日本侵略沈阳遗迹地图

日本在侵略中国东北的过程中留下了许多建筑，成为侵略中国的物证。下面是日军侵略沈阳的历史遗迹。一些至今保存完好，一些则仅存于保留的老照片之中。

“九一八”柳条湖爆破地点纪念碑

这个为纪念柳条湖爆破地点的纪念碑被日军称为“‘满洲事变’柳条湖爆破地点纪念碑”。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于沈阳城北郊柳条湖附近自行爆破了一段铁路，反诬为中国军队所为，并制造假现场，将三具穿着中国士兵服装的尸体伪造成被击毙的爆炸铁路“凶手”，从而挑起“九一八”侵略战争。此碑建于1938年，当时位于柳条湖附近，现倒放于沈阳“九一八”纪念馆门前。

原大和旅馆

从1909〜1937年的30年间，日本在东北共建了5座大和旅馆，第一座在大连，其他四座分别在旅顺、长春、哈尔滨和沈阳。1931年10月，日本关东军首脑人物在大和旅馆聚会，密谋成立伪“满洲国”。1932年2月16日，伪满洲国在此发表“建国”宣言。沈阳的大和旅馆位于现沈阳中山广场西南侧，现为辽宁宾馆，该建筑至今保存完好。

奉天神社

日军在占领沈阳后建造日本神社，曾经强迫中国人参拜，作为奴役中国人精神的工具之一。该神社位于沈阳八一剧场附近，为20世纪20年代所建，原址已毁。

奉天会战日军战绩纪念碑

这座花岗石建造的纪念碑位于沈阳苏家屯区魏家楼子附近的烟笼山顶，是日军为纪念1905年3月10日日军在该地击败沙俄军队而建。上书“日军第四军战绩碑”，是日本和沙俄侵略蹂躏中国领土的物证。

日俄战争纪念碑

该纪念碑原来位于沈阳市中山广场中央，碑文上书有“明治三十七年日露战役纪念碑”。该碑在日本投降后被拆除。

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原址

满铁成立于1906年，是日本侵略和掠夺中国东北的重要综合性机构。奉天铁道总局原址位于现沈阳市太原南街，当时为日军关东军第29联队练兵场，日军攻占北大营时所架设的240毫米榴弹炮当年就设在附近。1934年日本在此兴建满洲铁道总局大楼，该建筑至今保存完好，现为沈阳铁路局。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曾作为东北国民党军司令部。

沈阳关东军司令部

该建筑位于沈阳中山广场东侧，日军于1931年占领沈阳后，关东军司令部从旅顺搬迁至沈阳。当时日军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就住在此地。现址为沈阳市总工会。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

该馆旧址位于现沈阳市沈河区北三经街9号，现为沈阳迎宾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始建于1906年，在1907〜1917年间曾经是俄国领事馆。1931年后成为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日本在侵略中国东北时，共在辽阳、铁岭、安东、长春、吉林、延吉、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共设立了3个总领事馆和8个领事馆），成为日本外务省派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外交总办事处。

南满医科大学

南满医科大学旧址位于沈阳中山广场南侧靠东，是1911年由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建立的满洲医科大学，现为中国医科大学所在地。当年日军曾经在南满医科大学进行细菌战试验。

皇姑屯铁路桥

位于沈阳市皇姑屯区，当年日军在此地密谋炸死从北平返回奉天的张作霖。此为3孔铁路桥，桥墩为花岗石，由于日军爆炸导致一桥墩被毁，后用水泥重修，遗迹至今保存完好。

盛京监狱

盛京监狱是清末所建，日本人占领沈阳后曾在此关押并杀害过大批中国人。该监狱后来被拆毁，原址在现在沈阳辽宁精密仪器厂附近。

北陵电影院

北陵电影院位于沈阳皇姑区，1956年6月9日〜7月20日，这里曾作为审判日本战犯的特别军事法庭之一。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第一次在自己领土上，完全由中国人担任审判官、不受任何外来干扰审判外国侵略者战犯。

伪奉天市公署大楼

伪奉天市公署大楼是在1931年9月18日日军占领沈阳后兴建的，沈阳沦陷后土肥原贤二作为第一任伪市长就在这里上任。该建筑至今保存完好，现址为沈阳市人民政府。■

日本侵华“理论”根源之演变

1855年

吉田松阴的“补偿论”

