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对话杨振宁：不谈诺贝尔的21世纪计算

（文 / 尚进）

杨振宁  

每年10月初国人总会想起杨振宁，因为每年这个时候诺贝尔奖都会颁给诸多人士，而杨振宁就是一个获得过诺贝尔奖的华人。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特殊身份，82岁高龄的杨先生成为一代代年轻学人的思想导师。11月8日，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组织的“21世纪的计算：计算与社会”研讨会上，杨振宁作了题为《近代计算机之渊源》的讲演，记者为此采访了杨振宁先生，让我们看到了他非物理学术的一面，同时他以自己的学术背景讲述了自己眼中的过去和未来。

三联生活周刊：您在21世纪计算的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近代计算机之渊源的话题，请您具体解释一下在您眼中的起源在何处。

杨振宁：在我看来人类社会进化到今日的高度信息文明，很大程度上与过去若干世纪的在三个知识领域发生的飞速进步有关。牛顿在大多数人眼中已经变为一个科学者的符号，但是他对今日最大的影响并不是引力的发现，而是让尚未开化的大脑认识到自然界有确切的规律。数学和物理学曾经不断有紧张的状态，傅立叶试图用数学的方法为自然界的现象提供功率，哲学家们则应该认识科学惟一的目标就是为促进人类勇气的理性，数字方面任何的问题，对于整个世界系统的价值都一样多，因此抽象价值在今天仍是存在的。

此后机械学从帕勒克开始，爱因斯坦接下来了，讲了量子的概念，再接下来是博哈。当时有两个阵营，一个是讲矩阵，另一个是量子数学，在我看来矩阵是存在的，是最愚笨的数学字眼，关键的变革并不是实证主义而是相反，实证主义和数学的组合可以说让世界的一切迎刃而解，这是一种信念，必须有数学的语言，这实际上就像一个宗教，信这种宗教可以挣很多的钱，而且是我们成功的基础。这也是我认为的科学和思想上的殊途同归。

三联生活周刊：请您回想一下在您获得诺贝尔奖的年代，如果有现在计算机这样的工具，那么是否会改变历史？

杨振宁：我一生所致力的研究工作中实际跟计算机的直接关系很少，计算机只不过加速了历史的速度，所以如果没有计算工具的发明，我仍会做我的工作。不过我倒是曾经有机会改变计算机的历史，1954年我在IBM大楼中借用最古老的计算机演算概念，当时我自己写了两千行的数学写作，实际上那可以说是我创造的最初的计算机语言。后来IBM有人发明了实用化的编程机器语言，我心里很后悔，因为我距离革命性发展曾经很近。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作为一位物理专长的学者，您认为摩尔定律还能持续多久？

杨振宁：摩尔定律是一项定义物理技术与影响计算时代速度关系的标准，18个月提升一倍的晶体管数量，这样的规律也许还可以持续若干年。关键需要思考的是当物理尺寸达到极小的时候，如何能延续信息文明发展速度的正常运转。这需要新一代的物理学家和计算科学家回到最基础的底层技术，从新材料角度思考。

三联生活周刊：您曾经谈过今日信息时代的文明史是从物理和数学的碰撞中产生的，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似乎对计算机的热情远高于物理学，您如何看？

杨振宁：我不觉得是遗憾，尽管我是个物理学者，这十几年涌现的年轻人对于搞计算机产生特别兴趣，这无疑应合了信息时代的开端。就如同19世纪的年轻人喜欢搬弄扳手螺丝一样。不过变成计算机迷就有点可怕了，因为对于单一学科的迷恋，往往把个人的注意力转移了，这也许对个人人生的成长不是最有利的事情。对计算机的兴趣也许可以变为对编程数学的钟爱，而数学与物理又是兄弟的关系。我想计算机不仅是个有用处的工具，还是一个时代性的玩具。一个有意思的玩具对于一个小孩有好处，也可能有坏处。

11月8日，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组织的“21世纪的计算：计算与社会”研讨会上，杨振宁作了题为《近代计算机之渊源》的讲演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感觉到每年的21世纪计算论坛都发生一些变化，人们越来越对能快速产生效益的研究有兴趣，而对于基础学科和自然问题的兴趣似乎淡漠了，您作为一位广受尊重的老学者如何看？

杨振宁：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21世纪的人类世界对于将来人类面临的问题要把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放到污染的问题，或者能源的危机上面去，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当务之急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之下对于社会，人类的理科自然会发生相应的反应。千千万万的年轻人顺应社会的发展，去干符合潮流的事情，这是必然的现象，这从国家的角度来讲也是好事情，可是大家知道在这千千万万的年轻人里头总会有一些人不想做这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陈景润，你怎么去逼他都不会去做的。要知道中国有上亿的年轻人，注定有人有来做少数派的技术研究。