明治维新后日本面临的民族危机，在各方面都屈从于欧美列强，却形成了在“侵略弱小邻国来寻求它屈服于欧美的经济、政治和精神上的补偿”。明治政府成立之前，日本幕府末期的思想家吉田松阴在1855年日本与美国、俄国缔约后，在《狱是帖》中指出，讲和既定，不可背约，而应蓄养国力，“征服易取之朝鲜、满洲和中国，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以满洲和朝鲜之土地补偿之”。这一思想被明治政府奉为最高国策，也奠定了日本在数十年后致力于侵略中国东北乃至全中国的思想根源。

1868年

明治天皇的《大陆政策》和《御笔信》

所谓大陆政策，乃是明治以来，日本政府确定以朝鲜、中国为主要侵略目标的扩张政策，早在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一开始，明治天皇就确定了用武力征服世界的方针。1868年3月，明治天皇睦仁颁布“继承列祖列宗伟业，⋯⋯宣布国威于四方”的《御笔信》，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理论基础。

1869年

木户孝允首倡“征韩论”

1869年1月，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在明治政府伊始便向政府副总裁、大纳言（日本官职名）岩仓具视建议，将朝鲜首先作为兴师问罪的大方向，从而“确定远大之海外目标”。此后西乡盛隆也力主征韩，目的最终是掠取中国、朝鲜，“以立入侵欧亚各国之基”。

1870年

山县有朋建立皇军

日本皇军的创始者是山县有朋。早在1870年，山县有朋自欧洲回国不久，日本政府即公布了《征兵条例》，规定:“人民不分阶级，男子身高5尺以上，年龄在20〜30岁之间，均有服兵役的义务。”1872年，山县有朋制定第一次征兵令，规定了男子在17〜40岁之间，有义务服3年现役，2年后备役(期间定期召训)及2年第二预备役(于紧急时召集)。到甲午战开战前，日本已拥有新式陆军22万人，被称为“皇军”，成为日本侵略他国的主要工具。

1872年

天皇颁布《军人守则》、《军人训诫》和《军人敕谕》

1872年，日本政府颁布《军人守则》，列举军人的七大职责为:效忠、绝对服从、勇敢、善用体力、俭朴、荣誉及尊敬尊长。1878年8月，日本政府颁布了以“忠实、勇敢、服从”为基本精神的《军人训诫》，要求日本军人绝对无条件服从天皇。1882年1月，日本政府又以天皇名义颁布了《军人敕谕》，明确规定日本军人“尽忠节”、“正礼仪”、“尚勇武”、“重信义”、“归俭朴”，其中核心是“尽忠节”和“尚勇武”，对军人精神所应具有的武士德性提升到神圣责任感的高度，即“责任重于泰山，死亡轻于鸿毛”，要求军人必须具备以死效忠于天皇的“崇高”观念。事实上，这种观念一直支配“皇军”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

1890年

山县有朋的“利益线”理论

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上奏《外交政略论》，认为:“国家独立自卫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山县有朋认为，“仅仅防守主权线已经不能够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护利益线，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位。”他在1890年第一次帝国议会上极力宣扬他的“利益线”理论，鼓吹必须大力扩军备战。他的这一理论是日本大陆政策发展的新阶段，直接推动了1894年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最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中日甲午战争。

1912年

川岛浪速实践“满蒙独立”

在逐渐萌芽的“满蒙生命线”理论形成之前，一位日本浪人川岛浪速早已倾注毕生之力开始策划实施“满蒙独立”，以在中国东北地区和中国蒙古东部建立一个受日本控制的傀儡国以对抗俄国。在日本军部的直接策划下，川岛浪速和日本参谋本部间谍多人在1912年策划了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1916年，同样这些人又伙同盘踞在内蒙的中国马贼巴布扎巴以及满清遗老发动了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最后都被张作霖武力挫败。

1925年

松冈洋右确立“满蒙生命线”理论

作为山县有朋“利益线”理论的延续和具体化，曾经在“九一八”前多次担任中国领事的松冈洋右大力鼓吹“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为日本侵华造舆论。1925年，“满铁”理事松冈洋右，就郭松龄倒戈反奉一事给外相的信中就明确提出要把“满蒙”与中国其他领土区别开来。1929年12月，松冈在广岛市召开的太平洋调查会议上说:“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向满洲投入了20亿日元的战费。这笔费用在10年内，本利可达60亿日元，中国偿还这笔钱了吗？”1930年，松冈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后，在议会内外开始散布“满蒙生命线”说，并以此攻击“币原外交”。1931年春，松冈在名为《动荡之满蒙》小册子中写道:“今天满蒙之地位，对我国说来，不仅在国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对国民经济也是不可缺少的。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来看，不仅在我国的国防上，就是在经济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我国要牢固地确保和死守这条生命线，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

日本军部于是发布命令，要求所有记者、讲演者都必须宣传“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必须囊括满洲”;凡是违反这一方针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要严厉取缔和制裁。从此“满蒙生命线”论迅速风靡日本。

1927年

田中内阁策划东方会议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日本越来越感到日益增长的美国势力成为日本对中国“大陆政策”的严重威胁。尤其令日本无法容忍的是，受日本扶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因日本的过分压迫而接近美国，“开始脱离日本的控制”。在这种形势下，田中内阁认为制定新的对华方针和“满蒙政策”，是“刻不容缓的急务”。1927年6月13日，田中急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和驻上海、天津、沈阳等地总领事回国，研究解决“急务”。最后决定召开一次有军事、外交主要头目参加的专门会议，即后来被人称之为“东方会议”。会上详细讨论中国时局，内阁再次做出出兵济南干涉北伐的决定，公然将中国领土分为“中国本土和满蒙”。会议的另一产物就是田中密奏日本天皇的《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这就是著名的《田中奏折》。《田中奏折》包括21项内容，确定了“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战略。学术界至今对《田中奏折》的真伪存疑实属多余:日本后来的侵略过程与《田中奏折》内容惊人地吻合。对此就连当时的日本外相重光葵也说:“其后东亚所发生的事态，以及根据此种事态日本所采取的行动，似乎正好是以田中备忘录为教科书的，因此消除外国对此项文书之疑惑，是很困难的。”

1928年

石原莞尔提出“石原构想”

1928年10月，经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推荐，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石原莞尔被调任关东军参谋。在此前后，他通过一系列文章，提出了他有关侵略中国东北的理论和主张，形成所谓“石原构想”，其要点是:发源于中亚的人类文明分为东西两支，各自发展，两个文明现已形成隔着太平洋相互对峙的局面。对峙发展到一定程度便要通过战争走向统一。“一战”只是欧洲诸民族的决战，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只有下一次世界大战才是人类最后的决战，它将以日美为中心进行。如果准备对美国作战，就要立刻对中国作战。如果要对中国作战，首先必须占领满蒙，这样才能使“日本的繁荣自然得以恢复，失业的有识之士亦可得救”。■

日本侵略中国   东北主要机构及职能

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击败沙俄，成为中国东北的惟一外国势力，并开始进一步独霸中国东北。从1906年开始，日本在东北境内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侵略机构，主要包括关东厅、关东军司令部、日本领事馆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四大机构，开始从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等方面对中国的渗透、控制和侵略。

关东厅

关东厅的设置源于“关东州”的称谓。日俄战争后，日本从沙俄手中攫取了中国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并将辽东半岛划分为大连、旅顺、金州三个行政区，并设官建制。

1905年9月26日，日本颁布《关东总督府勤务令》成立了“关东总督府”，开始在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南部设立总督府，实行军事殖民统治。日本此举全然违背了在日俄战争初期向清朝承诺的“绝不占领大清国土地”的诺言，严重地侵犯了中国主权。

导致中国和世界舆论的谴责，也引起日本内部对于侵略中国策略的意见分歧。1906年，日本政府不得已，决定改“关东总督府”为非战时军事组织，并于同年8月公布《关东都督府管制》，成立“关东都督府”，结束了“军政统治”。1919年4月12日，成立关东厅取代“关东都督府”，开始了所谓“军民分治”。日本通过从“关东总督府”到关东厅的设置，完全剥夺了中国在辽东半岛的行政和司法权，将辽东半岛变成日本实际上的殖民地。

关东军

日俄战争后，日本从沙俄手中攫取在辽东半岛租借地和“南满洲铁路”附属地的驻兵权，开始据此向中国东北派驻军队，于1907年正式成立“满洲独立守备队”，及“满铁守备队”。并另派一个师团（相当于师）驻扎在中国东北南部，并在辽阳设立司令部，受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管辖，其职能为“担任关东州之防备”及“南满铁路线路之保护事宜”。并被授予“必要时的使用兵力”以及“事情紧迫时”，“得以兵力便宜处置前项事宜”的权力。

1919年4月，日本正式组建关东军司令部，司令部设在旅顺（1931年后移驻长春）。规定关东军司令官由现役陆军大将或中将充任，直隶天皇。其职责是统帅住在关东州及南满的日本陆军部队，守卫关东州及保护南满铁路沿线。

关东军受日本军部统辖，但由于长期驻扎中国东北，颇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独立性。历届关东军首脑和骨干，如本庄繁、板垣征四郎、河本大作、花谷正、石原莞尔等人都是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和侵华分子。“九一八”前的“皇姑屯事件”、“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都是由关东军独立策划并实施的。许多战争罪犯，例如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都在这个罪恶集团任过要职;许多少壮军官，都以在这支部队服过役作为晋升的台阶。

领事馆

日俄战争后，为了管辖和处理有关外交事务和保护日本人的利益，1906年6月1日，日本政府正式设立了奉天总领事馆，负责处理日本在东北地区的全部外交事务，陆续在辽阳、铁岭、安东、长春、吉林、延吉、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设立了3个总领事和8个领事馆。奉天总领事馆名义上是一个地方性外交机构，实际上是日本外务省派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外交总办事处，是日本在东北建立的又一套殖民侵略机构。领事馆不仅拥有领事裁判权，还拥有设警权。一般领事馆均设有警察署，警察署下又设有“出张所”、“驻地所”等基层机构。

驻奉天总领事馆同关东厅、关东军、满铁等侵略机构之间，在推行日本政府的“大陆政策”和“满洲经营”方针，实行独霸东北的目标方面，不存在任何原则分歧。但对于实施的手段、策略和时机的选择上，因不一致而产生一些矛盾，同时，为争权夺势，各不相让而明争暗斗。

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

日俄战争期间，担任日本满洲军参谋长的儿玉源太郎草拟了一个《满洲经营策概论》的文件，鼓吹“战后经营满洲之惟一要诀在于阳借经营铁路之假面具，阴行百般措施之实”。即以经营铁路为手段，加紧对东北的侵略活动。1906年6月7日，明治天皇颁布“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即“满铁”公司）的第142号令，规定“满铁”负责经营东北地区的铁路运输业，总裁、副总裁由政府任命，天皇裁可。11月26日满铁召开成立大会，第二年4月1日正式营业。

满铁的总公司先设东京，后迁往大连。为了同关东都督府在侵华活动上步调一致，由满铁总裁兼任关东都督府顾问，关东都督府的明证长官兼满铁副总裁。满铁公司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曾说过:“当初设立南满铁路股份公司，推荐鄙人为总裁，盖出于不把满铁看成一个经营的铁路事业，而欲使之成为帝国殖民政策或我帝国发展的先锋队。”满铁理事兼调查部长岗村参太郎曾说，满铁“在经营之外，必须经常注意国运之发展和国权之扩张”。

满铁绝不仅仅只是一个铁路经营机构，它是在“代替政府经营南满洲”方针的指导下，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情报等方面推行日本“帝国殖民政策”的重要综合性侵华机构。其职能除了经济掠夺外还主要包括:

政治侵华:日俄战争后，“满铁”从俄国人手中接收南满铁路附属地时，面积共为148.7平方公里，经过不断扩张，至1931年扩张到482.9平方公里，中国在铁路附属地内的一切主权被剥夺。日本在铁路附属地内建立一整套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体系和司法制度之外的殖民制度，成为实际上的殖民地。

间谍活动:满铁为给日本决策机关的侵华政策和行动提供“科学的依据”，于1907年3月成立了“满铁调查部”，从事搜集情报，进行间谍活动。不久，又设立了“东亚经济调查局”、“满洲史地调查部”、“地质调查部”等机构，同“满铁调查部”密切配合，分工合作，有效地进行“国策调查”。在“九一八”后日本侵华战争中，“满铁”21000余名日本社员中有15800余人因“战功”而获得军方的奖赏。■ 九·一八事变中国近代史东北历史日俄战争九一八甲午战争关东军西安事变张作霖日本中国张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